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成就回顾

□文│张志强 杨 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做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大决定，由此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的鸿篇巨幕。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出版业的复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产业经济化发展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出版业在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转变，逐步确立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出版方针。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这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战略部署。40年来，在国内经济发展迅速腾飞的同步助推下，在媒介信息技术迅速更迭的外部环境变革中，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出版业从复苏到繁荣，出版物种类极大丰富，出版形态愈加多元，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出版改革日趋深化，产业发展不断扩张，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本文以1978～2017年间出版业相关统计数据为切入点，[1]通过与欧美发达国家出版行业相关数据进行比对，以期直观反映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40年间的变化趋势及取得成就。

一、行业指标整体稳步增长，出版大国地位日益稳固

中国出版业认真贯彻党中央“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相关要求，从单一注重社会功能，逐渐转变为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兼顾发展。[2]行业增速虽在近几年逐渐趋缓，但整体规模不断攀升。全国出版、印刷、发行营业收入由2009年的10341.2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25191.1亿元，利润总额由2009年的893.3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1792.0亿元。[3]营业收入增长率及平均利润增长率均高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水平，2017年全国出版、印刷、发行营业收入占同年GDP比重的3.05%。

在传统出版领域，40年来，全国图书、期刊、报纸出版种数及总印数总体稳步提升。图书出版总数由1978年的1.50万种增长到2017年的51.25万种，年均增长率9.5%；总印数由1978年的37.74亿册增长至2017年的92.40亿册，年均增长率2.3%，纸质出版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由于受到数字出版的冲击影响和国民阅读行为方式的转变，全国报刊业在40年总体呈现显著增长的同时，于近几年呈现出萎缩态势。具体来看：期刊方面，全国期刊种数于2015年突破万种大关，从1978年的930种增长至2017年的10130种，年均增长6.3%，总印数由1978年的7.62亿份增长至2017年的24.92亿份，年均增长3.1%，但从2013年起总印数下滑明显。报纸方面，全国报纸种数由1978年的57种增长至2017年的1884种，年均增长9.38%，总印数由1978年的109.47亿份增长至2017年的362.50亿份，年均增长3.11%。

总体来看，全国出版、印刷、发行营业收入、利润及图书、期刊、报纸40年来种数、总印数的巨大提升，无不彰显出我国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根据国际出版协会年度报告显示，[4]2015年，美国出版市场收入为249.86亿英镑，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出版市场收入为105.12亿英镑，位居第二，德国、英国出版收入分别为55.41亿英镑和45.87亿英镑，分列三四位，中国出版市场在收入层面与美国出版市场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二、图书结构质量不断优化，优秀出版成果不断涌现

作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面貌。通过对图书出版的数量、总印数、总印张、定价总额等重要指标进行分析，[5]在每年图书品种不断增加的背景下，重印、重版率保持了较快增长，由1978年的20.68%提升到2017年的50.20%，重版、重印图书在品种上首次超过新版图书，标示着图书质量的提升。在此前提下，每种图书的平均印张由1988年的40.79万张下降到2017年的15.77万张，平均印数由1988年的9.44万册下降到2017年的1.80万册（如图1所示），每种图书平均印张和平均印数呈现出下降趋势，一方面固然显示出我国出版业所采取的由品种增长带动出版市场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图书市场不断细分、受众需求愈发小众的时代背景下，出版业为适应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和出版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所做出的调整优化。

此外，通过计算当年图书总印数/当年全国人口数量，粗略得出1988～2017年，人均拥有图书数量由5.61本上升至6.65本，[6]变化不大；通过计算当年图书定价总额/当年图书总印数，粗略计算得出平均图书单价由1988年的每本1元，上涨至2017年每本图书18.74元。再根据当年图书总印数/当年人口数量，粗略得出若要消化完当年所印图书，每人每年的花费大约由1988年的5.60元上升到2017年的124.54元。近10年来，图书出版的平均利润率一直在15%左右波动，2011年最低，为14.18%，2009年最高，为16.16%，2017年利润率为15.62%（见图1），正如我们以前分析，“出版业越来越依赖于提高图书定价实现利润预期……这也正是为什么人均购书量长期徘徊不前，而出版业仍然获得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7]而这也是中国出版未来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

图1 1988～2017年全国图书重版、重印率与单种图书平均印数、印张情况

出版物所蕴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出版业区别于其他行业最为显著的特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版业不仅从经济方面改变了以往产业发展规模较小的局面，还通过政府制定出版规划、实施精品战略、控制规模数量、设立国家出版基金、加强图书质量审查等手段，确保出版物走上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1989年起，国家相关出版管理部门开始实行重点出版物中长期规划，如“八五”至“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百强报纸”“百刊工程”，“三个一百”原创图书、“五个一·一本好书”，主题出版工程、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等大型工程；还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当代中国丛书》《名人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大辞海》《汉译世界名著》等大型编纂工程，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项目雨后春笋般设立，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列宁全集》 《邓小平文选》《***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一系列主题出版物传播力持续彰显。2017年，年度累计印数均超过100万册的主题图书达17种，占比达到29.3%；进入印数前10的主题出版物有8种，占比高达80%。

通过与美国、英国对比，尽管中国图书业在年度出版数量上逐渐攀升成为世界年度出版图书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从图书年度收入情况来看，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803.2亿元人民币，2017年美国图书出版收入达到26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707.52亿元，2017年英国图书出版业收入达到57亿英镑，折合人民币500.6亿元，我国图书业整体收入水平相比美国还有较大差距。[8]

三、从纸质出版到数字出版，出版形态技术日渐丰富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传播技术手段的变革，古老的出版业迎来了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浪潮。从2007年起，历年的《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如实记录了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壮大形势。近10年来，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营业收入由2009年的799.4亿元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7071.93亿元，年增长率高达27.41%。在全国出版、印刷、发行营业收入占比方面位列第二，占比高达28.07%。

在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方面，2010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年3月，数字出版首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7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国家财政部出台《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数字出版在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保障下实现了良性发展。电子书、互联网报刊、博客、在线音乐、数字教育等形式不断涌现，使产业整体呈现出由单一到多样，由平面到立体的丰富形态。

数字出版在给出版业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国际方面诸如《西雅图邮报》《新闻周刊》《大英百科全书》等知名书刊纸质版的停印，2010年第二季度出现亚马逊电子书销量首次超过精装纸质图书现象；国内从2011年开始的传统书店倒闭潮，2013年全国报纸、期刊业整体规模震荡下滑等信号，无不揭示着在经历过印刷术的发明、活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这两次出版技术革命后，出版业正朝着数字技术与出版深度融合的第三次革命征途上飞速前进。[9]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相关数据显示，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2017年全体国民数字化阅读媒介的接触率为73.0%，较2016年的68.2%上升了4.8个百分点，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12本，5.4%的成年国民年均阅读10本以上电子书，成年国民听书率迅速攀升至22.8%，较2016年提高5.8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丰富亮眼的数据不代表数字出版的发展形势无可挑剔。分析2017年收入规模构成不难发现，在移动出版、在线教育、博客等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网络游戏（占比13%）、互联网广告（占比39%）等相关产业依然占据比重过大，与前几年相比，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改变。[10]在数字化转型逐渐深化、网络文学产业不断规范、数字教育及知识服务市场不断丰富、技术保障不断突破的整体形势下，针对内容产品的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变现方式的多元探索、版权机制的完善规范和产业资本的价值驱动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与探索。同时，国外纸质出版的发展表明，未来纸质出版仍有存在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协调处理好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的关系。[11]

四、体制改革成效日趋丰硕，集团化发展不断壮大

改革可谓中国出版业40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出版社就开始进行诸如定位调整、推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推行社长负责制及多种形式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实践，对出版业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1982年，国家出版机关针对在出版发行体制领域开始进行“一主三多一少”的体制改革，随后提出“三放一联”的相关要求，破除了出版领域购销单一、独家垄断的发行局势，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图书市场打下基础。为充分激发出版社的自主活力，对出版主体进行经营放权，1988年国家出版机关在《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出版社经营，对涉及领导、管理、经营、人事、分配等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相关要求。[12]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出版领域亦开始同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为解决当时市场片面注重市场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在进一步放开出版市场法人自主权，要求出版单位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同时，要求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了相关主管部门对整个产业的监督和领导。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出版管理条例》，出版事业正式进入了规范化管理阶段，此后针对印刷、音像制品、图书质量、期刊、报纸、出版物市场、著作权等涉及出版管理各方面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开始陆续颁布。2003年，中央开始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等相关文件措施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出版业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强的转企改制进程。此次改革旨在将传统出版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真正转变为企业经营，通过鼓励支持集团化发展的手段，促使出版企业尽快确定市场化主体地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于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2016年出版产品与市场脱节、库存积压严重等行业问题普遍突出，出版业进行“三去一降一补”，针对产能过剩、供需错位等核心问题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从坚守价值取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业态更新、创新服务方式、优化资源配置、破除传统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革新，从而加强了出版物的有效供给，激发了出版产业的融合发展活力。2018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相关要求，标志着全民阅读自2014年起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及各省全民阅读发展规划、条例的不断落地深入，必将为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舆论氛围和文明风尚，推动出版业更好地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服务动力。

为响应国家集团化发展号召，1999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应对入世后的挑战，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等大型出版集团纷纷成立。2006年，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通过借壳上市成为国内出版发行类第一家上市股份公司。2010年，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为中国民营出版传媒集团第一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传媒集团125家，18家集团资产总额超过百亿元，全国118家集团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59.6亿元，拥有资产总额7023.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05.4亿元。在上市公司方面，中国内地共有出版传媒上市公司43家，其中在中国内地上市的39家出版传媒公司流通市值共计3430.6亿元人民币，总市值共计4803.3亿元，[1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共计1570.6亿元，利润总额共计223.7亿元，近年来首次实现全体盈利。在看到出版集团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出版集团为了盲目扩大经济规模，导致业内出现了“主业”“副业”的争论声音，偏离了出版业“做大主体、做强主业”的发展方向。在2017年的相关统计中，出版公司整体出版、发行、印刷业务收入增长7.1%，共计有11家出版公司相关主营业务实现了正增长，编印发业务对出版公司业绩支撑作用明显。业务结构逐步向编印发主业回归的信号，值得肯定。

图2 全国图书、报纸、期刊数量、金额贸易逆差及版权引进输出比情况

五、走出去成效影响显著，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40年来，经济的迅速腾飞改变了中国昔日弱小的局面，全球第二位的经济硬实力体量，亟需与之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来巩固提升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对外事业加速发展。1986年国务院批准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1992年10月，《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中国分别正式生效；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版业的零售和批发市场宣布对外开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走出去战略列入国家新世纪发展的四大战略；2003年开始施行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实现出版发行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2005年，国务院将出版走出去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06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被正式写入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助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速度与力度。

国家主导、企业自主、项目支撑、平台发展，一直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重要原则。在出版走出去的方式选择方面，通过实施重点工程、举办国际书展、国际出版合作、设立海外分支、发展中介机构、集团收购并购、版权贸易转让等方式，中国出版业取得了显著的文化输出成绩。如图2所示，从2001年至2017年，全国图书、报纸、期刊贸易数量逆差经历了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2013年最低，2008年最高；全国图书、报纸、期刊贸易金额逆差17年来呈震荡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5140.19万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24146.95万美元。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出口2172.02万册，出口金额7831.81万美元，累计进口3255.5万册，进口金额31978.76万美元。在版权进出口方面，全国出版物版权引进输出比由2004 年的 8.62∶1 下降到 2017 年的 1.31∶1，版权逆差逐步缩小。

自“十一五”以来，国家相关管理部门颁布的与文化、出版走出去相关的法律、文件、规划多达20余份，涵盖图书翻译、发行渠道拓展、宣传平台建设等类别，包含“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拓展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项目”“国际合作出版工程”等为代表的18个国家主导项目。[14]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包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在内的71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签订资助协议累计2676项，涉及图书品种达2973种。[15]2014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8000万美元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资产，创下了中国出版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大金额记录。2015年后，以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社开启了以在国外收购出版社、创办分社、成立国外公司为主要特征的跨国运营。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一批作家在国际文化出版领域获得殊荣；《***谈治国理政》《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大中华文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草房子》等一系列反映中国当代的主题图书和中国文化的书籍畅销海外。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版业走出去在围绕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认同，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整合内容与翻译资源，完善激励扶持政策，改革激发企业“造船出海”内生动力，实现数字化融合发展等方面，还有待更进一步地探讨与建设。

六、结语

40年来，国家发展重心的转变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出版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告别了铅与纸，迎来了光与电，还未来得及对纸质出版各项指标迅速增长所取得的成就有所欣喜，便又在数字技术的裹挟驱动下滚滚向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面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整体形势，中国出版业也在外界形态技术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下迈入改革深水区。时代发展的需要，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断对出版行业的地位、速度、质量、技术、服务等基本问题进行一次次的叩问与升华。改革不停，创新不止，只有在党的十九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指引下，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把握规律，敢于实践，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版业才能真正走上高质量的出版发展道路，才能促进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才能切实承担起弘扬国家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

注释：

[1]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及数据的连续性，若无特殊说明，本文均从历年《中国出版年鉴》中选取图书、期刊、报纸及进出口等相关数据，从历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05—2018）中选取全行业营业收入、增加值、数字出版等相关数据。

[2]张志强.屹然似五岳 河水正汤汤——中国出版业十年回顾[J].编辑之友，2012（1）

[3]鉴于《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及《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均未提及2017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利润总额情况，故仅统计到2016年数字出版产业情况。

[4]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IPA).IPA Annual Report 2015—2016[EB/OL].https://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Annual_Report_2016/IPA_Annual_Report_2015-2016_interactive.pdf

[5]鉴于《中国出版年鉴》从1988年开始统计收录图书总定价情况，因此相关比对数据从1988年开始算起。图书利润率所涉及的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情况，为统一调准，选取2009—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6]为更加直观揭示人均拥有图书数量，故以小数呈现册数。

[7]周化铁，张志强.去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新中国60年出版大事中的心路之旅[J].编辑之友，2009（9）

[8]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数据来自：北京开卷公司《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美国出版业数据来自：Bowker Data:《isbn output 2002—2013》，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2018 StatShot Annual Report》；英国出版业相关数据来自：Publishers Association(PA):《The UK Book Industry in Statistics 2014—2016》，《Annual Report 2017》

[9]魏玉山.向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J].出版发行研究，2018（8）

[10]张志强，左健.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新千年来的中国出版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25

[11]张志强.纸质出版的现状与未来[J].新闻界，2018（2）

[12]周蔚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40年：历程、主要任务和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18（8）

[13]流通市值及总市值按照2017年12月29日收盘价计算得出。

[14]王珺.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出版走出去——新闻出版走出去政策、项目情况综述[J].出版参考，2017（8）

[15]姜珊，胡婕.不忘初心，连通中国与世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十年进展情况介绍[J].出版参考，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