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童书出版的整体思考

□文│谭旭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童书出版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个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前夕的1977年，全国出版少儿图书192种，总印数2600多万册。[1]到2017年，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25.5万种，定价总金额1731.3亿元，图书实现营业收入879.6亿元，利润总额137.5亿元。其中，全国出版少儿图书2.3万种，重印少儿图书2.0万种，增长7.6%。[2]这个出版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40年间中国童书出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7年的童书奇缺，走到了今天的大发展大进步。从1978年只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出版童书，到今天的585家出版社几乎全部出版童书，从一年出版童书仅192种，到一年出版达2.3万种，童书出版可谓出版产业的一个大项和强项。

一、童书出版的两个时段

杨扬在《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中，把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他说：“总体上看，这个时段的中国文学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非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后一个时期，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他还进一步解释：“何为非网络时代的文学？就是网络还没有产生之前的文学创作、传播、批评和阅读。何为网络时代的文学？就是网络覆盖之下的文学创作、传播、批评和阅读。”[3]杨扬的划分是非常简单也很准确的，对认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起到了非常好的指导性。40年来中国童书出版和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也大体与整个文学一致，也可分为两个时间段。

一是传统媒介时段（1978年～2000年）。也就是纸质媒体时代，童书创作、出版、阅读与推广都是在纸质媒体环境下进行的。这一时间段，童书出版主要是各省市专业少儿出版社的事，而且编辑对优秀原创童书的认识，还没有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主要抓的是所谓的“社会效益”，有的仅仅是希望获得业内各种图书奖或儿童文学奖。这一时间段，童书的推广和评介都是报刊评介，读者购买基本上是在新华书店进行。营销手段局限在新华书店铺货上，网络书店的营销还没有形成，出版社、作者和新华书店构成了一个固定的三角关系。

二是网络媒介时段（2000年至今）。网络媒介时代，童书创作、出版、阅读与传播都是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介环境下，有些童书创作一方面本身就是网络文学一部分，而且不少作家先是在网络上获得认可，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童书出版宣传和推广，不再单纯地借助纸质报刊，而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媒体和微博、微信和微信公众号等媒介。网络媒介时代的童书出版又多了一种数字出版的模式，电子书出版、在线阅读和听书成为出版产业的重要一块。童书的销售，也不再单纯依靠地面实体书店，而更多的是依赖当当、京东、亚马逊、淘宝、博库和新华文轩等网络书店。网络媒介时代，童书出版不再是专业少儿出版社的事，全国585家出版社，几乎都做童书，而且还有几千家民营图书公司也介入到童书出版之中。在纸媒时代，专业少儿出版社在童书出版方面一统天下；进入网络媒介时代，童书出版进入一个多元互动、激励的竞争时期。

二、童书出版影响因素

自清末明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等创建，出版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40年中国童书出版主要受到以下六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国家的文化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对童书的引导、指导和调控是不可忽视的。出版业本身就是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过，在2000年之前的1992年，国家虽然由计划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双轨制阶段，但出版业一直被归于宣传文化系统，行政和业务管理具体列入新闻出版文化事业部门来管理。到了2000年之后，出版业开始转轨转型，出版社陆续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出版业包括童书出版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且逐渐朝着创意文化方向发展。童书出版成为文化产业，意味着它的属性既包涵了社会的文化的属性，也包涵了经济的商业的属性，童书出版业要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兼收。

二是社会的文化观念，包括儿童观。社会文化观念很多，其中，对童书创作和出版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观，即成年人如何看待儿童和理解儿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之路起于五四时期，原因之一就是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倡导敬畏儿童，提出儿童本位的观点，形成了五四时代的“童心崇拜”现象。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这样呼唤成人爱孩子：“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4]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五四精神回归，人文主义被重新提倡，“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被再次认可，中国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的现代化进程得到延续，童书出版进入了一个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的阶段。

三是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童书出版之间一直有一种互动，语文教材的编写、语文教学的展开都直接影响着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1930年，叶圣陶由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编写语文课本。编写教材的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1949年后，他长时间主持语文教材的编写，不但让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进了教材，也使教材里有了儿童文学。叶圣陶编辑的《开明国语小学课本》，共12册，由丰子恺配图，每篇课文都与儿童生活相结合，当时全国很多小学的国语老师都选用了这套教材。今天看来，依然有一定的吸引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材一直存在一种“儿童文学化”现象，尤其是2002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18册），就采纳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如郑春华的儿歌《轻轻的》、程逸汝的儿歌《彩虹》、滕毓旭的儿童诗《一株紫丁香》、金波的儿童诗《小花鹿》、李少白的儿童朗诵诗《中华少年》、高洪波的儿童诗《我想》、张继楼的儿童诗《童年的水墨画》、吴然的儿童散文《我们的民族小学》、贾平凹的儿童散文《风筝》、王树槐的儿童散文《父亲的菜园》、叶圣陶的儿童散文《爬山虎的脚》、嵇鸿的童话《小松鼠找花生》、刘保法的童话《纸船和风筝》和吕丽娜的童话《小木偶的故事》等，这些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进教材，改变了社会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也推动了儿童文学进课堂和校园，当然促进了童书进校园，也使童书出版与语文教育的需求更加贴近。

四是儿童阅读。童书出版与儿童阅读是一个有机体，没有儿童阅读，童书出版就没有意义。有意思的是，在2000年之前，童书出版和儿童文学界都没有重视儿童阅读，中小学校虽然也提名著阅读，但对儿童阅读缺乏重视，且概念认识也不到位。张美妮多次呼吁重视儿童阅读推广，她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道：“在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领域，一些学者、研究者致力于深刻的探讨和研究，他们许多精辟的论理、振聋发聩的阐释，无疑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断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层次，我对这些朋友一直心怀敬意。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包括不少创作者）着眼于对作家作品进行品评和介绍，试图帮助一些儿童文学的初学者和需要对孩子进行阅读辅导的教师、家长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精髓。这似乎是一种对儿童文学进行普及与推广的工作。现今，也有人称之为‘儿童文学的应用学’。”[5]张美妮提及的“儿童文学应用学”，其实就是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但在她提倡、呼吁之前，则鲜为儿童文学界重视。当然，儿童阅读的事实一直存在，不过，儿童阅读的概念的明确提出，却是2000年之后的。2002年阿甲创办了“红泥巴”读书俱乐部，随后几年即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童书推广和销售中心，阿甲可以说是中国童书第一个专业阅读推广人。200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吉姆·崔利斯的《朗读手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彭懿编著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2007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艾登·钱伯斯的《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之后，欧美和日本关于儿童阅读和绘本阅读工具书籍陆续引进，儿童阅读的概念、思维和推广方式开始为人所关注，朱自强、方卫平、梅子涵、彭懿和谭旭东等儿童文学专家都陆续出版了绘本阅读、家庭阅读和学校阅读指导著作，儿童阅读推广由热闹期很快进入到一个专业化与商业化相结合的发展时期。

五是媒介。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网络和微博、微信及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对童书出版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的发生进行探因，不难发现，报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参与编辑的《中学生》和《新少年》杂志，以及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文库等，都推动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创办的《少年文艺》（上海）和《儿童文学》两份杂志，及《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日报》等，对促进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童书出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78年以来，少儿报刊发展很快，《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东方少年》《文学少年》《童话王国》《小溪流》《幼儿画报》 《婴儿画报》和《中国少年报》 《中国儿童报》《少年日报》等，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也为童书出版提供了优质的作品。而电影、电视，包括动画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与传播，也与童书出版形成了良性互动。至于网络和新媒体的出现，则重绘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的版图，也使童书出版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可以说，这40年，媒介对出版业来说，不只是宣传营销的渠道，也是出版业与读者交流的一个有效途径。媒介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童书出版创作、传播和接受的方式的变化，使童书创作、出版与阅读呈现了新业态。

六是外国童书译介。改革开放40年，国门渐渐打开，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增多，欧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日益活跃，但欧美童书的译介，到了2000年后进入爆发期，甚至可以说掀起了一股疯狂进入潮。在引进欧美童书方面，第一个重要行动者，就是河北少儿出版社，该社于2000年引进出版了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24册），这是国内专业少儿出版社首次大规模引进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作品。第二个重要行动者，就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89年，该社与德国少儿名社蒂奈曼出版社签署结为兄弟社协议。2004年，该社与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随后大规模引进了德国儿童文学，推出了“彩乌鸦”系列。第三个重要行动者，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引爆了中国童书。从此，中国童书出版进入了市场发展高峰期。外国童书译介与出版给原创童书创作与出版提供了一个专业的和艺术的参照，推动了原创童书的发展，也促使了童书出版的分流。

这六种因素有的是主观因素，有的是客观因素，有的与童书出版形成互动关系，互相影响。除了以上六种原因，童书出版还受到民间文化、通俗文学和社会流行文化等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三、童书出版之变

一是出版格局在变。开卷数据显示，全国585家出版社，其中有33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应该说这些专业少儿出版社是童书出版的主力军。但是随着童书市场的强势增长，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到童书出版的竞争中来。值得注意的是，上千家民营文化公司参与童书出版，且童书出版与教材教辅形成利益交叉体形态。童书出版也有两个组织，一个是由33家专业少儿社组成的“中国专业少儿出版联盟”，一个是由10家非少儿类出版社组成的“中国童书联盟”，形成了“一个委员会、两个联盟”的大童书出版的发展格局。[6]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原先只有不到30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出版童书，现在有近千家出版机构在做童书。非童书出版机构纷纷进入童书出版，在做大整个童书市场同时，各家出版社对童书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开卷公司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585家出版社中有551家在出版少儿图书；而2017年，参与出版社达到556家，且不说印刷厂、纸厂、玩具厂等与少儿和图书稍微“沾亲带故”的企业也瞄准这块蛋糕。

二是出版方式在变。整个出版由单纯的纸质出版，变化到纸质出版、电子出版相结合。数字出版不但成为整个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童书出版的数字化也是一个潮流。目前，媒体信息产品已从单一纸媒体的单色书刊、图文合一的彩色书刊，发展与演变到既有传统的纸质媒体、光盘磁盘的电子媒体，又有数字、可交互的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融媒体产品新时代。出版媒体信息内容超越以静态的文字、图形和图像为内容的传统纸质媒体信息范畴，扩展到动态与静态融合，以文字、图形、图像、声音、活动影像、图形动画以及增强现实技术（AR）和虚拟现实技术（VR）为内容的融媒体范畴，并在纸质媒体、电子媒体、数字媒体的交互和融合中，形成适应特定个性化需求的信息表达与交互应用。如AR童书就是一种有趣的形态，这种童书可以将原本平面的静态图片，通过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转化为三维（3D）的图像，这些转化的图像会动会说话，还能与人交流，受到儿童读者的欢迎。AR童书是一种将增强现实技术与传统图书相结合的产物，听起来有些复杂，使用起来却并不难。AR童书上的图案是平面的，消费者只要下载移动智能终端的第三方应用程序（APP），并对图案进行扫描，就可以看到3D的图形。这种童书不仅以3D呈现图案，还可以唱歌并与读者互动。

三是媒介与营销手段在变。童书出版面临的媒介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从纸质媒体的宣传和推介，到多媒体的互动交流，再到今天的融媒体。童书营销，由原来的报纸评介，到新书发布会、研讨会、网络书店主页推荐、网络营销课、线上和线下的读者交流、见面会，等等。近几年，科技的进步使得童书的营销与越来越多的新业态结合。提到阅读推广，最常见的形式是各类公益讲座，作家进校园，进图书馆，进社区讲座，这些活动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能够快速地参与儿童阅读的指导。近几年“跨界”是童书营销领域的一个热词，“出版+餐饮”“出版+艺术”和“出版+电影”等营销方式越来越受到出版社欢迎。相较于传统的图书营销方式，“跨界”营销方式取得的营销效果与之前的超市铺货要新鲜得多，在阅读推广中起到的作用也令人刮目。在“互联网+”环境下，童书出版机构都在保持地面实体店销售的基础上，主动与互联网变革接轨，拓展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方式，以实现童书出版价值最大化。自2000年来，不少专业少儿出版社纷纷成立驻京机构，如接力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和河北少儿出版社，这些社的驻京机构主要负责线上渠道，即电商平台和社群渠道的营销工作。电商平台是线上最重要的图书销售渠道，近几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当当、京东和亚马逊被业内称为“三大传统电商”，随后，天猫平台的增长十分显著，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图书线上销售渠道。

四是阅读与接受的主体在变。改革开放之初，童书的阅读和接受主体是60后中年龄小的一部分和70后，后来逐渐到了80后、90后和00后，现在201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也变成了童书的主要接受主体。如果按照十年一个代际来划分，改革开放40年间童书已经经历了五代儿童读者。这五代儿童读者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甚至他们对童书的认识也截然不同。60后和70后的童年更多的是阅读纸质童书、纸质儿童报刊，他们的童年基本上属于纸书的童年，而他们的童年阅读，更趋向于传统的阅读方式。到了80后，就是受到电子媒介和电视文化、网络文学影响比较大的一代，他们对童书的认识与判断，也受到电子媒介和电子文化的影响。90后和00后受到新媒体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阅读接受的方式和习惯又不同于前者，融媒体的环境对他们的阅读与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是评介评选体系在变。在2000年之前，童书评介评选主要是官方的评选，且评选方式比较单一，那时候，主要的评选是全国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主持评选的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后来，有了国家图书奖、政府出版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些奖都是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对包括童书在内的图书评选。还有各种民间童书评介和儿童文学评奖。有的是半官方性质的，如一年一度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的评选，是《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主办的。有的是民间的童书评选，如一年一度冰心儿童图书奖的评选和丰子恺图画书奖。还有的是出版社主办的、带着商业营销性质的儿童文学评奖，如接力出版社主办的金波幼儿文学奖和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天天出版社主办的青铜葵花图画书奖。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研究中心主办的图画书时代奖。40年来，童书的评介评选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前期的评奖是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创作和出版的扶持与鼓励，但后来的评奖和评选则不再完全是对新人的扶持与鼓励，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是一种营销与运作。二是评介评选体系不再是官方行为，更多的是民间行为。三是图书评奖评选与图书排行榜相结合，走上了官方评价与商业化结合的道路。

四、童书出版之不变

40年来，童书出版有变，也有不变。以下五个方面，可谓童书出版相对稳定的文化追求与精神要素。

一是出版的政治方向不变。出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出版文化方向是不变的。蔡赴朝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战线是党和人民的舆论喉舌和宣传阵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首要的是牢固树立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到姓党、爱党、护党、为党。”[7]童书出版也一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上奋力前进，不偏离轨道，不走歪门邪道，自觉坚持出版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出版人的初心不变。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环境如何变化，出版人的初心是不变的，而且出版的本质也没有变。1934年，鲁迅在《看图识字》一文里，就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8]陈伯吹在谈到给儿童编书时，说过，“在编著进行时，必须注意到‘儿童本位化’：文字合于儿童的程度，事物合于儿童的了解，顾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以及阅读的兴趣，务使成为儿童自己的读物；而不是成人的儿童读物。”童书出版人的初心就是“为了孩子”，就是为孩子做好书，这是对孩子的爱，对文化的追求，对文明的建构。童书出版人有一份不一样的责任，那就是要对得起孩子，要关注与引领孩子的成长，因此，敬畏童心，关注成长，爱护孩子，就是童书出版人的初心。

三是出版的基本要素不变。从出版过程来看，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出版的编辑加工、印刷复制和发行三环节是不变的，这三个环节一个也不能少。从出版内涵来看，正确的思想与价值观、准确的知识、丰富的生活内涵、符合孩子审美的技巧和语言以及孩子喜爱的插图等童书出版的基本要素也一直没有变。40年来，童书作者、出版人、编辑和营销人员都恪守童书出版的人文品质，尽可能地为儿童提供优质读物，以满足他们课外阅读的需要。从而使童书达到陪伴和引领儿童成长的文化用品的标准。

四是出版的文化引领作用不变。“儿童的发展需要社会为之塑造良好的阅读文化。而儿童阅读文化的塑造意味着要建立良好的、适合儿童精神成长的阅读环境，要社会重视优秀少儿图书，特别是优秀的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并把优秀的少儿图书的阅读和推广当作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9]40年来，出版一直引领着社会阅读文化，童书出版也一直引领家庭阅读文化、校园阅读文化和社区阅读文化；童书出版是出版的一部分，童书出版也是童年文化的一部分，童年文化的主题和内涵，就是关注成长，表现成长和引领成长。

五是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创作的互动不变。海飞说过，“文学，作为出版的源头和主体，历来为出版界所关注和倚重。儿童文学，因其具有极强的认识教育功能、审美陶冶功能，在整个少儿出版中理所当然地拥有‘第一方阵’的地位。”[10]自五四起，童书出版与儿童创作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关系，而且一直处于良性互动之中，特别是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非常紧密。改革开放40年中，童书出版与儿童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童书出版主动抓原创童书出版，积极与儿童文学作家合作，而儿童文学作家也积极参与到童书出版的各个环节，主动配合出版社做阅读推广，并配合出版社打造原创品牌，尤其是“工作室”模式的建立，更加加强了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关系。

以上只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童书出版做了一个简明的总结，40年童书出版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几代出版人所付出的诸多努力足以写出一本专著，本人只是抛砖引玉。相信进入新时代，童书出版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童书出版业的人士要齐聚合力，转变观念，改革求新，加快步伐，相信童书出版还会在语文教育、儿童成长、社会文化建构、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自信的建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1][10]海飞.童书海论[M].北京：明天出版社，2001

[2]此数据依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3]杨扬.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N].光明日报，2018-07-31

[4][8]蒋风编.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

[5]张美妮.儿童文苑品评录[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6

[6]“一个委员会”指的是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全称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2009年经新闻出版总署人事司批准，原中国版协幼儿读物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

[7]蔡赴朝.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学习***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体会[J].求是，2016(4)

[9]谭旭东.中国少儿出版文化地图[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