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反映群众利益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文/杨思文 申佳平

一、反映群众利益是大众传媒主要责任之一

大众传媒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其应尽的职责；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呼声，也是其作为人民喉舌的应有之义。相对来说，大众传媒在“上传下达”方面一直做得卓有成效，而在“下传上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提醒媒体工作者，要注意改进工作作风，反映群众呼声。如，毛泽东同志生前多次说：记者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光跑衙门，就不了解情况，就不了解群众的需要，就写不出好新闻。[1]2003 年温家宝考察云阳时说：“现在老百姓的好多事情，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对老百姓来说，却是大事。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到农民家里看一看，坐一坐，怎么知道农民的困难呢？”[2]

从理论上说，大众传媒积极反映群众声音和利益诉求，是建设和谐社会之道。大的社会问题往往存在于小的社会问题之中，因此，媒体要注重反映部分社会群体的声音，使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对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益处。而且，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媒体要尽力反映诉求，使各个群体的意愿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与满足，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之道。

从现实来看，传媒反映群众呼声后，也切实地解决了不少群众反映迫切的问题，甚至引起了相关公共政策的变革，从制度建设上更好地维护了群众利益。典型的如孙志刚事件，媒体报道扩散了舆论影响，使政策制定者最终废止了收容遣返制度。此外，如我国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出台等，也与媒体的关注和各群体的推动有关。2011 年我国校车事故触目惊心，尤其是当年11 月的甘肃庆阳的特大校车事故，造成19人死亡（其中17 名幼儿），18 人重伤，引起了社会与传媒对校车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最终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校车安全标准草案，2011 年12 月授权新华社发布，向社会全面征求意见。2012 年3 月28 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

二、大众传媒反映群众利益时存在两种极端情况

1.部分大众传媒片面迎合“民意”，忽视了对事件背后政策与制度的追问

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与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民意越来越多地通过大众传媒得到呈现。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程度加深，大众传媒在选题策划时，也会自觉考虑民众的兴奋点和关注点：“新闻策划的首要问题，在于把握住公众的心理：他们关心什么？他们想看到什么？在他们心中什么是重要的？不了解这些，我们就找不到卖点，策划就不可能成功。”[3]

我国不少媒体在选题上也关注了这些年民众反响强烈的话题，诸如房改问题、医改问题、教育问题、再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等。也因此涌现出了一批名报、名刊、名栏目。电视节目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纸媒如《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等。

然而万物都有两面性，正所谓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一些媒体由于片面迎合民众，在报道选题及编排操作等方面，满足于煽情与吸引眼球，而对如何从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出发来引出对相关政策的追问与反思方面，却未能着力深入挖掘。比如，医改问题是民众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是医院收费高、收红包等不公平现象；而根子在于政策取向上过于相信医疗市场化，对医院投入不足。一些媒体在报道医疗事件时，没有从政策角度着眼，反而来迎合部分民众对医院不满的心理，失去了对医疗问题制度根源上的追问。

2.对工人、农民群体报道存在不足

上文所言的“片面迎合‘民意’”，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进行分析判断，即从一些具体报道个案入手的。而从宏观层面看，一些定量研究表明，我国大众传媒总体上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等群体报道相对不足。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大众媒体处于行政垄断与资本拉拢的时代，行政垄断使得媒体报道什么选题受到较大的制约；而资本拉拢则使媒体尽量报道能引起高消费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注意。[4]此外，我国的大众媒体按其市场化程度高低，还可分为强市场化取向的媒体与弱市场化取向的媒体，前者如读者量大的都市类报纸、城市晚报等；后者主要是以党报为主体。研究者发现，强市场取向的媒体相对弱市场取向的媒体，对工人、农民等的关注更多。因为其市场导向强，故能够减少政府报道的比重，而增加民间事件报道比重；而弱市场取向的媒体因为体制原因，要用更多的版面进行工作报道。即便如此，强市场取向的媒体在对工农群体的报道中仍然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5]

此外，即使有些媒体表面上有大量以工人、农民为话题的报道，但其报道议题往往也是以“正面报道”及官方信源为主。有学者对1997 年到2008 年这30 年的《工人日报》进行了研究，抽样选取了15 年、每年6 个月的报纸，发现其反映工人生产生活问题的报道共868 篇，但报道呈现“问题已解决”的就有666 篇，占76.7%；从消息来源看，这666 篇“问题已解决”的报道中，其信息来源为“党政机关”、“工会”、“企事业单位”等“官方”渠道的为639 条，占86.4%。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党政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新闻框架选择了‘已解决’问题呈现方式而排斥‘未解决’和‘解决中’的问题呈现方式。”[6]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确实是完全按党的宣传规律在办报，忠实地履行其职责。另一方面也表明，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强度与关注角度还有进一步提升与变革的空间。

三、相应对策分析

1.用新闻理性把握新闻报道，正确引导舆论

理性的认知功能强调两种认知形式：第一种是分析的判断和形式的推论；第二种是综合的判断和思辨的推论。[7]把理性引入到新闻工作之中，则要求媒体从业者在实践工作中，一方面要注意从事实出发，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能只关注事实的表象，而忽略了事实背后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对一些热点焦点及群众反映强烈的事件进行报道时，既不能让自己的主观情感及情绪来左右新闻报道，也不能让群众的情绪与反应左右新闻报道，而应该始终客观、冷静地寻找事实真相，探讨事件与政策之间的关联。在目前一些社会矛盾较为尖锐的领域，如医患关系、师生关系等，民间舆论往往一边倒地将责任推向一线的医生与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一定程度上也与大众传媒在报道类似事件时过于简单与情绪化有关。

目前一些媒体也已开始反思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在贴近群众反映民众利益诉求时，一方面要重视读者，正视问题，透视热点，平视对象；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可能遇到的四种市场陷阱：过度包装，即标题、图片等过于强调冲击力；过分迎合，即一味跟着热点走，被社会情绪牵着鼻子走；感性化，即煽情和麻辣烫；揭黑情结等。[8]既要关注民意，也要注意分析民意，找到民意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政策节点，从理性高度来把握选题与报道角度，以期引导舆论转向对政策问题的关注。

2.加大对工农群体命运的关注

关注工农群体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具有典型性。《冰点》周刊创刊于1995 年1 月。当时诸多媒体纷纷扑向热点，焦点，关注显要人物与社会大事，而《冰点》周刊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目光转向普通人，关注其不普通的命运，通过挖掘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冰点》的这种做法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学界也对此予以关注。

从大众传媒的实践来看，它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并极大地影响了普通人的命运。早期如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我要读书》的照片，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发展，改变了千千万万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近几年的类似案例也不少，如2003 年对孙志刚案的报道，使得在中国实行了20 余年的收容遣返制度被废止，新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开始正式生效；2005 年的佘祥林案引发了学者与公众对国家赔偿法的讨论与思考，并要求修改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与赔偿范围，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2011 年媒体关注校车事件最终导致《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出台，等等。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新闻必须要做到影响“今天”，新闻的使命是在于“影响”当代而不仅仅只是“记录”当代，因为，“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9]

注释：

[1]罗以澄.新闻采访学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76

[2]孙杰，黄豁.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DB/OL].新华网，http://www.ah.xinhuanet.com/xinwen/2003-10/29/content_1118289.htm

[3]汪凯.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D].复旦大学年博士论文，2004:27

[4]彭伟步.中国媒体远离弱势群体[J].出版参考，2003（7）中旬刊

[5]李艳红.新闻报道常规与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6]夏倩芳，景义新.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工人日报〉1979-2008 年工人议题报道之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 年卷。

[7]王天成.哲学理性的范型转换[J].社会科学战线，2001（1）

[8]从战略层面竞争[M].新华出版社，2005：105－106

[9]李大同.冰点故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