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历史上的人文与学术追求

文/卢 岳

2011年第13期的《中国出版》杂志发表了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纪念建党90周年的文章《从红色出版中心到学术文化出版重镇》，文章着重“回顾在党领导下三联书店革命、战斗的历史，回顾三联书店在追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回顾三联书店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一家坚定的、进步的、革命的出版机构，为党的进步出版事业，为开启民智、播撒光明所付出的努力”。文章还对在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成功转型的一些内因及史实进行了分析。对此作为一个在三联工作经年、对三联有着深厚感情的出版人，也想就三联书店渊源有自的学术与人文基因、历史上三联书店对进步文化与启蒙思想的不懈追求等方面做一些补充和论述。

的确，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难之时，面临的是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局面，因此生活书店从事的绝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业，而是一方面要团结进步的作家、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另一方面是秉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以启蒙为号召，影响广大的民众，特别是青年读者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对于三联书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一些资深革命家和老前辈都有过真切的回忆与评价，如王震同志曾说：

在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这几家书店像几盏明灯出现了。她们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周恩来、刘少奇、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言论。她们出版的书刊，给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精神武装。（见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上卷“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商务印书馆2007）

邓力群同志也曾说过：

像我这样一个人走上革命道路，应该归功于或者首先归功于三家书店，以及三家书店的编辑人员、出版工作人员……三家书店出版的刊物、出版的书籍给了我很大的教益，使我能够从中得到启发，使我能够从这里逐步逐步地加强自己爱国的觉悟，然后走向共产主义。（所引同上）

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的确，历史上的三联书店实际上起到了党在国统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称其为“红色出版中心”是恰如其分的。

今天的三联书店，自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后，由于关于马列主义著作及各类政治书籍的出版分工主要是在人民出版社，因此一直偏重于人文学术、思想社科类读物的出版，也因此奠定了它在这方面的全国学术出版重镇的地位。但这样一个地位的取得，固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开风气之先所出版的一批畅销书，如《傅雷家书》、《情爱论》、《宽容》等密不可分，事实上从历史追溯，这种对进步文化与科学理念的追求、对民众的启蒙与先导从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始即已存在。

一、传播先进的思想体系，介绍文明的社会范式，求索救国的革命道路

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这样的国内现实，求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思考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先进的且能够为更广大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什么样的体制模式能够适合于中国，二者又如何和谐地统一，这是每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探索的问题。而对于国外先进理论与社会模式的介绍是探索中国道路必不可少的前提。1931年春胡愈之同志在回国途中曾于莫斯科逗留一星期进行参观访问，回国后即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出版后一印再印，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先生读后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能办得这样好，为什么中国不能？于是不但主动约请胡愈之为《生活周刊》写稿，而且开始了两人长期的密切的出版事业合作。韬奋先生自己也身体力行，于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书刊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生活书店后，韬奋先生分别于1934年6月、9月与1935年6月出版其《萍踪寄语》的初集、二集、三集，内容主要为游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与苏联的通讯。在1937年5月出版的《萍踪忆语》追忆他1935年夏在美国考察的见闻，据韬奋先生记述，周恩来同志看了此书后评价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资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此外还有像由生活书店编译所编的《海外的感受》、庄泽宣著的《游欧通讯》等，都以客观的角度、广阔的视野、细致的眼光记录别国的社会风貌与政治变革，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参照和借鉴。即使在“二战”后，这样的对社会理想模式的探索也没有停止，比如1948年大连大众书店引进翻译出版的由苏联著名作家、国际和平主义战士爱伦堡等著的《战后美国与日本游记》、《战后欧游录》等，就对战后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普通平民的生活现状、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等做了真实的披露。

除了这些属于亲身所感所历的见闻游记，生活书店在当时还译介出版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与社会科学著作，比如在文艺方面有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收入了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玖德》、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等；时事政治方面有英国杜德著的《世界政治》、欧脱莱著的《日本的透视》、美国赛尔特斯著的《战争·军火·利润》等。此外，还有中国学者分析国际时事与形势的著作，如钱亦石著的《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金仲华、张仲实等著的《现代十国论》等。这些图书不但为国人汲取西方文明的质素提供了范本，同时也借此具备了放眼世界、观察世界的基点和参照体系。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后来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西学经典文库》等丛书的发端和缘起。

二、深入认识国情，启迪启蒙大众，积极服务抗战

抗战救亡是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能够救中国也是和抗战救亡的主题紧密相连的。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对于救亡理论读物的出版、对于马列经典的出版经常采取文化封锁与镇压政策，但生活书店仍然在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1939年在抗日的艰难阶段及与国民党政府封锁取缔进步文化的艰苦斗争中又奋力出书240余种。这些图书注重以马列主义观点阐释和分析中国的问题，积极为抗战服务。比如由周扬、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执笔者均为中共高级干部，像洛甫的《中国革命史》、李富春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艾思奇的《中国化的辩证法》等。值得关注的是，在1938年至1940年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和激烈的阶段，生活书店仍有计划地策划出版了《新中国学术丛书》（后改为《新中国大学丛书》或《理论与现实丛书》），作者大多为大学教授或有成就的理论家，如沈志远的《近代经济学说史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等，都是立足国情，从现实出发启迪民众的力作，出版后影响很大。为了帮助读者学习马列主义原理，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如胡绳著的《新哲学的人生观》、钱亦石著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柳湜著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茅盾著的《创作的准备》等，这些著作深入浅出，既是对马列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也是对一般读者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种启蒙。今天三联书店的《三联精选》、《新知文库》等丛书在学术界一向享有盛誉，丛书所体现出的对现实问题的敏锐透视能力与对学术前沿的把握能力，我们似乎都可以从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出版物里找到端倪。

三、突出文化本位，不断扩大影响

重视文化本位、学术品格，特别注重出版工作对读者的引领与影响，是以韬奋先生为首的生活书店领导集体一贯的宗旨。出版物能否吸引读者，仅仅片面地高呼革命口号、机械地甚至断章取义地宣导一些空头理论是不会受到读者欢迎的。因此韬奋先生说过，“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大”。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大众化”，要让人们都能“看懂”。为此生活书店在各类出版物的编辑方针上就有意识地按初、中级划分，同时在学术出版上注重启蒙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加剧了对进步文化事业的迫害，韬奋先生与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都到香港暂避风头。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在1942年8月明确做出指示：“在投资合营与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所谓“三线”，对于生活书店而言即政治上冲锋陷阵、时刻准备牺牲的为第一线；偏重于出版学术理论著作、和现实政治接触较少的出版机构则为第二线；第三线则以出版中外文艺读物、知识性读物和工具书为主。事实上，据资料统计，仅在1937～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中被国民党中央或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禁止的图书就有203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达53种，这里包括像潘梓年《逻辑学与逻辑术》、童振华《中国文字的演变》之类的纯学术著作。因此，即使是淡化政治倾向与减少对政治问题的介入，在一个文化专制的社会也是没有学术与学术出版正常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的。

生活书店的图书广受读者欢迎，在1938、1939两年内即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外各省都设立了生活书店分支店或办事处。徐伯昕同志在《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一文中曾回忆道：“当时，各地进步书店的门市部，尤其是三店（指生活、读书、新知三店）的门市部，读者都是拥挤得只见人头攒动，抢购他们热爱的、对他们增进知识有帮助的、对他们政治认识和思想上能获得指导的（书刊）”，而国民党政府所办的书店，像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书店等，虽然“位置好、地方宽、装潢漂亮，但是门市部经常是门可罗雀”。读者的欢迎，正表明除却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体现了大众的呼声、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力量与前进的方向外，出版物自身在文化本位与学术品格上的追求，使读者能从中受到教益与启迪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