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文/任文京
近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在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之音,有的图书错误引导读者,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图书甚至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例如,《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恶意篡改格林童话经典情节,颠覆童话经典形象,宣扬乱伦、恋尸等内容,荒诞离奇,不堪入目;一些恐怖类图书宣扬暴力、恐怖,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养生保健类图书因内容问题和编校质量不合格屡屡被曝光,市场混乱,跟风炒作,成为市场一怪。由此可以看出,有些编辑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出版工作所特有的神圣使命,导致上述图书从自己手中流向市场。因此,有必要重提编辑责任意识这一话题。
编辑的责任意识,主要包括政治责任意识、文化责任意识、质量责任意识。先说政治责任意识。出版社无论怎样改制,都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属性,有些选题政策性很强,涉及的内容非常敏感,如民族宗教选题、军事题材选题等,都要按规定专题报批,责任编辑对此必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把关意识、阵地意识。在这方面,出版界有过不少的教训,有的甚至是同一种问题反复出现,说明政治责任意识的警钟必须时时敲响,不能有丝毫懈怠。
文化责任意识,强调的是出版的文化属性。图书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它还有一般商品不具备的特殊性,这就是它还关乎人类文明的延续、知识的传承,关乎教化,关乎精神的培育和心灵的滋养。因此,图书是神圣的,作为图书的责任编辑,是应该有使命感的。一旦编辑的文化责任意识缺失或淡化,就会从他的手中流出庸俗的图书、伪科学的图书、欺骗读者的图书、毒害心灵的图书。现在,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达几十万种,但真正的精品却不多,能流传后世的也很少,而同质化的图书却大行其道,大量的图书缺少文化含量,这是编辑缺乏文化责任意识的表现。
质量责任意识,质量包括编校质量和印刷装帧质量,这里主要指编校质量。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线,一本错误百出的图书,以讹传讹,会遗患无穷。有的中小学教辅图书为了争时间、拼速度、简化程序,导致错误百出。2011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将24种编校质量不合格养生保健类图书曝光,这其中还有不少是畅销书,质量不合格而畅销,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不仅教辅类和大众类图书如此,严肃的学术著作竟也变得极不严肃,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宋文通论》(2008年版),本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作者是宋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书原创性强,但编校质量很差,严重削弱了学术著作的严肃性。例如:将“勾践”误为“钩践”,“葱茏”误为“葱笼”,“邵雍”误为“郡雍”。更有甚者,书后主要参考书目,竟将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宋文纪事》的年份“1985”年写成了“1885”年,可见编校何其粗疏。究其原因,还是由编辑质量责任意识缺失造成的。
编辑是图书出版的第一把关人、第一责任人。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或岗位,还可以细分为策划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等,但责任编辑并非与之并列,与编辑也不是同义语,其“责任”二字,重点在于强调编辑是该书专职的责任人,对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负总责。新闻出版署于1997年颁布《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在第二章“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第二节“中期保障机制”中,强调“坚持责任编辑制度”,规定责任编辑“主要负责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审查,把好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责任编辑“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使稿件的内容更完善,体例更严谨,材料更准确,语言文字更通达,逻辑更严密,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1]可见责任编辑责任重大。造成编辑责任意识缺失和淡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出版社转企改制背景下,一些编辑忽视了图书的意识形态属性,放松了对书稿存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把关的警惕性,完全听信作者的观点,或者完全听凭作者处理稿件,自己对于稿件则马虎对待,草草翻阅,简单处理。殊不知一部书稿存在问题,往往在于不经意之处,关键处往往是几句话。有的责任编辑审稿不认真,把审查的任务推给二审、三审,有的责任编辑寄希望于校对人员,但校对人员限于专业背景,对书稿一般是校异同而难以校是非,很难对书稿的内容把关。
二是现在出版界都在追求速度,追求图书出版数量,造成编辑心浮气躁,哪还有坐冷板凳看书稿的耐心。有的编辑同时加工几部书稿,一年的工作量可达几百万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纵有三头六臂,怎么审得过来。更有甚者,一些编辑在市场经济中胆子越来越大,不符合自己相关专业背景的稿件照样敢于担任责任编辑,其结果是把不住内容关,导致有问题的图书流向市场。
三是转企改制以后,一些出版社认为自己的身份变成了企业,目光盯住的只有码洋和利润。在单位内部确定考核标准时,最重要也是最单纯的指标便是经济效益,不管策划什么选题,不管编辑什么书稿,不管具备资质与否,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编辑。受这个指挥棒驱使,编辑的责任意识必然淡化或缺失。导致部分编辑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忽视了社会责任,扭曲了出版的本质,甚至丧失出版人的道德底线。
强化编辑的责任意识,需要从出版源头的选题策划开始。现在有的编辑策划选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占领市场和赚钱,至于原创性和精品意识则很少考虑,这样,很容易出现大批内容雷同的同质书,甚至有的编辑为了迎合低级趣味,滑向庸俗和浅薄。我们强调文化强国,实施图书走出去战略,需要大批原创的精品图书,可事实上新书品种越来越多,可相当一部分是一次性的短命产品。葛剑雄表示,作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每次到书店进书选书,都认为起码有60%~7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而作为他个人的选择标准,9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2]责任意识要求编辑必须高度重视精品图书,增强文化的使命感。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是一个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话题。
近年来出版业变化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大潮也使出版从文化时代迅速走进商业时代,扩大规模,多种经营,公司上市,却忘记了编辑承担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忘记了出好书这一出版人最基本的要求,甚至出版工作最核心的部分被边缘化了。有鉴于此,2011年3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版单位总编辑工作的意见》,强调经营性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以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企业和内容生产企业,其意识形态属性不会改变”,总编辑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出版物质量工作,实施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落实出版物责任编辑制度和三审责任制度,组织制定并落实出版物质量管理办法,确保出版物质量。”[3]这对加强编辑责任意识的提升和强化具有指导意义。早在2005年,刘杲就对出版业见利忘义的现象提出批评,他指出:“有些出版单位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现象。他们以为转制就是企业化、市场化,忘了出版改革的特殊性。他们只讲市场经济,忘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们的出版活动一切以市场为转移,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也认为,进入资本时代,出版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驯服资本意志,而不是甘做资本的附庸。[5]这话很有见地,令人深思。
注释:
[1]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图书出版管理手册(修订本)[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606—607
[2][5]参见陈香.出版新命题:做资本附庸,还是驯服资本意志[N].中华读书报,2011—11—02
[3]参见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版单位总编辑工作的意见.新出政发〔2011〕5号
[4]刘杲.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结合[J].中国编辑,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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