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出版思想论略

文/岳淑珍

明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随着刻书业的繁荣，涌现出许多成就卓著的出版家，最著名的当属明末汲古阁主人毛晋。汲古阁刻书多至600余种，裒聚图籍累至8.4万册，毛氏刻书数量之多，质量之上乘，流播之广远，当时无人能及。毛晋业师钱谦益指出：“经史全书，勘雠流布……毛氏之书走天下。”［1］毛晋刻本在明末清初之所以享誉海内，与其在出版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密切相关，其出版思想对当今出版业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传播正学 教化民众

作为一代出版名家，毛晋时刻坚守自己的出版导向，把传播正学、教化民众作为刊刻图籍的第一目的。“子晋之父，以孝弟力田称为乡老，而孺人以勤俭佐之。广延名人硕儒，纵其子游学，以称其名。”［2］毛晋其父从少年时期就对其进行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并使毛晋游学于名士硕儒之间，所有这些对毛晋影响巨大。因此钱谦益在评价毛晋时指出：

愤起为儒，通明好古，强记博览，不屑俪华斗页，争研削间，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者远祖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义。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进以钜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

钱谦益不仅是毛晋的业师，也是毛晋的知音，他理解毛晋一生孜孜以求、使经史全书勘雠流布的原因，即恢复传统经学的正道，而毛晋不辞艰辛“访逸典，搜秘文”，也是为其所谓的“正学”服务的。这里的新安、余姚指的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明代的王阳明。毛晋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等抽象的理论，已经离开了汉唐经学的正道，他出版大量典籍就是为了使读者掌握第一手资料，正确理解经学的本义。钱谦益认为，虽然毛氏之书走天下，但“知其标准者或鲜矣”，这里所谓的标准，即毛晋传播正学的出版思想。钱谦益在《毛子晋像赞》中用更为简洁的话语概括了他这一思想：“考六经为钟鼓，奏四部为笙簧。”［3］也正因为如此，毛晋一直把宣扬儒家思想、教化世人、维护世风贯穿于自己的出版事业中。也正是有了这样宏大的出版理想，才使得毛晋几十年如一日爬梳于“卷帙从衡、丹黄纷杂”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不休”，这是一个出版家的理想，更是支持其持之以恒、排除一切困难刊刻图籍的坚定信念。

毛晋在刊刻经史书籍传播正学的同时，不忘作为一个出版人教化民众、维护世风的责任。在《桯史跋》中，毛晋指出：“于游戏谑浪时，不忘忠孝本性。”由于图书性质的不同，经史书籍严肃稳重，而小说笔记则不拘一格，有的戏谑放浪，但能在游戏谑浪中不忘儒学本性者，毛晋认为这类书籍当刊刻以广大其“忠孝”精神。在《诚斋杂记跋》中，毛氏又道：“所记百二十余条，皆小碎杂事，新异可喜，绝无腐气，颇似《太平广记》，又不堕于淫亵迂诞，真小说家不多见者。”毛晋不是以“淫亵迂诞”之书以吸人眼球，赚取经济利益，而是禁戒淫亵虚妄之书，以求教化民众，维护世风。他又在《癸辛杂识别集跋》中说道：“每思拈出有关风雅者，逐一厘正流播，为古人吐气。”毛晋认为刊刻传播“有关风雅”之书，不仅可以为古人吐气，更可以对社会起到教化作用。像这样的书毛晋出版了不少。

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毛晋有效地利用书籍出版，承担出版人的责任。其好友陈瑚指出：

崇祯午未间，遍搜宋《遗民》、《忠义》二录，《西台恸哭记》，与《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诸诗，刻而广之。［4］

崇祯壬午、癸未间，即1642～1643年间。毛晋在此期间所刻《遗民》、《忠义》等书，或记述宋末仗义死节之士遗事，或抒发宋金遗民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以及不仕元朝的坚贞情操。此时正是明朝生死存亡之际，毛晋“遍搜”宋金遗民之作，编辑成册，刻而广之，其出版意图显而易见。作为出版家，不能杀敌疆场，但可以借出版图书，鼓舞民众，坚持抗清，坚守民族气节。毛晋把自己的出版事业与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词曲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但毛晋不以为然，《六十种曲》的刊刻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毛晋看来词曲同样可以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六十种曲》共分六套，第一套以高明《琵琶记》为首，在《演剧首套弁语》中，毛晋指出：“若乃词曲猥云公孙氏且弗诺。嗟乎，几令纯忠孝、真节义黯然不现本来面目，夫何以追维过去，又何以接引未来？俾天下后世启孝纳忠，植节仗义，亦难为力矣。”［5］他认为传奇在宣扬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不一定比一般的经史著作弱，甚至认为不刊刻此类作品，传统道德将得不到发扬而沦丧。在这篇弁语中，毛晋对《琵琶记》情有独钟，认为高明“即胜国东嘉辈，早拈出风化之本原”。高明在《琵琶记·副末开场》中用一曲《水调歌头》明确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其中有云：“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高明的创作意图与毛晋的出版思想高度一致，因此，他的《琵琶记》才获得毛晋高度认可，并辑录为《六十种曲》的开篇之作。

二、寻求善本 打造精品

明代正德、嘉靖间，前后七子提倡复古运动，文学复古之风波涛汹涌，高潮迭起。随着复古之风的盛行，古籍翻刻成为时尚，宋刊本备受青睐。伴随而来的是书坊射利，任意割裂篡改古书，开雕印制，恶劣版本充斥市场。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指出：“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6］叶德辉在谈到明代刻书时指出：

世传闽中刻《五经》、《四书》，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古’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7］

可见明代中期以后出版业的现状是商人唯利是图，胡乱删改古籍，恶劣版本充斥市场，这给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再加上宋元刻本迭经战火，到明代日益稀少，于是搜求古本旧刻、校勘善本、抢救图书就成了刻书业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这样的刻书环境中开始出版生涯的毛晋，“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竭尽全力，寻求善本。毛晋刻书，在两个方面下了大工夫，即版本的选定与校勘的精益求精。毛晋刻书力求以宋本为底本，为此他不惜耗尽千金，卖田千亩。他“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以致出现“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的景象。除此之外，毛晋“于书无所不窥，闻一奇书，旁搜冥探，不限近远，期必得之为快”，“凡人有未见书，百万购访，如缒海凿山，以求宝藏。”在毛晋上天入地的寻觅下，前后搜集书籍达8.4万多册，犹以宋版本为多。不仅如此，他能做到非善本不刻，如其在《近体乐府跋》中云：“益公省斋诸稿二百卷，仅得一钞本，句错字淆，未敢妄就剞劂。”毛晋深知只有选定善本作为底本，才能刊印出高质量的书籍。

底本是出版精品的基础，但认真的校勘也是必不可缺少的。毛晋每得一书，“必手自住雠较，亲为题评，无憾于心而始行于世。”“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第行世。”［8］不仅如此，毛晋“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鱼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9］汲古阁聘请专业对口的士子校对，保证了图书出版的质量。

毛晋校勘图籍谨记“妄改古人字句之戒”，力求保持古书的原貌、古人的原意。他在《芦川词跋》中说道：

凡用字多有出处，如“洒窗间，惟稷雪”云云，见《毛诗疏》，“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窗透瓦，今本改作“霰雪”。又如“薄劣东风，夭斜飞絮”云云，见白香山诗：“钱塘苏小小，人道最夭斜。”自注“夭”音“歪”，时刻改作“颠斜”，便无韵味。姑记之以为妄改古人字句之戒云。

毛晋在校勘古书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书籍内容阙如，或者是不完善的现象，这时他就会排除一切困难，进行补漏去伪工作。如他在《片玉词跋》中述道：“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 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予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釐其讹谬。间有茲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在《王建宫词跋》中云：“予阅王建宫词，辄杂以他人诗句……宋南渡后，逸其真作，好事者摭拾以补之，余历参古本，百篇具在，他作一一删去。”很多古籍经过毛晋补遗删改的校勘工作，得以真本呈现在读者面前，毛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由于精选善本作为底本，再加上校勘精良，汲古阁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图书，赢得了世人的高度信赖，以致“四方之士购者云集”，“至滇南官长，万里遗币以购毛氏书”。［10］直到光绪年间，“京师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11］刊刻善本、追求精品已形成汲古阁的品牌效应，凡欲购买善本、精品图书之士子，首选汲古阁刻书，《常昭合志稿》指出“天下之购善本书者，必望走隐湖毛氏。”正是毛晋在刻书活动中坚持打造精品，以质取胜，汲古阁刻本才能赢得读者，充分占有市场。

三、策划选题 前后有序

毛晋所刻书籍，经史子集皆有，并且不乏道藏，正如朱彝尊所言：“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钜。”［12］但他对刊刻什么书籍，不是心血来潮，随意为之，更不是跟风随从，人云亦云，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用现在的行业用语表述即精心策划选题，不仅如此，他还能做到前后照应，有序进行。

毛晋有强烈的学术史意识。“毛晋父子汇辑了历代名家诗文精品，以时代、文体、流派、作家编次、成为系列。综合起来看，蔚然成为一部以作家作品为主线的大文学史。”［13］毛晋刊刻书籍以丛书为多，他每精心策划一套图书，都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因此他刊刻的图书无论完成时间长短，皆能前后有序、上下联系，这样一来，汲古阁刻本就能够紧紧抓住读者的收藏及购买心理，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津逮秘书》、《十三经》、《十七史》、《宋六十名家词》等书籍的刊刻为例分析之。

《津逮秘书》分15集，凡139种，所收纷纭庞杂，涉及四部，而以杂史、笔记最多；且琐碎不一，多则30卷，少则只有10余页。粗看略觉杂乱，但观其自跋，则可知毛晋选题的原因：“段柯古云，经为大羹，史为鼎俎，子为醯醢，种种有至味存焉。然味不贵多而贵奇，书不贵广而贵秘。”往往“得一秘本，辄严订而梓之”。胡震亨在《津逮秘书题辞》中则指出：

所镌大典，册积如山，诸稗官小说家言，亦不啻数百十种，惧购者零杂难举，欲统为一函。而余向所与亡友沈汝纳氏刻诸杂书，未竟而残于火者，近亦归之。君因并合之，名《津逮秘书》以行。［14］

从毛晋多年对稗官小说的收藏可知，他早有刊刻一部丛书的设想，当忘年交胡震亨“以秘册二十余函相属”时，时机终于成熟，使“零杂难举”之秘书，归为一函，这对读者来说，无疑是“至味”大餐。可见，收载首尾完备之秘书是刊刻这部丛书的一条宗旨，也是这部书命名的原因所在，显然，毛晋几十年来的“零杂”搜求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最终策划为一套《津逮秘书》，奉献给渴望“至味”的读者。

《十三经》与《十七史》的刊刻更是毛晋精心策划的结果。毛晋在《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中叙述道，自己从崇祯改元起，“遂誓愿自今伊始，每岁订正经史各一部，寿之梨枣”，之后“十三年如一日”。毛晋在此文中非常形象地叙述了刊刻二书的经过：

迨至庚辰朝夕，十三部板斩新插架，赖钜公渊匠，不惜玄宴，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两岁灾祲，资斧告竭，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裒然成帙矣。岂料兵兴口发，危如累卵，分贮版籍于湖边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呼天号地，莫可谁何。犹幸数年以往，村居稍宁，扶病引雏，收其放失，补其遗亡，一十七部连床架屋，仍复旧观。然校之全经，其费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偿也。

明代后期，词学繁盛，文人对词籍的需求量加大，毛晋本身即词人，他以词人以及出版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词籍的价值，于是他策划了一部词集丛编《宋名家词》，此丛编分6集，前5集每集收词10家，第6集收词11家，共61家。由于此丛书的选题能够准确把握文坛的变化与市场需求，一经刊行，影响深远，为传播宋人词集功莫大焉。

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出版，毛晋也能够做到相互关照，“胸中有全书，故本末具有脉络，眼中有真鉴。”他在《挥尘前录跋》中感慨道：“余读史至宋，每病其芜蔓糜腐，辄为掩卷，因搜洪容斋、姚令威诸家小说，梓而行之，以补其一二。”这样一来，汲古阁刻本中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之间联系密切，相对自成体系，读者尤其是藏书家就需时时关注其出版动态，随时购买所需之书，这也是毛晋精心策划选题的重要原因。

四、定位读者 互通有无

毛晋一生著述甚富，他会作词，又通音律。也就是说，毛晋不是以一个书商的身份进行出版活动，而是以文学家或学者的身份从事刻书事业。他又身居文化繁盛的江南吴地，此地文人荟萃，藏书家众多，有明一代藏书家多达897人，［15］著名藏书家亦有427人，且大多数集中在苏州一府及浙江一省。［16］明代吴地的藏书家就有185人，“藏书界崇尚奇秘之风”，“吴地风俗本嗜好收藏古书名画彝鼎秘玩”，加上复古运动的不断高涨，藏书家“多聚宋元旧本”的习俗更是不变。“皆以藏书为终生之志，而不计生业之殖”，［17］这些藏书家大多又是文人，再加上一些非藏书家的官员亦常常购书阅读，因此文人阶层的消费者为数众多。毛晋从小游学于硕儒间，博通经史，深知文人需要什么性质的图籍，于是他自然把自己的出版事业与当时的文坛紧密结合起来，大量购买宋版书以满足文人的需求。由于其刻书目的明确，而不是见风使舵地出版一些所谓的“畅销书”、“跟风书”，仅仅收获一时的经济利益。因此，汲古阁刻本拥有一支稳定、庞大的收藏者与读者群，能够在几十年中一直占有稳定的市场份额。

毛晋把读者当做客人与朋友，他的汲古阁就像一家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接待四方前来阅书的读者。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云：

方汲古阁之炳峙于七星桥也，南去十里为唐市，杨彝凤基楼在焉。东去二十里为白茆市，某公红豆庄在焉。是时海内胜流至常熟者，无不以三处为归，江干车马，时时不绝，而应接宾客，如恐不及，汲古阁主人为最。

毛晋这种开放经营的方式，为汲古阁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再加上毛晋“获奇书好示人”，［18］“枕中不自秘，复欲共敷宣。”［19］因而，阁中常常是“稽古诸侯车入巷，寻文大士锡临门”，［20］“缥囊玉轴互陈列，高僧词客时盈堂”，［21］热闹异常。书籍刊刻后，需要销售，毛晋这种开放式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最好的营销方式。

在有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后，不断了解他们的需求，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新书、罕见秘本，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毛晋一生的不懈追求。他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往往搜求一种图书，数十年如一日，念念不忘。如他访《姚少监诗集》，“广搜博访十有余年，真所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他对《才调集》的寻觅亦颇艰辛，“十年来偶于故楮中觅得旧本，不觉爽然。”一旦觅得罕见秘书，毛晋往往“亟梓以公同好”，与人“共快”。他在《癸辛杂识前集跋》中云：“余向酷嗜是书，可与《芥隐笔记》、《南村辍耕录》并传，苦防本舛谬，喜闵康侯缄正本见示，亟梓以公同好。”在《琅嬛记跋》中云：“向有新安黄氏刻本……与海内博雅公诸人者共快云。”由于毛晋心系读者，与读者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很多读者变成了他与之切磋学问的好友，毛晋刻好书与朋友共快，而好友有好书亦与毛晋共享，毛晋从朋友处得到不少罕本秘书，甚至有的读者百里寄书于毛晋。他在《杨太后宫词跋》中云：“丁卯花朝，一友密缄远寄云，是少室山人手订秘本，即命予附镌花蕊后，以成宫词快观因简宋徽宗三百首，合梓二家宫词，以公同好。”在《竹坡词跋》中云：“去冬玉峰李青城同张子佩过访云，箧中有是书，相对击节，不远百里见寄。”毛晋还与读者互赠图书，《河汾诸老诗集》就是毛晋与相与数百里的几友人互赠藏书、相对展勘中完成的，真可谓出版史上一段佳话。［22］

毛晋与读者互通有无，不仅使罕见之书得以刊刻，更使汲古阁名声远扬，朋友托之刻书者有之，比如张溥编辑的《南史》、《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王象晋编辑的《二如亭群芳谱》，钱谦益编辑的《列朝诗集》等，皆汲古阁所刻。由于毛晋与读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慕名托之刻书者亦有之，他在《众妙集跋》中写道：“（《众妙集》）予向觅之未得。丙子秋杪，寒山赵灵均忽缄此书与冯定远见寄，云是嘉兴屠用明托予刻者，予狂喜弥日，因忆放翁句云：‘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用明与予未识面，乃不惜荆州之借，真艺林同志，亦公心也，以方之偶获一帙，秘诸枕中不肯示人者，相去何如耶，予向汇唐人选唐诗，甚为海内快士所赏，复欲梓宋元人选唐诗以续之，兹集其嚆矢云。”与毛晋未见一面的屠用明竟然托毛晋刊刻其“向觅之未得”之书，可见汲古阁当时在刻书界的声誉。

由于汲古阁刻本有准确的读者定位，并且毛晋与读者建立了友人般的关系，因此他与读者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出版商与购买者的关系，还是刻书者与学者的关系，学者与读者的关系。他们互相信任，互通有无，互相依赖，这种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一直使毛刻本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毛晋坚守自己的出版信念，自觉承担出版人传播正学、教化民众责任。在此基础上，打造精品，形成品牌效应；精心策划选题，抓住读者的购买心理，力争获取市场最大份额；定位读者，出版目标明确，形成稳定的读者群体。毛氏以此造就了汲古阁刻书业不朽的辉煌。目前我国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是在改制的过程中，面对激烈的竞争，部分出版社出现了一味强调经济效益、甚至唯利是图的观念。此时，我们可借鉴毛晋的出版理念，让出版产业自觉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责任。

［1］毛晋.汲古阁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案：下文凡不注出处者，均引自《汲古阁书跋》。

［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071

［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437

［4］张宗芝.以介编（附）［M].丁祖荫虞山丛刻，1919:2

［5］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292

［6］郎瑛.七修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625

［7］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56

［8］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66

［9］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579

［10］张宗芝.以介编（附）［M].丁祖荫虞山丛刻，1919:1

［11］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70

［1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93

［13］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94

［14］毛晋.津逮秘书［M].北京：博古斋，1921：2

［1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66

［16］陈冠至.明代的苏州藏书［M].北京：明史研究小组，2007：1

［17］陈冠至.明代的苏州藏书［M].北京：明史研究小组，2007：3，6，34，35，68

［18］吴伟业.吴梅村诗集笺注［M].上海：世界书局，1936:115

［19］张宗芝.以介编［M].丁祖荫虞山丛刻，1919：20

［20］张宗芝.以介编［M].丁祖荫虞山丛刻，1919：54

［21］张宗芝.以介编［M].丁祖荫虞山丛刻，1919：11

［22］毛晋.汲古阁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