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报刊实践述评

文/杨彩娟

毛泽东终其一生，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一个激情的报刊阅读者，到勤奋的报刊撰稿人、积极的报刊创办人，最后成长为党的报刊事业领导人，几乎涉足了报刊的各个领域。毛泽东丰富多彩的报刊实践，彰显了他的激情和魄力，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一、激情报刊阅读者

在家乡时，从表兄处借来的《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是毛泽东接触报刊的开始。《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发表在报刊上的一组政论文集，《新民丛报》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主编的一份报刊。郑梁二人有关报刊重要性的论述，给毛泽东以报刊知识的启蒙。郑观应提出“民隐悉通，民情悉达……莫如广设日报”[1]；梁启超指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2]受郑梁政治主张影响和对报刊作用的论述，毛泽东开始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校图书馆订阅的所有报刊。他还向同学借阅图书馆所没有的报刊，甚至节衣缩食把费用的1/3用于自费订阅报刊上。于右任任社长，宋教仁担任主笔的《民立报》，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接触到的第一份真正的报纸。毛泽东见到《民立报》后，立即成为其热心读者，且经常为其内容所感动。井冈山时期，很难读到各地报纸，毛泽东给中央写信：“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3]。

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报刊阅读者，他酷爱读报，且终其一生。早年大量的报刊阅读，使他开阔了政治视野、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得心应手地从事报刊工作奠定了基础。担任党的领导后，毛泽东通过大量阅读报刊，得知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以便制定革命战争的方略。

二、勤奋报刊撰稿人

毛泽东阅读报刊，不是泛泛而过的猎奇，而是深度阅读。他不仅随读随做笔记，且常常在阅读时有感而发，阐述自己的主张。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正值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席卷全国。在恩师杨昌济的影响和鼓励下，毛泽东开始向《新青年》投稿。1916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提出了通过强壮国民体魄以达救国的观点。

自《湘江评论》创办后，毛泽东成为主要撰稿人。仅《湘江评论》第一期上，以泽东署名的文章就达25篇。《论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文章发表后，立即赢得各地报刊和知名人士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很多报刊或全文转载，或向读者推荐介绍。李大钊非常认同毛泽东的见解，他的《大联合》短论，就是运用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胡适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4]

《湘江评论》的创办，《论民众的大联合》的发表，使毛泽东的社会声誉鹊起，《大公报》邀请他担任馆外撰稿人。毛泽东受邀后，积极以此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讨论热点问题。

井冈山时，毛泽东还在《红色中华》、《斗争》及《红星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政论文常在《解放》上发表；他还为《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撰写发刊词，并积极投稿。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光收录在《毛泽东选集》1-4卷中的有新闻和宣传工作方面的论述、指示、谈话，达120多篇。

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勤奋的报刊撰稿人。毛泽东积极撰稿，或陈述其政治主张、或宣传革命思想、或讨论热点问题、或陈述对报刊新闻工作的看法，这些都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推动了革命工作的展开。

三、积极报刊创办人

毛泽东从事直接报刊工作，是从创办《湘江评论》开始的。《湘江评论》的创办和毛泽东一系列富于号召力文章的问世，初显毛泽东的宣传才华和政治热情，深得社会好评。李大钊赞《湘江评论》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地最深的报纸。北京的《晨报》赞《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湘江评论》创办后，发挥了思想上启蒙的作用，有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向警予、任弼时就是其中的代表。

《湘江评论》获得社会赞誉的同时，也遭到军阀及封建势力的仇视和反对，并在创办还不到一个月时就被查封。随后，毛泽东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邀请，接手主编其校报《新湖南》。毛泽东革新了原先不涉及政治的办刊宗旨，把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作为《新湖南》最主要的办刊宗旨。革新后的《新湖南》也是赞誉一片，很多人认为是《湘江评论》的化身，是湖南教育的新曙光。不幸的是，《新湖南》在毛泽东接手后出了四期后也被查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也为了给革命活动提供掩护，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其校刊《新时代》，聘李达担任主编。由于刊物明确的政治革命主张及毛泽东《外力、军阀和革命》一文的激烈主张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宣传，《新时代》问世不久即被扼杀。

国共合作实现后，毛泽东奉中央之命，接受国民党任命，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在任上，毛泽东筹办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政治周报》并任总编，毛泽东提出“为了革命”而办刊的宗旨，提出要“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5]《政治周报》是毛泽东亲自创办和负责的最后一份报刊。1926年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在出版14期后不得不停刊。

在长达7年的报刊工作中，亲自主办或主编报刊，并积极向不同风格的报刊投稿，毛泽东从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为他日后正确地领导全党报刊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杰出报刊领导人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报刊领导人，他对报刊的领导始于井冈山时期。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6]这就跳出单纯打仗的狭隘性，强调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具体宣传上，他创造性地提出要因陋就简地办壁报，并就壁报的规模、名称、板块设置和内容、周期还有注意事项，做了非常细致和明确的指示。这是建党以来毛泽东以党的文件形式指导党的报刊工作的开始。

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指导全党的报刊工作。面对日寇的侵略，毛泽东确定了反日爱国宣传的基本思路，提出“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主张“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7]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许多报刊，著名的有《新中华报》、《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延安成为抗日宣传的中心。而每一份报刊的创办、调整合并和改革，都离不开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

1940年在《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时，毛泽东指出“《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8]抗战、团结、进步是抗战爆发后我党提出的三大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党报的政治任务就是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很多政论文章、报告、讲话主要是在《解放》上发表的。1938年毛泽东特意在《解放》上发表《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文，鼓励报刊在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上要担起责任，并提出了宣传的具体措施：一要树立抗战正面典型，二要揭露、清算抗战中的消极情绪，三要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毛泽东还为《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以及《边区群众报》等专业报刊撰写《发刊词》，就办刊的意义、任务等做了明确的指示。

《解放日报》的创办、改版与整顿，都离不开毛泽东的关注。《解放日报》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的报纸，是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党中央机关日报。创刊前，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和重要干部执笔”。[9]这一指示，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信任，并赋予党的喉舌的任务。创刊时，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发刊词》，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10]毛泽东党报使命观进一步确定了党报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一致性，初步确定了党报的党性原则。创刊后，为改进工作中的一些不足，毛泽东于1942年3月初专门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月底专门召开改版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改版指明方向。在《解放日报》的创刊和改版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最终确定了党报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办报理念。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报刊都坚持了这一理念。从井冈山指导壁报开始，毛泽东时刻关注党和军队的报刊工作，成功地根据斗争环境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办报思路，明晰办报原则，形成了毛泽东的报刊观，这为以后指导党和国家的报刊事业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丰富多彩的报刊实践，使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新闻工作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激情的报刊阅读者成长为杰出的报刊领导人。了解毛泽东的报刊实践，学习毛泽东的办报热情和魄力，创造性地继承毛泽东的办报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A].李华兴.昊嘉勋.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36

[5]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A].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C].武汉:新华出版社，1983

[6]周世钊：湘江的怒吼[A].五四运动在湖南[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7][8][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P345-347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 武汉：新华出版社，198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