论陈庆年的编辑思想及实践*

时间：2024-09-03

文/杨翔宇

陈庆年(1863-1929)，字善余，号石城乡人，晚年自号横山，人称横山先生，近代著名编辑出版家。陈庆年曾长期在张之洞、端方幕府任职，先后任湖北译书局总纂、江苏通志局帮总纂及江楚编译局坐办等职。在两湖和江南任职期间,陈庆年编辑整理了大量史学、时政著述及乡土文献。陈庆年有着丰富的编辑思想与出版理念，迄今为止，学界对其编辑思想方面的研究仍付之阙如。

一、通今致用的编辑旨趣

陈庆年生活的年代，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经学已渐次退出历史舞台，“通今致用”的观念也日益销声匿迹。但传统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学以致用的理念不但没有被湮没，反而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势下愈加强烈。此时的经世思想强调“通今观念”，突出“以史致用”，[1]因此陈庆年提出“通今致用，史学所急”[2]的编辑理念。陈庆年认为，编辑家应博古通今，史学应担当起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史书的编辑应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统治。按照这一编辑理念，陈庆年编纂了诸多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史学著述，陈庆年根据所存两淮盐志档案编纂而成的《两淮盐法志》即是其编辑理念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煮海煎盐，明清以来一直为官府所垄断，盐税成为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而两淮盐区作为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区，其行销地区多达五省。鉴于此，定期修订《盐志》、总结政策成败及利弊得失，便成为清政府理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应王鼎丞观察之聘，陈庆年馆金陵，理董两淮盐志档案。此次重修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开局起，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二月全书告竣，阅时三载之久。所依据的资料，据统计，“盐政钞存之案至二三百束，各场开呈之折、直省檄调之卷又不下数十册。循文寻览，如入幽谷，谬葛纷纭，懵无所择。”[3]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陈庆年凭借其扎实的编辑功底“鳃理二载，切磋互发”，最后终于“开设户牖，始得扃途。振豁群疑，伦族毕纪”，[4]最终成书一百六十卷。在此基础上，为了有一个便于查询、简明扼要的纲要，陈庆年又撰写《两淮盐法撰要》二卷十八章。《两淮法盐志》的编纂充分显示了陈庆年扎实的编辑功底及对理财的卓知灼见，同时也实践了其以史经世、通今致用的编辑理念。

近代以降，内忧外患，国势日蹙，张之洞等洋务派首领力推“富国强兵”之计。为此，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专节论述兵学，还进一步整顿书院，提出增设兵法课程，讲授中外兵史。作为张之洞幕僚，时陈庆年在两湖书院讲授史学，“广雅尚书师以庆年曾撰乡邦古今兵事为《京口兵事通纪》，于兵史粗有所涉，史略一学遂令承乏。”[5]在“求其洞悉一时局势，言之关今日鉴戒者，尚无其书”[6]之情势下，陈庆年怀着迫切的救世之志，依据其授课讲义及相关资料愤而编纂《兵法史略学》一书。在该书中，陈庆年通今致用之编辑旨趣溢于言表，他要通过是书的编纂以期达到“识古义，考近事，周知中外，然后不为坐而待死之计，以自愚误国。”[7]《兵法史略学》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主要论述春秋时局及战势兵事，间或贯串己意，论列中外近事，以见世变。它开拓了中国兵法史研究的新领域，充满了御侮图强的经世色彩。该书“于春秋大势挥发无遗，有参会时局以惩毖得失。论者谓其有无穷血泪，为多年来唯一救世之书”[8]。《兵法史略学》作于1899年，1900年复经修订，厘为二卷，由两湖书院正学堂刊行，此后翻印不绝，好评如潮。张之洞赞曰“古来兵家尚未有此书，今日书院则必无此师”。1920年重刻时，吉林徐鼐霖在重刊《兵法史略学》的《叙》中说：“陈子庆年所著《兵法史略学》，……凡类举古事，即所以针砭今事。援据详实，条理昭晰，于春秋行事奥旨既多所发明，究其旨趣所归，则务在提撕国人，俾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宏毅致远，不致终受强者劫持，以至忽焉以亡，傥亦针膏肓、起废疾之意也欤？”[9]

二、文约事丰的编辑原则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如何挽时局于未倾？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认为，必须坚持“中体西用”，且“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如何“通中学”？张之洞认为，“宜治要而约取”，[10]因此在《劝学篇》中专设《守约》一节予以论述。在是篇中，张详说了经书的编辑体例。对于史书如何编辑，张“仅归崖略”。因史书“编辑义例无所据依”，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陈庆年认为，“治史之要，莫要于节”，因为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故他提出“刊繁文以守约，扫群碎以治要”[11]的史书编辑原则。陈庆年重申：“此非一人之私言也，汉志言之矣，曰：古之学者，玩经文，存大体，三十而五经立，用日少而蓄德多。汉儒欲救治经之弊，非玩经文，存大体，不能使其学之立。”[12]于是陈庆年将经学“存大体”之方法移用以编辑史书，就五代史“去浮存要”，成《五代史略》。陈庆年强调此处所谓略者，“乃要略，非简略也。”[13]在此基础上，陈庆年又提出编辑史书之八条准则，主张“雅达广揽，具见有识”[14]，得到张之洞的认可，为编写教科书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

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新式学堂课程教学变革的需要，及时提供学校迫切需要的“简而赅，博而要”历史教科书，陈庆年通过改编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匡其乖误，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材以供学生使用。在是书《序》中，陈庆年陈述了编辑历史教科书的标准并阐述原因：“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科，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夫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汉志言治经之弊也。而自来治史之弊，故类于是。为此学者以是之故往往其业不就。”[15]陈庆年强调，作为教科书的史书，仅仅“文约事丰”是不行的，还必须自成体系，“夫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夫所贵乎史者，岂第以其文之约哉，殊远近，别同异，日日而次之，月月而续之，弥历岁时，而不知其所会此，如聚沙然。吾手虽勤，不可得而抟也。”[16]同时陈庆年还指出，历史教科书应当做到“历史全”和“知识全”，并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17]陈庆年提出的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辑原则被后世教材编写者奉为圭臬，至今仍可借鉴。

《吴勤惠公年谱》两卷也是按照这一编辑原则编写的，陈庆年自谓关于吴勤惠公“旧稿丛集至十余册，丹墨凌杂，猝难就理”，通过屡写净本，最终“刊去芜累，辟榛瀹源，端绪乃出”，然后“商榷义例，定为斯篇”。该年谱“文省事存，取则曩轨”，[18]既保存了重要史实，又简明扼要，不失为谱牒学中之佼佼者。

三、以小见大的编辑思路

作为一个爱国的编辑家，陈庆年认为，爱国首先要爱乡,编辑出版乡土历史地理文献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从而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怀，进而对国家产生深厚的感情。他说：“爱国之理，必先由于知国；知国之源，必先基于知乡。……以仁爱乡土之思想而仁爱一县，以渐被于全国。”[19]而目前乡土历史教学的形势却并不乐观，正如陈庆年所言：“今之教舆地者，于殊域之山川，列强之局势，移译指画，齗齗而未有已。……独至于州县一方之地形，校舍附近之情状，胫腓之所能周，耳目之所能察者，教员无其法，教科无其书。”[20]为了摆脱“教科无其书”的状况，陈庆年编辑了大量乡土文献。为更好开展乡土学编辑工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庆年致书丹徒县令宗加弥，就县立学堂将裁撤测量经费一事据理力争，再次阐述乡土学之重要性：“查奏定学堂章程载明小学堂课程应先授以本处乡土地理、乡土历史，其事经东西教育名家推证，其义毫无可易。”[21]充分表达了陈庆年对乡土文献编辑工作的挚爱之情。

陈庆年之所以在编辑出版乡土文献方面有所作为,受其父陈子贞(号月如居士) 影响颇深。陈子贞曾于清光绪年间抄集乡邦旧闻，编成《京口掌故丛编》一书，后由同乡人陶氏刊行问世。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身处动荡年代,陈子贞深感对于乡邦轶事记载较少。当得知钱塘丁氏所刻《武林掌故丛编》，不仅记载家乡掌故甚详,而且刊有武林往哲遗著，总数达六十余种。对此子贞艳羡不已。于是嘱托陈庆年搜集家乡文献,“今此方文献无人收拾，诚恐日就湮沦，汝他日必思有以成之。”[22]庆年谨志之不敢忘。此时浙江丁氏嘉惠堂藏书已经载归江南，端方聘陈庆年担任图书馆坐办一职。在此期间,陈庆年搜集了大量乡土文献,“遇吾邑先哲遗书必为钞存，兼掇遗忘，渐更鸠聚，校写不为疲也。”[23]此后数年，陈庆年节衣缩食，尽力此事，不断编辑出版乡土文献。“至甲寅、乙卯间，吾邑名人撰述，自唐暨明，有板于吾草堂者，每朝遂各得数种。”“编目既终遂以横山草堂丛书名之，从先君子之志也。”[24]陈庆年编辑的《横山草堂丛书》，收录了十三种单行著作，有“唐人的诗集、宋人的辞令、元人的笔记、明时的地志、清时的史志”[25]等多方面的题材。每种书前后，均有陈庆年的自序和跋，说明“刊刻原因、底本来源、版本价值以及著者的生平简传”，[26]是一部重要的乡土文献丛书。除此之外,陈庆年编纂的丛书还有《横山保石犊存》《戴叔伦诗集》《江怜阁全集》等。

四、精益求精的编辑风格

陈庆年十分重视编辑时的校勘工作，由于长期在通志局、编译局和图书馆任职，陈庆年有着丰富的编译和校勘经验。同时他也深知版本对于读书人的重要性，因此十分重视编辑时的校勘工作。近代著名学者唐文治谓其“平生著书校籍都凡千余卷，至不可胜纪。”[27]陈庆年校书，初重经类，“为学大旨，不分汉宋门户，笃守孔门博义约礼家法，于诸经中三礼春秋尤精，兼复旁搜远绍补漏匡出，必要实事求是，折衷至当而后己”。[28]陈庆年曾校勘补注柳兴恩《谷梁传》等经学著作，后又撰《补三国儒林传》四卷、《汉律逸文疏证》四卷、《司马法校注》一卷。晚年庆年校勘最多的是地方乡土文献，自杭州八千卷楼藏书归金陵后，他日夜披览不倦，内容涉及经史、诗词、方志、文集等多个方面。

陈庆年精通校勘学的各种方法，对宋元镇江二志（指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的编辑校勘尤为精湛。旧本宋元二镇江志从《永乐大典》辑出，清道光年间，乡贤包景维刊刻是书时，仪征刘文淇及其子刘毓松为之详校，于“二书彼此互淆者悉加厘正，并以改易之，故著其说于校勘记中，其用力可谓勤矣。”[29]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陈庆年为端方编《列国政要》一书于焦山松廖阁，发现《嘉定镇江志》存本藏于其中，“欲为雕播”。在雕版之前，陈庆年并不满意刘氏父子之校勘，对二志又进行了严格的编辑重校，从而考证出不少刘氏父子校勘之误，“如宋志原无金山事实,此或传抄时所得本,适有缺叶之故,只可听其阙如。刘氏乃从元志卷七内,移入三叶有余,谓元志于此云高宗皇帝幸建康,孝宗以元子扈从云,陈侍郎赞圣制诗,皆系宋人口气,元人断不应作此言。”[30]在“反复雠勘，稽撰其异同”的基础上，编成《嘉定志校勘记》一卷。

陈庆年校书，注重考证、辨伪、订谬，追求实事求是，如对南宋《京口耆旧传》一书著者的校勘即为一例。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和焦竑《国史经籍志》均载有《京口耆旧传》一书书名，却没有著撰人名氏。而邵经邦《宏简录·张纲传》却称张纲著有该书。陈庆年并未因邵氏一家之言就匆匆定论，后又据《永乐大典》辑出本仔细详考，复考《嘉定镇江志·纪事》及其它有关人物墓志铭、传记及文集序跋，最后发现“邵氏所述，盖由于纂事不审，遂掇为巨谬耳”[31]。而《京口耆旧传》真正的著者应为金坛学者刘宰，从而解决了京口人文逸事长期以来存在的一大疑案。

总之，解读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实。在当今学风浮躁，编辑出版业日益市场化的今天，陈庆年的编辑思想及理念对于当前的编辑出版业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刘俐娜.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11][12][13][19][20][21][22][23][24][29][30][31]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M].1924年横山草堂刻本.

[3][4]陈庆年.两淮盐法撰要·叙[M].1904年扬州益智社铅印本.

[5]张之洞.劝学篇·外篇[M].1898年两湖书院刊本，第37页.

[6]缪荃孙等.艺风堂友朋书札（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63.

[7]陈庆年.兵法史略学 [M].1999年两湖书院刻本.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

[9]徐鼐霖.（重刊）兵法史略学·叙[M].1920年铅印本.

[10]张之洞.劝学篇·序[M].1898年两湖书院刊本.

[14]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23）[M].北京：中华书局，1963：595.

[15][16][17]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