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出版的若干思考

文/王旭坤

一、对学术出版的认识与思考

学术出版属于专业出版的领域，是专业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各个知识领域最高端的部分都属于学术出版的范畴，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它满足了人们对原创性、前沿性知识消费的需求。学术出版产品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载体或者基本的实现方式，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和前沿性，其消费对象一般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

1978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出版界带来了新风。1979年《读书》创刊，1982年《汉译经典学术名著》第一辑50种出版，1984年往后译著进入最繁荣的“文化热”时期。1988年全国引发“全盘西化”大讨论。有学者总结，以“全盘西化”的终结为起点，以“重提国学”为先导，自20世纪90年代始形成了一个文化多元化与市场化的历史阶段。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改革往纵深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思想解放，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自由、现代化、传统文化、儒学等字眼在学术出版领域频繁出现。进入21世纪，学科划分更为明晰，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呈现繁荣状态，在形式上多体现为主题研究文库。[1]历经多年改革，市场化不可避免的冲击了文化行业，学术出版面临巨大的赢利压力，学术畅销书开始出现，尤以2006年以来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论语》系列为代表。

回首学术出版近几十年历程，有三个问题值得出版人思考：①如何看待西学的翻译引进出版？②如何寻找中华学术自信？③如何在市场赢利的压力下发展学术出版？

翻译引进为主的出版模式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人的解放、了解市场经济运作、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介绍学科理论谱系等方面影响深远。从整体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学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初期从标准到方法都在模仿人家，当年的大学教材中，90%的内容源自欧美、日本，直到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才开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西学框架中，我们很难找到能和世界一流学者比肩的人物，只好在文史哲等传统领域中寻找发展空间，有一些独到的成果。相比之下，在心理学、经济、法律等学科，我们传统学术根基差一些。”[2]

制度的构建短时期可能成功，而文化的生成则需要很多代人的累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国人的精神财富。笔者认为学术出版上“引进西学”和“找寻学术自信”是相辅相成的两条线索。长期行走在求生存、求富强的道路上，知识界习惯了思考问题首先“瞩目西方”，而如何用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难倒了很多知识分子。悠久的传统文明之中，找寻一条不完全同于西方、并能实现中国现代文明与法治的发展之路，是学术出版的重任，即运用出版平台，将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以学术出版的方式传承、探索与创新，让古代优秀的思想光辉重新释放开来。

如果说引进西学与古典传承是学术出版的两个层面，有可能形成统一认识、凝聚合力的话，那么市场赢利则是学术出版必须面对的物质压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渐明确，出版业企业化完成后，商业化的追求对学术出版形成了一些负面效应，个人出书、自费出版、学术补贴书等成为业界新术语，学术出版呈现品种增加，印数减少，品质参差不齐的局面。

出版是文化传播的平台，文化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但文化本身却没法快速生成。学术出版是文化出版中最核心也是最脆弱的部分，真正的学术之路非常艰辛。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文化、学术是最容易受冲击、被轻视、被扭曲的。但如果轻视文化、忽略学术，一个民族就没了灵魂，就断了精神的根，也就不会有尊严和长久的发展。急功近利的要求学术图书本本赢利，违背了学术生产规律，是产生学术早产、学术泡沫的土壤。

对学术出版与赢利的矛盾，我们以法学界常讨论的“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比照，讲法治、讲规则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讲法治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从实践来看，支持学术出版和实现出版社整体赢利，并不矛盾。例如，20世纪90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异军突起并赢得业界尊重，“贝贝特”和“理想国”在学术出版领域贡献很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投入了很多资金做学术，用赚钱的教材、工具书等项目来贴补不太赚钱的学术，最终实现出版机构整体的“名利双收”。商务印书馆把对文化理想的追求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历经百年而不衰。从长远来讲，有学术价值的图书最终会实现它的经济价值。

随着出版产业改革加速推行，一些传统出版社在转企改制时期，对学术出版有了态度上的改变，一些原本做得很好的专业类出版社，在市场要求和赢利指标压力下放弃了自己的品牌追求，实际上这是在出版企业化、竞争市场化之下的迷失。与此同时，有些民营图书公司在学术图书的策划组织方面获得行业与政府的认可，如智品书业的《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3]从港澳台三地畅销书名单中，可以比照出内地某些出版物在文化底蕴上的缺失。又如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75年仅以40万新台币创立，现在资本额已达1.58亿新台币，他们希望成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而实现这样的企业宗旨和出版理想，没有学术出版是绝对不能的。

笔者认为，学术出版绝不能以营利为第一宗旨，但可以实现赢利——“营利”和“赢利”两词略有差别，前者主要侧重于主观上谋求经济利益，而后者侧重于客观上有收支相减后的收益。产业化、出版改制、兼并重组、发展壮大是时代潮流，但这丝毫没意味着可以强求学术出版“以赚钱为第一要义”。出版作为一个亦文亦商的特殊行业，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并不矛盾。时代的潮流从来不会因为它行进过程中的枝节问题，而改变其基本的发展规律。

二、推动学术出版发展的若干建议

1.建设学术出版品牌

学术不宜以赚钱为第一要义，但也要解决生存问题。出版必须赢利，因为赢利才能发展，一个不能发展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出路的。而长久的赢利须建立在品牌的基础上，品牌则是由好产品累积起来的。在出版界，唯有做好书才能有品牌，也唯有品牌，才能为赢利带来长久保障。如何在解决生存的基础上把学术出版做出品牌，笔者以为有三点很关键：①懂得要政策，学会用政策；②培养有学术鉴赏力和自主策划能力的编辑队伍；③“凡立社者必有文库”，坚持做好品牌文库的长期建设。

首先，所谓“要政策，用政策”，[4]即是将国家支持文化产业、支持学术研究的各种政策用足，如在《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新闻出版领域重大项目的资金支持”，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两岸出版交流合作工程、民族文字出版工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等。“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达2000余种，这些都属于国家的政策支持。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国家社科基金、各部委纵向招投标项目、各类横向课题等，这些课题资助中本来就有一块经费属于出版资助。作为出版方，应该和作者一道把国家政策中对于学术出版的经费支持用足、用好，共同承担支持学术出版的社会责任。此外，对学术出版的支持还包括负责学术出版的分支机构要会向总社（或出版集团）要政策。就学术出版资助来讲，出版社应有自己的专项资助或专项奖励，此乃出版企业责任所在。这种资助可以给予年轻的有潜力作者和一些曲高和寡的好作品。在以“经济赢利指标”为单一考核机制下，也是给有鉴赏力的好编辑的激励。一个出版企业如果能达到20%的高端学术产品，就可以把整个企业带向一个新高度。

其次，筛选好的学术作品需要编辑具备很强的鉴赏能力，所以必须培养具有学术能力和自主策划能力的编辑队伍，自主策划能力提升意味着出版机构自有产品的充实。“参加学术研讨会，密切与学者交往，加深对学者本人能力、贡献和价值取向的了解，加深对他们的研究动向的了解，从源头上确保学术质量，对于今天的学术出版来说，变得超乎寻常的重要。”[5]在某种意义上，编辑除了要为作者“作好嫁衣”之外，还充当了作品和作者的“知音”和“伯乐”。如周振甫作为钱钟书最敬重的编辑，其本人就是学者型编辑。郝振省曾说：“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编辑才能设计出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选题，才能寻觅到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作者，也才能编辑出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书稿，最终才能形成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品牌。”

最后，学术出版的结构性发展策略可简单归纳为著译并重，以原创为主；新老并重，以推动新人新著为己任；专著与文集兼顾，以精为要。北大社张黎明总编讲过：学术出版的真正实力，不在于规模的扩张，而在于特色和水平。对学术出版而言，低水平重复没有意义。专业化比规模化更加重要。“凡立社者必有文库”，学术出版做出品牌，要善于将许多个作品按照“主体”或者“主题”整合成一套套极具“含金量”的文库，长期坚持下去。比如商务印书馆在30年前开启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0年又开始筹备《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约300种），以期全面梳理百年中国学人的思想成果，现已出版第一辑。“在中外近现代出版史上，凡是做得有影响的、有作为的出版企业，无一不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倡导者和践行者。”[6]

2.运用按需印刷等新技术

现代社会发展学术出版须务必重视数字出版的问题。在数字出版之下催生的按需印刷技术（POD，print on demand），解决了学术产品印数、库存和赢利难题，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出版助力点。[7]POD让出版的模式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印书—卖书，是先有供给，再寻找需求，而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卖书—印书，先有需求，再有供给。

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它大量的书每年的销售量都不超过500本，其中90%的销售不到50本。以前这类图书慢慢进入每年销售50本左右的稳定状态就不再印刷了，从1997年实施短版图书数字出版的计划以后，有8000个品种的图书复活。这些图书每年的销售量都在50本以下，哪怕每年只销售1本，采用数码印刷，一本就会有一本的利润。这样的模式有赖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优质内容资源和先进的POD技术，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固定而少量的专业读者，保持了一个持续稳定的需求量。

国外学术出版的POD赢利模式，首先依靠出版社有优质的内容资源；其次得益于他们和亚马逊的合作。平台将订单需求迅速整合，反馈给闪电速印（出版社事先即同意将图书的数字文档存在闪电速印的数据库里），每天将万种图书一起用轮转机印刷，再迅速交付物流，送至终端客户。相比而言，国内尚无这样的交易平台、信息管理、信用机制和物流体系等。

POD赢利模式亦是长尾理论在学术出版领域的运用，绝大部分学术书都处于长尾之中。学术图书具有“曲高和寡”的天然性，其出版应逐步摒弃以“印数多少和赚钱多少”论英雄的评判思维。以某知名出版社的学术分社为例，2000年左右学术书的平均印数大约是3000册～5000册，而现在多徘徊在1000册～1500册左右，甚至更少。在国外，很多学术书实际也就印1000册，如果再有需要，根据订单情况采用按需印刷。学术图书销售周期长，库存是个大问题。如果国内按需印刷能达到1000册甚至更低的平衡点，一些读者群比较少的学术书和专著就可避免一次印几千、一存存几年的窘境，从而增加POD的业务量，有效地控制了出版社的库存。

笔者坚信，具备学术理想和学术鉴赏能力，才能做好学术出版。缺乏学术鉴赏力，又没有物质支持，来追求学术出版的品牌建设和赢利无异于缘木求鱼。在确立了正确的学术出版宗旨和理念之后，可进一步探讨学术出版的市场问题，如商业营销、数字出版等一系列课题。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中国经济转型角度，连用了四个“越来越”的排比句，强调了大力发展文化的重要性，这对于文化产业的未来、学术出版是一个新的机遇。

注释：

[1]雷思温.二十年学界大事记[Z]，载http://bbs.scuec.edu.cn/read-htm-tid-41929.html

[2]常绍民.商务印书馆正筹备《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N].北京晨报，2010-4-26

[3]参见及烁.北京部分民营图书公司获得书号[N].中国图书商报, 2011-6

[4]参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3219/201104/723561.html

[5]张黎明.大学资源已成学术出版制高点[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7-9-4

[6]郝振省.重视对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研究[J].中国编辑, 2010(4)

[7]“按需印刷：出版的强力推动器”[EB/OL].载网页http://www.chinabaike.com/z/keji/ys/383933.html，2011年7月8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