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编辑”秦兆阳的理想主义人格特质

时间：2024-09-03

文/范继忠

秦兆阳对《人民文学》和《当代》编辑工作的开拓性贡献，在当代文学事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其人品和文品被尊称为“大编辑”[1]。解读秦兆阳的理想主义人格特质，是探索其精神发展轨迹的重要切入点。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相对存在，用自己信仰的价值观指导思想，行为方式上有浓厚的直觉和情感成分，且对理念的坚持具有坚执性。本文从西方文学、传统文化和政治信仰三个维度来探索其理想主义特质的内涵。

一、秦兆阳理想主义的包容性：大地气息

秦兆阳审美精神中深厚的大地感，有近代俄罗斯理想主义者涅克拉索夫的深刻精神烙印。涅克拉索夫被喻为“人民诗人”，终身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立场，其主办的《现代人》（1847～1866）和《祖国纪事》（1868～1884），推动了一个包括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赫尔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等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其精神气质具有深厚、宽广和质朴的大地气息。秦兆阳在初任《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的1955年，即 “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2]——“胡风集团”案发生的同年，明确宣布：《人民文学》将办成如俄罗斯《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一流杂志，编辑要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涅氏强烈的革命民主诉求和独立知识分子身份，无疑是秦兆阳办刊宣言的重要隐在话语。对涅克拉索夫的崇尚在客观上架起了一座隐形的桥，一方是源自西方近代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精神，另一方是成长于中国民族救亡环境、身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的“革命作家”和国家文学期刊主持人。

对《祖国纪事》、《现代人》风格的追求，是秦兆阳1955年起草《〈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即“十八点计划”，未刊）、次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重要动因。“十八点计划”是其重新入主《人民文学》的工作思路，与当时文坛的高度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产生了巨大不协。由张光年在1958年4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好一个“改进计划”！》批判开其端，“十八点计划”最终被打入“死牢”。张光年的批判靶标为：提倡“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主张文学流派的多元化；讲求刊物独特风格，以艺术性和创造性为作品标准；突出编辑的自主性，栏目和文字取舍视内容处理；反对对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平庸化和琐碎化；计划编辑丛书，团结培养作家。从上可知，张文以官方政治话语强力介入文学话语，“十八点计划”虽在理论上并未越出业务范围和文艺通则，但在特殊条件下却成为秦兆阳“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之铁证。张文末尾一语双关，认为培养作家规划为“用意深远的计划”，暗指秦结党营私，客观上也凸现了《人民文学》与《祖国纪事》、《现代人》之间的精神联系。

1955年，《人民文学》在短短一年中密集推出王蒙、玛拉沁夫、公刘、刘绍棠、李国文等人的作品。这些青年作家得力于此时《人民文学》对艺术原则的坚持，最大限度保持了风格多元化的火种，在新时期多成为文学复兴的中坚。20世纪80年代秦兆阳任《当代》主编后，继续淘炼出如路遥、蒋子龙、刘心武、叶文玲、张炜、古华等新一代作家，被赞誉为“大编辑”——意味着秦兆阳个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既达到了编辑职业“中医治人”[3]的境界，也更近于涅克拉索夫俄罗斯文学精神“教父”的角色，还像是埋头耕作的农夫。秦兆阳晚年曾吟诵：“大地是如此宽广无边，自视平凡，胸怀坦荡……它衣被单薄，内心火热，千年万载，勤劳不息。”[4]“大地”包容、无私的意向，映射着其一生从事的编辑事业和社会角色。

二、秦兆阳理想主义的格调呈现：清流风骨

清流精神，是士大夫传统中最高蹈和最具有人格美感的部分：秉道直言，执著、虔诚以致近于迂顽，甚至对磨难有某种神圣的膜拜感；崇尚清洁优美的人格境界。秦兆阳的人格特质中，内化了中国传统知识人“‘道’的内向超越性”和“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5]特征；“毁誉不计，荣辱自安”[6]的自勉，满藴着“清流”风骨和只问大是非而不结私怨的君子人格。

秦兆阳的外在形象，永远“好像是未经社会磨损的原生态书生”[7]，清癯儒雅，和善温暖，宅心仁厚；在历尽沧桑的暮年，更增添了谦谨自守，形似毫无矜贵意的乡村教师[8]。然而，其朴拙之形下却满蕴着极具张力的奇气和“剑气”，亦流动着由竹、荷幻化而来的美之气韵，尤其在其晚年画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竹、荷作为中国画中的君子物，亦是秦兆阳的晚年挚爱。竹，在传统美学意象中是诸如节操、坚贞、谦义、柔韧、正直的人格符号，秦的墨竹似与郑板桥的诗《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云》中“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钓竿”的“清静”意象不同，而凸显充满不屈感的“清怒”，“有的枝叶扶疏，但竹子的风骨气节却满纸溢出，令人悚然”，“满纸是苍凉之气”[9]；虽“冗繁削尽留清瘦”，却咫尺有拂云之势，“偃蹇披伏却生机勃发”[10]，被“风”赋予了灵魂。而秦兆阳笔下的荷花，则也有着跳脱出幽美、典雅原象的“异象”，“老芹的荷也像竹，劲气内敛，荷叶坦坦荡荡地张开着，仿佛在承接风雨的洗濯，荷梗却倔犟地不肯低头，于是也弯成了个潇洒的弧度，风在荷梗上留下恶作剧的痕迹”[11]。这种颇令人瞠目的骨力和顽梗，是属于秦兆阳个人的荷的精神：不仅“生于污泥而秀洁芳香”(秦兆阳赠高洪波《静荷图》之题字)，且沐风起舞而柔韧坦荡。“弧度”所蕴涵的蓄势待发姿态，在静态的“清”的意境中，叠加了桀骜之姿和奇崛之气，正如秦兆阳曾自道：“我一生很坎坷，晚年学画，心中有些奇崛抗争之气，便借这风中之竹与荷表现出来。”[12]绘画作为艺术符号，表现的是人类内在经验的“意味”而非“意义”，“艺术品作为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13]因此，秦兆阳竹荷画作呈现出的生命气息，无疑更真实地体现出其清流精神的核心蕴涵：恣肆昂扬与逆风而舞的抗争性。

秦兆阳对行政事务和热闹应酬的本能规避，其自道原因为易于看透诸事，自嘲迂阔成性、不善处事，特别流露出“大隐隐于市”的古典名士气，与趋利时代格格不入。1979年他被选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但未参加过书记处会议；20世纪80年代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不参与党委会和一般行政事务，办公室几乎闲置。“他满腔激情，却不喜欢抛头露面”，“满桌开怀畅饮间，他只和其中某位同志干杯；又比如将要出访外国，只因某人说了句‘出国是好事情，名利双收’，便要求从出国人员名单中划掉自己的名字，从此再不涉足出国的行列”。[14]对聂华苓翻译《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事，他反应也极淡然，“他反感那些庸俗的事”[15]，平淡中透出清醒和超拔。避开浮华并未影响他对文坛的敏锐观察，因而素有文坛高士之誉。秦兆阳复出后期，其理论局限显然已无力把握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层走向；对张炜《九月寓言》的判断，尤其显露出“现实主义”理论的某种僵化和无力感，但他对审美理想的固守是其人格特质的延伸。

秦兆阳的清流气质，是有着浓厚的“中国”性和艺术符号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气质，是其政治操守和艺术精神的重要来源。

三、秦兆阳理想主义的信仰外化：殉道意识

秦兆阳对人格化的“党”和“组织”的强烈精神依恋，与其孤傲的形象有着内在冲突，却又浑然一体；其一生对“党”的忠诚和情感，超出了理性范畴，具有浓厚的殉道色彩。

复出的秦兆阳曾回忆：1958年7月被划为右派，接着开除党籍，“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依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16]从秦兆阳的生命轨迹看，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虔诚，绝非一时的激情。在延安文化环境中的身心成长、在华北艰苦战争中获得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都使“党”的形象已非“他者”和外在的教化者，而是与其自我意识充分融汇，更像是精神乳母。因此，秦兆阳在1958年被冠以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戴右派帽下放后，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失哺”和“失魂”感，“我是个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脱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过多少回，脱帽以后，直到1979年3月‘改正’为止，十几年中仍痛哭无数回，有两三次哭成了严重的眼病！”[17]刻骨的痛苦与惶惑贯穿20年流放生涯，而其间反思几乎集中指向自身。在秦20世纪80年代后的言论中，不断表现出夹杂着惶惑的谦卑：“我一直在自我反省，真诚地检查着自己哪里错了，反复思考自己和党的关系是不是没有处理好……我这个人好激动。回想起来，也有过少壮得意和过于自信的时候……”[18]无疑，对“好激动”和“过于自信”的自我检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理论主张的自我否定，表现了秦兆阳在政治正确和理性求实之间的迷茫摇摆。

秦兆阳对“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人性执著，与对政治理想的忠诚共同构成了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写一部真正的作品不易，做一个真正的人更难，但是如果不去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做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大意）”[19]这段表述冷峻而凝重，无疑属于人性伦理范畴的判断。作协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事实上有文祸和人祸的双重因素。对此文的集中批判是在1958年年初，转折点是秦兆阳不愿参与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相比秦兆阳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姿态、深化文学现实主义的简单初衷，当时的作协以组织出面、发动作家群体对秦兆阳的群众大批判，则显得用力过猛，更像是一场文化歇斯底里症。[20]秦兆阳做一个 “真正的人”的追求，与某些掺杂私欲并假手“党性”和意识形态教条的官方权力遭遇时全面溃败，其先天气质中的内倾善感，在其后的政治放逐和精神自虐中，又蕴生出挥之不去的忧郁和悲剧感，千里行程中，“他总以同一个姿势坐在汽车前座”[21]，沉默和沉思成为其晚年一种惯常姿态。1994年5月，秦兆阳弥留之际对女儿吐露了一个巨大心结：“我经历过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有一件最大的怪事，我千思百虑也找不到解释，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地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上，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得到解释？”[22]这段话道出他心底的“不甘”和对人性之恶的深深疑惑，内中透出的苍凉、悲怆况味，在其文字中十分少见。从秦兆阳的政治素养和阅历来看，他并未幼稚到认为政治中的党同伐异，不会也不应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阵营内部，更不会在同一旗帜下的“同志”身上——这段弥留之际的诘问，更像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独白：“时代把我做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些恶狠狠的正人君子，他们带各种各样的动机，对镜子锤击了20余年，反而使他们原形毕现，逃不过历史的检验。既然我一生未做过什么大事，仅只是这一件就没有白活。虽然是受尽了折磨苦难，总胜于生活得平平凡凡……”[23]这个总结不乏诗意，却充满着殉道者的意味。他的“上帝”是大写的“历史”；他的“道”是他一生坚持的三“格”：人格——“做一个真正的人”，文格——“艺术地抒写人民”的美学理想，党格——九死不悔的政治忠诚。

秦兆阳在当代中国文学编辑事业中的角色和建树，以及充满个性的思想探索和行为表征，表现了突出的理想主义特质。它根植于近代俄罗斯文学精神、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和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实践，通过秦兆阳对文学编辑出版活动的参与和组织，汇入当代文化发展的洪流，辨析其内涵，思考其得失，对当代编辑队伍的文化建设当有积极意义。

注释：

[1]蒋子龙.大编辑[N].文学报,2007-07-07

[2]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蔡克难.上医治国[J].编辑之友,1995,(2)

[4]秦兆阳.黄山失魂记·思絮偶拾（之一）[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5]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19]崔道怡.秋天的怀念——秦兆阳同志在我心中[J].当代,1994,(6)

[7]李清泉.半个多世纪的友谊[J].当代,1995,(2)

[8]燕治国.渐行渐远的文坛老人老芹力薄不胜风[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9][11][12]高洪波.高洪波文集·老芹的画（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10]郑秉谦.读画诵诗哀哲人——悼秦兆阳同志[Z].（北京：秦晴提供，该文已发表，笔者暂未找到出处）

[13][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