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时期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研究*

文/陈宗花

革命战争时期延安在经费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坚持出版发行了大批文艺方面的书籍、报刊，为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大众参加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往对革命战争时期延安文艺出版物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文学出版物上，对音乐方面较为忽视，尤其关于民间音乐相关出版物的介绍更是缺乏。实际上延安作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民间音乐出版物的出版种类及发行数量等方面都走在各解放区前列。聚集在延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创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的号召，[1]开始探索民族化革命新文艺的道路，其中音乐工作者通过收集、整理、采录、研究民间音乐的途径，探索民族化新音乐的创作之路。伴随着民间音乐田野采录工作的深入及大量成果的出现，及时公开这些成果，为音乐创作发挥积极指导作用，就变得极为必要，因此延安的音乐工作者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并出版或油印了大量学术成果。

本文拟对革命战争时期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的基本情况及学术贡献进行介绍，并总结这些民间音乐出版物的编辑思想及特点。

革命战争时期的延安，为配合抗日歌咏运动，于1939年成立以收集、整理、研究民间音乐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研究会不仅是音乐工作者开展活动的组织依托，而且在民间音乐考察研究等成果编辑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自成立后8年间，出版会刊《民间音乐研究》（第一期）一种，民间音乐研究资料丛刊10种：①焕之编《秧歌集》；②焕之、李元庆、杜矢甲、唐荣枚等编《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③马可、瞿维编《审录》；④焕之等编《器乐曲选》；⑤焕之、徐徐等编《秧歌锣鼓点》；⑥焕之、恒之、刘炽编《郿鄠道情集》；⑦孟波编《河北民歌集》；⑧马可编《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二集》；（以上皆系油印）⑨焕之、刘炽、马可、张鲁等编《秧歌曲选》；⑩焕之、刘炽等编《郿鄠道情第二集》。还有编辑完成未出版的民歌集六部：①张鲁编《山西民歌》；②孟波编《江浙民歌》；③刘恒之编《绥远民歌》；④徐徐整理《山东及东北民歌》；⑤徐徐整理《河南民歌》（附河南曲子及坠子）；⑥安波编《秦腔音乐》[2]。此外还出版研究论著《民间音乐论文集》（1947年东北书店），还有些未正式出版的铅印、油印资料，如吕骥的《民歌中的节拍形式》等。

除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民间音乐出版物外，延安还创办了很多与民间音乐有关的期刊，主要包括《民族音乐》、《歌曲月刊》、《星期音乐》等。《民族音乐》1942年4月1日创办，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与边区音乐者协会编辑，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歌曲月刊》为陕甘宁边区音乐界协会机关刊物，1940年9月创刊；《星期音乐》1941年6月创办，为延安星期音乐学校校刊。

下面着重介绍《民族音乐》、《歌曲月刊》、《民间音乐论文集》这几种最具代表性的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并总结其主要成就。

一、《民族音乐》

该刊为综合性音乐刊物，从1942年4月至1942年10月，共出8期，后随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1942年10月改名《群众音乐》。《民族音乐》在编刊思想上强调作品与理论并重，登载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音乐理论。主要针对音乐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代表性论文有：《怎样采集民间音乐》（张鲁等）、《歌曲中国化的实践》（焕之）、《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麦新）、《试论歌词的八股》（安波）等。其中张鲁、安波等集体编写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极为重要，该文对民间音乐采集目的，采集者业务素质，采集内容、步骤以及如何记谱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阐述。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田野工作经验，不仅对当时音乐实践有着直接指导作用，而且对迄今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工作都具有示范意义。在它指导下，解放区民间音乐采集、记录、研究工作获得巨大进展，为新秧歌剧运动等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2.音乐技术和基础知识。该刊在发表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考虑到广大群众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需要，发表一些介绍音乐技术和基础知识的通俗性文章，如《指挥技术的基础》（焕之）、《关于人声之发达及其分类》（尹子）、《阶名的读法》（元庆）、《怎样吹口琴》（任虹）等，对音乐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

3.外国音乐家介绍及外国音讯。该刊较系统介绍了一些外国音乐家，并对国外音乐动态做了一定报道，如《西洋历代音乐家传略》（张贞黻译）、《苏联作曲家在战斗》、《美国乐坛拾零》等。这方面的内容，在延安创办的刊物中独具特色。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延安音乐工作者通过学习西方音乐创造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热望。

4.边区音讯。作为边区音协的刊物，该刊对延安及陕甘宁边区音乐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如刊登鲁艺音乐研究室成立、边区作曲者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开设“聂耳创作奖金”、边区音协举行座谈会等信息。

二、《歌曲月刊》

该刊系延安第一个音乐刊物，《稿约》中明确说明，“本刊系以歌曲艺术研究为中心，内容包括创作或翻译的歌曲（歌词）以及有关歌曲艺术的论著或翻译”，[3]但出刊后以刊登歌曲作品为主，理论研究为辅。该刊在无经费、无专业编辑情况下坚持出刊，并强调刊物的学术性，如在《稿约》中提出“凡译的歌曲或文字，最好请附寄原文、原谱，或详细注明出处”。[4]该刊大量发表配合斗争形势的作品，如为宣传百团大战刊登《百团大战进行曲》（朱子奇词，向隅曲），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刊登《十月革命进行曲》（公木词，焕之曲）等。还发表了《谈歌咏运动的消沉》（吕骥）、《我写歌词的几个原则》（塞克）等理论文章。

1941年4月该刊更名《歌曲旬刊》，由延安作曲者协会编辑，主要发表群众歌曲，未涉及理论研究。创刊号在《我们的希望——代发刊词》中提出“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上的沉寂，我们的歌曲作者终于喊出了：‘我们要创作新的群众歌曲’……我们期望着，我们将有新鲜活泼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群众歌曲的产生。”[5]1941年5月更名为《歌曲半月刊》，以介绍、研究群众歌曲为主。

三、《民间音乐论文集》

该论集的汇录、编辑，专门是为解决解放区民间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汇录了冼星海、马可、安波、吕骥等音乐家在延安时期的理论研究文章，以期为研究者提供有益参照。其中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41年撰，后不断增补，本文采用1947年东北书店《民间音乐论文集》版）产生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开展民间音乐研究工作的重要指南。文章由“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和方法”、“民间音乐的范围”、“应该研究的问题”四部分构成，它的出现推进了延安民间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开展，并促成一批研究成果出现，如天风《绥远民歌研究》、马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等。

革命战争时期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表现出较为统一的编辑思想与特点：首先，内容安排强调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并重。革命战争时期的延安，采录、研究民间音乐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服务，因此体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上，绝大多数刊物在内容安排上理论与创作并重，而且理论研究成果基本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是对实践的理论总结，理论研究的目的又是为进一步指导实践。

其次，选稿重视田野调查成果。革命战争时期的延安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音乐工作者以自我改造、向劳动人民学习为首要目的，大量采集民间音乐。在这一过程中，音乐工作者与群众共生活、同呼吸，与群众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并在情感交融的过程中，记录下大量充满生命力的民间音乐，总结出宝贵的田野调查经验。当时刊物对这些内容都进行了刊载。

再次，短小、通俗、便于传播。为达到及时传播的效果，延安的民间音乐出版物上所刊登的内容，大多形制较为短小，并采用较为口语化的形式，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实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

注释：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安波，马可.八年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民间音乐论文集第2集[M].佳木斯：东北书店，1947：132-133

[3][4][5]《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714，714，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