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早期出版事业与革命思想的转型

文/周根红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事业中，《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这三份刊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1920年改组的《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是党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应该说，这三份刊物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如果将其并置来看，我们会发现三份刊物实际上也代表了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逐步深化和中国革命思想的现代转型过程。

一、《新青年》改组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编辑部虽然由陈独秀继续主持，但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也加入了编辑部，成为编撰的骨干。一批主张社会主义道路的原《新青年》同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抛弃了“不谈政治”的办刊思路，转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完成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转型。

1.办刊理念的政治转型

以“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而享有盛名的《新青年》1919年以前大致还是以“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为宗旨，然而，“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问题的”[1]。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1919年7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胡适、李大钊之间发生了影响广泛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暴露了《新青年》内部的思想分化。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新青年〉宣言》，宣言既指明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同时又说社员意见各不相同，却又“要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就在这则宣言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新青年》转到上海编辑出版。1920年第8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第8卷第1号）一文，明确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同时，陈独秀将编辑工作交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新青年》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0年9月，《新青年》最终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前后《新青年》内部编辑同人的思想分化，不仅表明《新青年》办刊思想的政治化转型，同时也表现出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由激进民主主义立场转换到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型。

2.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

早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就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并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新青年》第6卷第5号还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李大钊发表的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文章。1920年改组后的《新青年》，从编排形式和宣传内容方面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两只手从东西两半球伸出后紧紧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2]同时，从这第1号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出版至第9卷第3号，共发表36篇文章，文章绝大部分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所载有关苏俄的情况、各方面的政策以及列宁生平及其著作资料，其中译自《苏俄》周报的最多。这一专栏的设置，为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材料，也表明《新青年》对苏俄革命的认同。改组后的《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伪社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两次思想论战。《新青年》第8卷第4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第9卷第4号的《讨论无政府主义》两个专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消除了思想障碍。此外，改组后的《新青年》解除了与上海群益书店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刷发行，于1920年以新青年社名义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经陈独秀、李汉俊审阅校订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二、《共产党》创刊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型

《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1920年11月7日创刊于上海，1921年7月停刊，共出版了6期。该刊由李达任主编，作者多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如陈独秀、茅盾、李达等，不过他们全部采用化名。有趣的是，《共产党》月刊创办的时间正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的纪念日，这也体现了《共产党》月刊的办刊目标。《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基本纲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大量介绍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知识，为建党作理论准备

《共产党》月刊创刊后，积极宣传有关建设共产党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的相当于发刊词的《短言》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 李达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第1号）明确提出“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创刊号还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列宁的历史》等文章，介绍和探讨了党的纲领、组织形式等一系列问题，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共产党》月刊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批驳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共产党》创刊号《短言》明确指出：“共产党（多数派）及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及无产阶级专政。” 无懈（周佛海）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第4号)一文则批判了“反对一切强权”的荒谬口号，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或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幻想的依靠统治者良心发现自动放弃对被统治者的压迫，提出“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当然，他在后来的文章《夺取政权》（第5号）里说，这种夺取政权的手段，不是“用什么机会主义去和有产阶级鬼混……乃是说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有产阶级，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来。”尤其是当时一些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感到失望的热血青年，转而主张用办教育、工厂等“社会活动来改造中国”，《夺取政权》一文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切不可蔑视政治，切不可以为夺取政权，乃是阴险政客，卑鄙官僚行为”，而应当把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作为“改造底第一步”。

3.充分肯定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唤醒农民发动革命

《共产党》月刊在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思想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团结广大工农兵群体，并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告劳兵农》等富有鼓动性的呼吁书，号召他们起来革命。1921年《共产党》月刊第3号发表了未署名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最早的历史文献。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指出农村“有几层阶级”，分别是“土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和“穷光蛋”，该文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告中国的农民》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为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转向农村作了初步的理论铺垫。月刊第4号有一篇署名吉生的文章《告劳兵农》进一步指出，劳兵农要起来革命，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仇人，“第一就是官僚”，“第二就是军人”，“第三就是资本家”，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资本家，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三、《向导》周报与国民革命的发展

《向导》周报是党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1927年7月在汉口被迫停刊，共出版201期。蔡和森、高君宇等负责编辑工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金斯基等都曾为该刊撰写文章。《向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持续最久、出版较正常的机关刊物，也是当时中国报刊界影响最大的刊物，对推动当时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倡导国民革命，推动国共合作

《向导》周报赋予了国民革命以全新的内容，它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陈独秀的《造国论》（第2期）就指出国民革命主要是“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1923年5月，蔡和森的《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第23期）指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高君宇的《答思顺》（第4期）更是观点鲜明地指出，“这个革命要列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到真解决。”革命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就其领导阶级来说，“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

为推进国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支持北伐战争，《向导》周报还发表了致中的《统一的国民运动》（第20期）一文号召国共两党合作，“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但是，国民党内成分复杂、思想混乱，时常表现出妥协退让的错误倾向。对此，蔡和森的《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第18期）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中国人民需要的是革命的民主的统一，不是维持现状的“协调於内外势力范围的（如联省自治等形式）统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宣言》（第30期）也希望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两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正是《向导》周报的宣传，最终促成了1924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和以北伐战争为高潮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

2.“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

《向导》周报首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并不遗余力地为不甚了解的民众进行宣传和解释。《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陈独秀，第4期）、《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陈独秀，第4期）、《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振宇，第12期）、《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双林，第114期）、《美国资本家奴隶中国的新计划》（蔡和森，第16期）、《目下时局与国际帝国主义》（蔡和森，第6期）等都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和侵略本质。蔡和森的《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第23期）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混合，托拉斯与加特尔垄断国际市场”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向导》周报将打倒军阀作为自身宣传的另一大任务。陈独秀的《怎么打倒军阀》（第21期）就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所以自来各帝国主义者都不愿被他们压迫的民族能够自强，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同时，《向导》也发表文章反复说明非打倒军阀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如蔡和森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第1期）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民主与封建之争之所以不能结束，“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从这一点说来，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他还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第2期）里指出，“在这样情形之下，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正是《向导》周报的反帝反封建宣传，使得“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五卅运动后的反帝斗争高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3.重视青年和学生，指导工农运动

创刊后的《向导》周报将其主要的受众定位为青年和学生。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在报告中也指出，“《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3]而且《向导》当时每份6分钱的售价相对于农民来说过高。《向导》曾经刊出一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4]其实，《向导》的受众定位是具有一定的识字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学生和青年。这种读者定位表明，广大学生和青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重要桥梁，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深入民间，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相对比较高深的理论和党的政策，相对比较而言，比直接向工农大众进行宣传要有效得多。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革命的先锋队伍问题。学生与青年具有很强的革命觉悟，从“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青年与学生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在革命中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

但是，《向导》周报的这种定位，并不是说只关注青年和学生，《向导》周报也紧密团结着广大工农群体，随时就时局发表观点，指导工农运动。五卅惨案的直接导火索的“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向导》立即发表了郑超麟的文章《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第115期），号召“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向中国民众进攻，中国民众如不急速起来抵抗这个进攻，今日是上海工人首当其冲，明日一切民众必将遍受其祸”，“全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快起来做上海工人的后盾，全国抵制日货，再进一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而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第117期）就指出，这次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为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1926年秋，当农民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向导》周报就发表魏琴的文章《北伐军占领后的武汉》（第178期），指示农民广泛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一再要求国民政府颁布减租减息的法令。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1927年，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第195期）就明确提出了“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旗帜。《向导》周报的工农革命政策，明确揭示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

注释：

[1]胡适.纪念五四[N].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5-4

[2]茅盾.茅盾回忆录（四）[J].新文学史料，1979（4）

[3]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印.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J].（1），1986：412

[4]冬原.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J].向导，（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