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图画——摭谈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设计中的插图艺术

文/陈光龙

插图，在我国历史悠久。所谓“凡有书，必有图”，早在唐代，我国的《金刚经》的卷首就出现了木版插图。但这种图不同于纯粹的绘画，它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对图书文字内容做清晰的视觉说明，用来增强文字的感染力和书籍版式的生动性，扩大读者的想象空间，是一种“有意味的图画”。加拿大著名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曾说：“如果我读的是不曾学过的文字,比如希腊文、俄文、克里语、梵文,自然看不懂书中内容;但是如果这本书中有插图,虽然读不懂文字,我通常还是可以找出意义,当然我的解读未必是文中说明的意思。”由此可见，插图这种“视觉形象”是对文字语言理解的有益补充，赋予了书籍内容传达的视觉节奏，强化了读者的文字思维意象，是对其视觉和阅读的诱导，最终带给读者以愉悦的阅读体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学之所不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我国当代插图艺术的发展也可谓是形式多元、风格各异，各种新元素的植入使得插图面临前所未有的境遇。一方面，电子技术的发展带来网络和图像时代，书籍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书籍的外在形式到内在构成、从文字描写到图像转述都有了全新的演绎，作为书籍附属物的插图自然也不例外，插图的视觉语言和表现手段在这里变得多样化与个性化。另一方面，插图面对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绘画插图的视觉传达形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传统插图的表现力和视觉效果都无法与之相比，甚至有些书籍的插图直接被数码照片所取代，插图的门类开始变得异彩纷呈。但无论如何，插图都以它直观、具体的视觉形式和图像的心理刺激作用进入读者的心灵而不可替代，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

在当今所谓“读图时代”、“眼球经济”的时代，社会的商品化、信息化使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心理发生了嬗变，对书籍阅读更强调视觉的直接感受，从而追求快速获取图书的信息与表象意义，插图的图像意义似乎更直接地符合了这种心理需求，这无疑影响了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设计的插图设计，插图作者开始关注直觉、感性，出现了如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当代倾向”的性质，他们“渴望行动，追求新奇，贪图轰动”。这种个性的极度追求导致了书籍设计中最重要的人文关怀和人本思想的缺失，无论是传统手绘插图还是数码插图都与读者的情感交流渐行渐远，变成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视觉形式，缺乏“意味”。

书籍中的插图属于静态的插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与商业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内容上已不仅仅表现书籍的内容，已经属于整个书籍装帧设计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有时或许只是为了书籍设计的形式美感需要而插入的一个视觉符号，利用这些图像的结构、形状及象征意义帮助我们实现对书籍的整体审美判断，最终去购买书籍。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当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拓展了读者的视野，激发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增加了书籍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信息的视觉化倾向使插图渐渐忽略了其本身应有的文化内涵和表现“意味”，插图与读者沟通的语言特点被大大削弱了，其艺术感染力也散失殆尽。纵观插图发展的历史，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或某种情节常在书籍的文字描述之中配置插图、图画来阐释，一幅好的插图所赋予的艺术形象可以拉近读者与书籍内容之间的距离，在读书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艺术审美的心理追求。例如，著名画家黄胄为文学作品《红旗谱》所作的插画，这是一幅水墨画，对主人公农村少女春兰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春兰黑衣黑裤，微微低头，一群小鸡在她身边觅食，画中准确的人物动态造型和洒脱的笔墨韵味，塑造了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为文学作品进行了精彩的诠释，可以说是书籍内容与插图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再如我国明末清初的画家陈老莲所作的《水浒叶子》和《西厢记》的插图，其人物形象甚至比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更加生动，更直接直观地表达了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插图为书籍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平民百姓更易接受和理解，这些图像的作用是文字所不可替代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美术史家恩斯特·克里斯在其名著《艺术中的心理分析探索》中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语词和图像也进行比较，他认为语词和图像在人们心灵中的角色不同，图像的心理根基更深，也更原始。

插图从绘画中来，即使是数码插图，也要保持插图的本来风貌，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书籍中的文字内容，从而解读文字传达的意义，对文字所传达的内在寓意产生情感共鸣，使读者在图像中找到文字内容的情感寄托和心理映照。在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当代书籍装帧中的插图虽然在技术和观念上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和发展，然而，不论是附属于文字的插图还是具有独立艺术性的插图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渐渐散失了民族性和艺术性，被功利性所取代。艺术手段和内容偏离了插图的审美原则，使读者无法通过插图来解读文字的寓意和插图本身的内在美感，失去了插图的生命力。因此，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设计中的插图艺术在追求读者个性心理的同时，要把传统静态的插图与网络媒体技术下的新插图进行融合与渗透，不论是手绘还是数码制作，都要遵循插图自身的视觉审美规律，保持原有的艺术特质，运用绘画中的点、线、面、透视、明暗等艺术元素，营造出有意味的画面，台湾著名绘本作家几米认为“图像”应该成为一种清新舒洁的文学语言。他的绘本作品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不仅是因为其插图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更是由于他的作品反映了真实的现代生活，充满了时代气息，引领着读者在他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生活映照和精神寄托，使读者爱不释手。

作为书籍中的插图，作者要把插图不仅仅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视觉形式和信息传播载体，更要对书籍设计的整体效果和文字内涵进行深刻理解，用于设计效果的纯艺术插图和表达文字内涵的说明性插图，都要充分表现创作者的审美情感和文学体验。丰子恺先生在为《阿Q正传》所作的插画中，对文字内容中塑造的文学形象阿Q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阿Q正传》内涵的深刻理解。在这里，插图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补充，同时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如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所描述的视觉形象和语言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那样：“纯粹的语言思维是不产生任何‘思想’的思维典型……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语言成为思维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呢？这种东西决不是语言本身！我们认为,思维是借助于一种更加合适的媒介——视觉意象来进行的,而语言之所以对创造性思维有所帮助,就在于它能在思维展开时把这种意象提供出来。”

插图艺术在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设计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以其独特的图像语言特征和表现形式成为书籍设计表现的主体。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书籍插图设计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如崇尚礼仪、语言含蓄等。因此，我们在进行书籍插图设计的过程中，为了使书籍所传达的思想与读者情感进行有效的沟通，不能一味追求新奇的视觉效果和先进的技术特征，而要从书籍设计创意的整体性出发，把民族精神和个人风格有机融合，广泛吸收有利于表达的各种表现方法和形式，摒弃功利性，表达原著的人文内涵，真正设计出艺术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插图艺术。只有这样，我国当代书籍设计中的插图艺术在面对新情境下才能透过复杂的插图现状，把握未来的图像表达形式，挖掘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意，使我国插图艺术保持顽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