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冯老的出版缘

□文│阎晓宏

（作者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

冯其庸老（以下简称“冯老”）是当代著名大学者、红学家。我与冯老却是因出版而结缘。

2003年春天，原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司在中宣部出版局、财政部科教文卫司指导与支持下，在中旅大厦召开了《中华大典》出版工程论证会，邀请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冯老也应邀参加了此次论证会。

在论证会的茶歇期间，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专门嘱咐我，他说：“晓宏，冯老的一本书在出版上有点儿麻烦，你帮助协调一下。”

我尚不知是什么麻烦，赶紧安排出时间，在论证会期间约见到冯老，见面一谈，方知事情的原由：冯老的一部作品交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在个别文字编辑加工上，与责任编辑意见不一致，冯老与责编电话谈了几次，谈不拢，后来方知冯老遇到的这位责任编辑也是很固执的。

冯老面善慈祥，目光深邃，一头银发，但谈及所涉及文字修改之事，冯老有些微忿，认为有些修改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考虑到冯老很重视此事，我专门请时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王晓明方便时来京，与冯其庸老直接沟通一下。

王晓明社长很快就专程来京，我们俩商量，考虑到冯老住在通州张家湾，80岁高龄了，不方便请他来市内，我们去拜访他，然后顺便在张家湾附近，请冯老和夫人夏菉涓老师一同吃个便饭，电话征得了冯老同意。

我和王晓明社长如约赶到通州张家湾冯老家中。事情很简单，作者和责任编辑在文字处理意见不一致时，应遵从作者意见。因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对作品不仅享有财产权、署名权，还享有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性权。当然，文字内容存有法律禁止的、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的情况例外。冯老与责任编辑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属于前一种情况，应当遵从作者的意见。王晓明社长讲清楚了意见，表明了出版社的态度，冯老如释重负，很轻松，很高兴，这时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冯老说：“中午我请你们吃饭。”

我跟冯老说：“我们俩在来的路上，车被撞了，现在要去修车，只能改日另约您了。”冯老和夏老师送我们出门一看，一辆崭新的帕萨特轿车的尾部被撞扁了。

这一撞，到冯老去世十几年间，因出版与冯老结缘，真是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衷情。

大概是本世纪初，冯老的又一本书《通假字汇释》遇到了一点麻烦（此书共两位作者，除了冯老，还有一位邓安生先生）。一天，冯老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件事情要向我请教，问我有没有时间，方便不方便，我忙说有时间，您不着急，慢慢说。冯老操着浓浓的无锡口音，把事情的原委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我很快就听清楚了，情况不复杂，与冯老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部书的情况非常类似，也是与责任编辑在文字内容修改上存在纠纷，这是中央部委所属出版社。最终，冯老决定放弃了在这家出版社出版《通假字汇释》，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专门安排了一位资深的编辑部主任马辛民负责与冯老沟通，商谈有关编辑加工事宜。后来，我了解到，这部书200多万字出版后很受读者喜爱，读者群虽小，但属于常销书，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好，最关键的是作者与出版社双方沟通融洽，合作愉快，都很满意。

经过《通假字汇释》这部著作和前面提到的书稿的出版，我对冯老有了较深的了解。

我从事出版管理工作多年，协调过的书稿也很多，但类似冯老这两部书的情况却很少见，既不是出版社不愿意出版，也不是稿费以及书的印制发行等原因。这两部著作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书稿文字内容的修改，作者与责任编辑看法不一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作者是作品的主体，是作品的权利人，作者对作品享有发表或者不发表、出版或者不出版的权利，还享有对作品修改或者不修改的权利和保护作品完整性的权利，当然，法律法规有禁载内容或者作品文字存在错谬的除外。

据我了解，冯老的这两部书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书稿怎样修改，责任编辑提出意见，应与作者商量，但最终应该由作者来决定改还是不改，在作品修改问题上，责任编辑不应凌驾于作者之上。

一般而言，责任编辑的工作与作者是同向而行的，都是为了书稿的质量更好更高，只要责任编辑意见提得对、提得好，作者不仅欣然同意，而且会十分感激，甚至会结为挚友，这样的例子很多。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责任编辑是学者、出版家周振甫先生，钱钟书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因这部巨著的编辑出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文坛和出版界的一段佳话。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有关回忆文章中说：“在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怀着敬仰的心情，我陆续整理了数万言周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还有钱先生写满纸边空白的批注，仿佛在耹听二位智者的对谈。”

2004年冯老的又一力作《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出版问世，这部书出了3个版本，都很受欢迎。一个是2003年在我国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版，5册盒装；一个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陆精装版，上中下3册，印了好几万套；还有一个是西泠印社与华宝斋联合出版的宣纸竖排线装本，两函16册。当时，我已调任国家版权局工作，我们买了几套线装本《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请冯老用毛笔签名。冯老一边签名，一边听我讲这两套书的市场销售情况（当时，我还分工负责印刷与发行工作）。听说这两套书发行得好，冯老很开心，突然间他问我一句：“我的这本书给温家宝总理送一套不知合不合适”，我回答说那当然好了。之后，我给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三局局长张崇和通电话，问他可不可以代为呈送，张崇和局长当即说没问题。与张崇和局长通完电话，我直接去了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石宗源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这个事，石宗源署长想了一下，他对我说：“这个事不用麻烦崇和同志了，我转就行。”事后，我琢磨，宗源同志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由他转呈才是最恰当的方式。

时间不长，有一天刚上班，石宗源署长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递给我一封落款国务院办公厅的信函，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新闻出版总署转冯其庸先生，落款是温家宝总理亲笔签名。石宗源署长笑着对我说：“这封总理签名的信差点被咱们机要的同志退回去了，办公厅机要的同志说，新闻出版总署没有叫冯其庸的。”我曾在未升格前的原新闻出版署办公室当过主任，对石宗源署长的风格有些了解，他很幽默，并非真的是被机要的同志退回去了，他调节工作气氛时常会开个玩笑。这个是小插曲。当时，他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两位外省新闻出版局的负责同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石宗源署长收起笑容对我说：“晓宏，今天你要亲自跑一趟，把这封信送到冯老手里。”当天上午，我把温家宝总理给冯老的信送到冯老手中，冯老当时就拆开信封，站在屋里，拿着温家宝总理亲笔信来回看了好几遍。后来，冯老夫人夏老师笑着对我说：“你送信的那天他正发着烧呢，看了信，精神好多了。”

2012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瓜饭楼丛稿》（以下简称《丛稿》）堪称出版的又一佳话。

这套35卷的巨著的出版，冯老视其为一生的学术总结。冯老生前曾多次与我谈及这套书编辑出版的想法，他对我说：“晓宏同志，这套书出来了，我就真正的轻松了。”冯老是名家大家，想出版冯老《丛稿》的出版社不止一家，但是由于这套书规模大、特别是《丛稿》内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多，编辑工作复杂、难度也很大。冯老鉴于他曾经在出版作品中遇到的问题，在选择出版社上颇费思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定不下来。有一次，又和冯老聊到《丛稿》出版事宜，冯老提到了他熟悉的两家出版机构，我也尝试着问，“冯老，您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家地方出版社呢？”冯老不置可否，没有回应我的话。

恰好第二天上班，青岛出版集团的董事长孟鸣飞来访，他谈到了集团的上市计划，还特别谈到青岛出版社在出版高品质图书方面的成就和想法，我不经意地提及冯老这套文集的出版一事，孟鸣飞董事长当时就说：“冯老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大家，他的著作多、影响大，出冯老的书可遇不可求，您能不能给我们牵个线，我们一定与冯老合作好，出版好这套书。”

我心中没底，因为冯老与我提及的两家出版社名气都很大。我跟孟鸣飞说：“我只能帮你引见一下冯老，出版冯老《瓜饭楼丛稿》的事你自己去谈。”我和孟总开玩笑：“看看缘分吧。”

没想到，冯老与孟鸣飞谈得很投缘，竟是一拍即合。很快，由冯老提名，组成了《瓜饭楼丛稿》编纂委员会，以确保文集的内容质量，青岛出版社将《丛稿》列入重大出版工程，调集了最好的编辑骨干，在长达四五年《丛稿》编辑出版过程中，冯老曾三次专程前往青岛，同时还邀请了傅璇琮等专家学者，与项目编辑人员一起讨论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因冯老年事已高，青岛出版社的同志便多次穿梭于青岛和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冯老家中。在我印象中，孟鸣飞董事长、刘咏副社长以及青岛出版社其他领导、有关编辑、印制发行人员专程到通州张家湾冯老家中研究讨论就不下几十次，除了《丛稿》内容文字的勘正，还包括版式设计、印装工艺等等。我一同参加的也不下七八次。

2012年，这套凝结着冯老毕生心血和成果的大型文集《瓜饭楼丛稿》终于出版发行了。冯老对《丛稿》的出版非常满意，冯老生前曾几次与我谈及此事，对孟鸣飞等社领导以及编辑、印刷、发行人员评价甚高，他说：“这家出版社选对了，现在这样负责任、扎实细致而又善待作者的不多见了。”而孟鸣飞董事长事后跟我谈及此事，他说：“我们向冯老承诺了的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办好，出版冯老这套《瓜饭楼丛稿》，对我们的编辑队伍也是一个锻炼和提高。”

这套《丛稿》的出版也促成了冯老和青岛出版社的深厚情谊。2017年1月，冯老去世以后，孟鸣飞以及出版社的许多同志不仅专程来京参加冯老的追悼会，参加有关的缅怀活动，还不时地到通州张家湾看望冯老夫人夏菉涓老师。孟鸣飞董事长以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与冯老在《瓜饭楼丛稿》出版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亦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我深知青岛出版社在《丛稿》出版前后所付出的辛劳，也曾和孟鸣飞董事长建议，很希望《丛稿》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直接参与者能把这些故事的细节写出来，既有教育与启示意义，也能为出版史增添一段佳话。

冯老是学术大家，他待人十分宽厚，与人为善，从善如流。但是在治学方面，冯老极为严谨，往往为一个史实甚至于一个字，他会用极大的精力去考证，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在没有确凿史料基础上，他不愿去做推论。冯老在总结他的学术生涯时说：“我曾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查实了玄奘取经回归入境的明铁盖山口和经公主堡到达塔什库尔干石头城的瓦罕古道。之后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前后20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见《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自序）》]

冯老的严谨认真是闻名的。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去张家湾冯老家中，见他正拿着笔在一本书上旁注，见我进屋，冯老抬头看着我，生气地说：“现在实在是太不负责了，有一页上竟然有三个错字，这里很多都是常识性的错误。”我接过书一看，这本书不厚，大概10来万字，书中有多处冯老的批注勘正。我当即说，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再一看署名，这本书不是冯老的作品。我提出由我转给出版社修订纠正，但冯老却没有同意。熟知冯老的人都知道冯老一是待人极为宽厚，他的书斋名便是“宽堂”二字；二是大是大非从不含糊，对学术错谬嫉恶如仇。这件事让我感受到社会上与学术界对冯其庸老的评价是多么贴切。

冯老的严谨不光是对别人，对他自己更是近乎苛刻的严。有一次，我去冯老家，问夏老师，冯老最近又在忙什么呢？夏老师说，文化部周和平请他到文津街（原北京图书馆）讲一次红楼梦，他正忙着写讲稿呢。冯老是公认的红学大家，他给人讲一次红楼梦还要写讲稿？那次授课我也去听了，冯老手拿着厚厚一沓8开大的讲稿走上讲坛。我坐得离他很近，发现冯老写出近二万字的讲稿，但他从头至尾，基本上没有看一眼，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冯老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博学深刻，逻辑严谨，而且特别生动，让我既领略到学术大家的风范，更对冯老治学之严谨有了更深的印象。

冯老治学领域甚宽，不仅是红学，在国学、考古、训诂之学、诗词、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这些领域，他都有当代罕见的学术成果。冯老著述甚丰，且绝大多数是个人专著，主编或与他人合著的都很少。有一本书是个例外，印象中是《吴梅村年谱》，这本书第一版版权页上注明：冯其庸、叶君远合著。实际情况是，叶君远先生是冯老的学生，这本专著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冯老悉心指导与审校，叶君远先生坚持该书要与冯老共同署名，还有一个情况，当时出版社对年谱类的书不甚感兴趣，提出如果冯老是作者，便可以考虑安排出版。冯老为了使此书顺利出版，方同意共同署名，但是在此书第二版时，冯老坚决要求撤下他的名字。冯老说：“书已经出版了，再版就一定不能再署我的名字了。”但是，叶君远先生和出版社均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冯老坚持在该书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仲联师（钱仲联，笔者注）多次与我谈及梅村年谱时，频赠奖饰，还把他的赞语写到赠我的长诗中，足见老师的厚爱。但我要说的是，此谱是君远弟前后10多年辛苦所聚，我只是帮他收集一点资料，参赞一点意见，本来在书上署我的名字已是不妥，所以仲联师的热情奖赞，实际上也应是奖赞君远弟的。”冯老有卓然不凡的天分，更重要的是冯老的勤奋，从十几岁在无锡专科学校开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研究学术，追求真理，既使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他也未曾一日止步。

我与冯老结缘，真是三生有幸。在与冯老交往的十几年中，开始是出版，之后延及版权、红学、国学、书法甚至京剧。冯老书法造诣深厚，他说：“我小时候，字写不好，买的书用铅笔先签个名，当时就想等我以后字写好了，我再签自己的名字。”看了冯老的《墨缘集》，才知他与王蘧常、朱屺瞻、刘海粟、高二适、沈尹默、谢稚柳、傅抱石、蒋风白、赵朴初、启功等大家的笔墨之缘。从他十几岁到临终，一支笔伴随冯老终身，他曾感慨地对我说：“一支笔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然而，书法在冯老看来，与学术研究相比是放在比较次要位置的，他只是在研究或写作疲倦时，写写画画，调养精神。

冯老不仅治学严谨，学术硕果累累，也是性情中人，十分豪爽，身健善饮，80岁高龄时，能登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白酒亦能饮几两。后来因腿疾，不便出远门，在张家湾静养。这段时期，我去得比较多了，一段时间没去，一通电话我便会说：“冯老，好久没见了，很想念您。”冯老马上会操着一口浓浓的吴语说：“阎署长，我也很想念你。”每次如此。每次放下电话，我便会对工作人员说，这周一定要安排个时间，去看看冯老。

2018年7月，我去看望冯老夫人夏菉涓老师，聊起这些事，我跟夏老师说：“我与冯老交往的这些事，一本书也写不完，但是我学浅笔拙，连一篇文章也没写呢。”

冯老去世快两周年了，与冯老交往中的许多事情，点点滴滴，挥之不去，铭记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