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退踞台湾真相——读《从南京到台北》

文/王春玺 张辰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张同新教授是中国大陆潜心几十年研究国民党历史的知名学者，他与中央党校何仲山研究员共同主编的《从南京到台北——蒋介石败退台湾真相始末》是武汉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丛书的一部。本书揭示了1946年～1949年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最后三年崩溃的历史真相，论证了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历史必然性。其特色有二。

第一，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即“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作者认为，中国国民党曾经是受老百姓支持的、比较进步的革命党，但最终却因为失去广大人民的支持丧失了大陆政权，败退台湾，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顺应民意，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次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此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16年，践踏共和体制，孙中山再次进行民权革命。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大革命，由于共产党员的政治动员和带头作用，加上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北伐突飞猛进，后来由于“蒋汪合作”，实行“清党反共”，大革命失败。1927年4月，背弃了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国民党各派系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次年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开始混战，并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由于坚持抗战，蒋介石的威望一度达到顶峰。抗战胜利后，“本应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一个国共两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中华民族团结的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统一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决心要变亿万人民之天下为一人之天下，变全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为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该书序第6页）作者指出，“衣锦还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人心的向背和自身的腐败，缺乏自知之明。（该书第7页）反而是美国马歇尔将军还比较清醒，他事后回忆说：“某些国民党文武领袖的力量和权力是以武力解决为目标的。”（第13页）蒋介石背靠美国，幻想“天下今一家”，迷信武力统一中国。假和谈之后又撕毁协议，粉碎了国民的和平梦想。在国统区，先有“下关惨案”，后有“李、闻被害”，紧接着是美国士兵“强暴事件”，最后取缔民盟，蒋介石赤裸裸的独裁逐步失去了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广大人民的支持。1946年年底召开的“制宪国大”受到全国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团体和中国共产党的抵制，蒋介石更是尽失民心。作者认为，“制宪国大”的召开表明蒋介石更加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上更加陷于被动孤立，同时，党政军各界的头面人物为了权力分赃纷争不断，加剧了国民党内部本已复杂的矛盾，加重了国民党的离心倾向。（第36页）“金圆券风波”中，蒋经国“打虎失败”，仅仅几个月光景，金圆券的贬值程度竟超过法币在14年内贬值程度的100倍，国统区百姓深受其害。作者认为，金圆券昙花一现，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第144页）连蒋介石在1942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也承认，“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作者还细致生动地描述了“蒋桂纷争”的过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指挥，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给了蒋介石政权致命一击。当然，由于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击败蒋介石军队，这才是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关键。

第二，坚持历史主义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写作原则，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突出表现在以历史偶然性来否定革命的必然性。作者认为，不能以某某历史大人物在日记里曾经写过几句什么话，便以“如果”、“假如”的思路解释中华民国覆亡的历史，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不是用“如果”、“假如”写成的，而是用活生生的事实写出来的。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后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可能会不断加深，甚至还会有重大的历史发现，以提高认识，而铁血写成的历史是改变不了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天怒人怨的形势下彻底垮台，是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而其迁播踞台，保有中国台湾政权，也是当时国内、国际的历史大势所造成的，无论以什么形式、话语曲解这段历史，都无法改变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再版前言第3～4页）。

作者坚持“论从史出”，以“史”代论，主张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历史。与大陆一些关于国共之争历史的写法不一样，作者力图借助多方资料，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方法。作者叙述力求客观公允，既参考大陆出版的资料，也参考了台港地区和美国方面出版的资料，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首先，作者引用了大量共产党方面的史料，如《中共中央文献选集》、《毛泽东选集》、《文史资料选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冀东日报》等。其次，也引用了很多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如国民党中执委档案、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中央日报》、《燕京新闻》，还有《民主同盟文献》、《文汇报》、《新民报》等其他资料。再次，既引用了一些国内传记和回忆录，如大陆出版的程思远的《李宗仁先生晚年》、《李宗仁回忆录》、《张治中回忆录》，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蒋经国传》；台北出版的《蒋总统传》、《蒋介石传》、蒋经国的《风雨中的宁静》、《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香港出版的《蒋家王朝》。又引用了美国的一些回忆录和材料，如《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司徒雷登日记》、《杜鲁门总统回忆录》等。从本书作者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不可谓不翔实，但其取舍却高人一筹，充满历史洞察力和“史识”，能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同时赋予历史材料以思想和灵魂。

作者对国民党的功过是非，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显示作者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孙中山为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第1页）。本书对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父子反对分裂的做法也持肯定态度。1958年8月23日至10月25日的“金门炮战”，后来演变成“单打双停”的政治性炮击。由于海峡两岸的默契配合，国民党军队得以驻足金门、马祖诸岛，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被毛泽东、蒋介石二人“联手”击破。作者认为，这表明蒋介石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作者在结束语中指出，台湾政权在蒋介石、蒋经国领导时期，坚决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蒋氏父子多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人是别有阴谋地歪曲历史”，“我们的国家应该包括全中国，而不只是台湾”，并痛斥“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第279页）。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也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指出，广大台湾同胞认同中国，坚决反对分裂国家。“振兴中华，共建祖国，则已成为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责任”（序第6页）。

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本书也不例外。由于是多人合作的结果，水平难免参差不齐。对于资料的引用还可以更丰富一些，除了国共双方的资料外，对美国档案馆保存的相关资料运用尚嫌不够，苏联解密档案没纳入作者视野也是一大遗憾。但瑕不掩瑜，本书依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