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能力建构(1970—2013年)

卢凌宇 胡 怡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2.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1)下文若非特别注明，均以“全球化”指代“经济全球化”。国家能力通常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中国国家能力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价值的议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很多关注。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指出，1980年代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的大包干体制导致了政府财务高度分散，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政府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等基本职能。该书既成为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能力研究的起点。(2)王绍光、胡鞍钢著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美]乔尔·米格代尔著，张长东等译 ：《强社会与弱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根据国晓光和王彩波的综述，近二十多年来，国外学者的中国国家能力研究主要致力于从社会经济资源(如私营经济、社会组织)、组织制度资源(如贪污腐败、地方主义和政治派系)和思想意识形态资源(如市场经济、信息技术革命)等三个方面描述中国国家能力的变化并对之做出解释。(3)国晓光、王彩波 ：“海外对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82-88页。关于组织制度资源对国家能力的制约作用，也可以参考国晓光 ：“中国国家能力的政策困境与应对——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2期，第10-15页。例如，拉迪(Nicholas Lardy)等学者认为，私营经济和社会组织等因素削弱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市场化改革则打破了个人对国家的制度性依赖。相反，狄忠蒲(Bruce Dickson)等则指出国家有效地吸纳和规制了来自社会力量的挑战，比如社会组织通常并不寻求体制外的自主性，而是努力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承担角色。国内学者的研究大体也可以纳入上述类型学。比如，孙明军发现中国国家能力由于效力上的相对下降和范围上的绝对收缩，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意志的实现，导致了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大大减少、行政命令的控制作用日益削弱等后果。皇娟则把中国国家能力的不足归因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以地区生产总值(GDP)为纲的考核标准。(4)皇娟 ：“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2期，第32-35页。

现有研究的一个结构性缺陷是较少涉及影响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国际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国际背景性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能够在短短四十年之内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按照赫尔德(David Held)的经典定义，全球化是“一个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5)[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马峰成 ：“全球化概念分析”，《理论前沿》，1999年第18期，第17-18页。主要的特点是“物资、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观念和规范的跨境扩散”，(6)卢凌宇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2002—2014年)”，《欧洲研究》，2017年第6期，第90页。其中经济全球化既是全球化的基础和起点，又是全球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维度。加利特(Geoffrey Garrett)就将全球化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全球化，基本内容为贸易自由、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巨大的跨国资金流动的出现。(7)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p.941-991.

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持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发现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交流提升了国家能力。具体而言，全球化迫使政府扩张规模以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风险和内部不稳定。(8)毛捷、管汉晖、林智贤 ：“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来自历史的新发现(1850—2009)”，《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第87-100页。一个国家和城市经济越开放，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就越高，政府就越有动力进行扩张，以满足人民的安全和福利要求。(9)David R. Cameron,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2, No.4, 1978, pp.1243-1261; Janet Stotsky et al., “Trade Liberalization,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Tax Revenue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7, No.2, 2006, pp.261-284；杨灿明、孙群力 ：“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第115-122页；尚元君、殷瑞锋 ：“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2-15页。另一方面，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等认为全球化显著地削弱了国家能力和权力，非国家行为体正在替代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功能。(10)Susan Strange,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 Current History, Vol.96, No.613,1997, pp.365-369.罗迪克(Dani Rodrik)也指出，劳动力、技术以及人员的流动等会加强国家间竞争，从而使得国内的税收减少，抑制了国内政府的税收收入。(11)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p.81-94; Barsha Khattry and Mohan Rao, “Fiscal Faux Pas? An Analysis of the Revenue Implication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30, No.8, 2002, pp.1431-1444.

一、理论建构

本文旨在对经济全球化对197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能力的影响做一个系统的论证和测试。国家能力是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包括财政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和强制能力等多个维度，其中汲取能力被公认为国家能力的基础和代表。(12)王绍光、胡鞍钢著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汲取是国家把社会资源转化成公共资源的主要手段，也是国家的社会渗透程度的重要标志，其他形式的国家能力——比如军事能力和官僚机构的效率等——都直接受制于财政汲取的水平。在经验研究中，汲取能力通常以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测量。本文沿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个传统，把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用作国家能力的指标。

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自变量的设置上，即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维度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在此我们遵循加利特的类型学，把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三个维度，并对它们的作用依次展开探讨。(13)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941.

1.1 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1978年为起点，中国进出口总量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水涨船高，这个效应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改善了中国的外贸环境，中国的进出口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2004年，中国的贸易总量已经占到GDP的70%，而当年日本的贸易总量的GDP占比只有24%。(14)William Overhol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U.S.-China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1-15.在2008和201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都有所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在这两个时间点上虽然依然呈上升趋势，但增速有所下降。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7%，明显低于前后两年的增长率，2016年的增长率为4.5%，增速进一步降低。

出口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出口的增加促进了国内生产的增长，同时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利，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收相应增加；进口虽然挤压了国内商品的生存空间，但由于交易在国内发生，也使得政府收获了更多的税收，同时刺激国内厂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2001年12月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接受WTO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15)薛荣久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选择”，《中国经贸》，2010年第3期，第12页。为了达到GATT/WTO的要求，中国在入世前后对本国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修改，重点是结束经济贸易税收法规实施的地域差别、建立和健全出口退税制度、放弃限制国内企业在当地购买产品等。(16)苏长和 ：“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25-26页。同样重要的是，为了配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以及应对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中国还调整了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分别在2001年5月和11月对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机构调整和修改：撤销了外经贸发展司和对外贸易管理司这两个职能高度重合的司，并且组建了对外贸易司，增强了对外经贸政策制定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同时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和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使得中国政府能够保证在入世之后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处理有关的事务。(17)“修改涉外经济第一法 对加入WTO作出法律承诺”，《北京晚报》，2001年3月11日。2003年，中国决定把原外经贸部的外贸管理职能和国家经贸委的内贸职能进行合并，组建商务部，由商务部主管我国的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事务。新设立的商务部内设机构主要包括原外经贸部的21个司(局、厅)和新调整设立的职能属于原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4个司(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少部分外贸监管职能也并入了商务部，相较于原外经贸部457名的编制，商务部机关行政编制大幅提高到860名，(1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商务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2005年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5-08/12/content_8167.htm。使得每个部门都有更加充足的人力资源应对急剧增加的工作量，维持和提高组织的运转效率。简言之，外经贸职能的归并和商务部的成立既达到了WTO融入全球化的要求，又顺应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商务部的组建和运作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入世以来，我国国际贸易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3年在世界贸易的排名从2002年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四位。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贸易全球化的一个负效应是频繁、复杂的人员和物资跨境流动所导致的毒品枪支贩卖和艾滋病(HIV)等疾病传播对国家安全形成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带来了侵蚀中国的境外毒品。西南境外“金三角”地区的鸦片、西北境外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东南境外的摇头丸等借助高技术手段快速地向我国境内渗透。(19)钟岩 ：“新时期中国毒品禁而不绝的原因及对策探析”，《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第69页。贩毒常常牵涉到武器军火交易，既增加了毒品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又威胁到边境的社会治安。这是对中国国家能力的重大挑战。(20)Peter Newell,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State, IDS Working Paper 141,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pp.1-25.面对非法贸易的威胁，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和利用联合国、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21)杨凤瑞:“我国当前的禁毒形势与国际合作”，《公安研究》，2001年第6期，第16页。另一方面着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比如，为了应对如毒品、枪支以及传染性疾病的流动和传播，中国加强了国内的安保系统，公安部门加强了对毒品枪支的监管，特别是在中国的边疆，配备高技术装备，加强对警察和其他武装人员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军事斗争和办案能力；安检部门也在机场、火车和地铁出入口提高了安检要求和标准。此外，随着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我国经济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在入世前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丢失了44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制造业丧失了2500万工作岗位，原有的125家汽车生产厂家被整合为3～6家。(22)William Overhol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1-15.世界经济的起伏会严重地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脆弱性。(23)杨灿明、孙群力 ：“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第115-121页。尽管存在这些弊端，我们认为贸易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积极变化，它的积极作用占绝对上风。

综上，本文假设一：贸易全球化显著地增强中国国家能力。

1.2 投资全球化

国际投资包括外国资本来华投资和中国资本海外投资。中国入世之后，中国资本对海外投资急剧上涨，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为1582.9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中国2.55万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合计6万亿美元，(24)《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2018年9月2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809/20180902791492.shtml。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简况，也可参见：Huiyao Wang and Miao Lu, China Goes Global: How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Transforming Its Business Enterpris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12-20, 187-188.居世界第三位。本节将聚焦于外来投资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25)关于对外投资对中国经济和国家能力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是积极的，比如释放产能、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改善出口格局等，请参考：钱雪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动力和影响分析”，《当代经济》，2007年第4期(上)，第116-117页；谢岷 ：“试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贸易问题》，1987年第3期，第10-16页。

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世界组织的调研研究，中国是从外来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简称FDI)中受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FDI既为中国带来了资本，创造了就业，又刺激了出口和进口。开放的经济增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刺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实现比较优势，享受经济开放带来的收益。

外资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大规模进入。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在2000—2016年间，中国是吸引FDI总量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国家，年均流入中国的FDI为591亿美元，其中2010年流入724.06亿美元，2016年流入 1 083.12 亿美元，2010—201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2.39%。(26)丁锋、姚新超 ：“外商投资、技术溢出与能源效率”，《工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6期，第154-159页。外商直接投资吸纳国内劳动力的效果也较为显著，从2000年到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在国内的就业占比从2.77%增长到到6.90%，数量上增长了2 100多万。与此同时，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逐年提高，到2018年该数额已经达到了1 349.659亿美元。外资企业的生产所需原材料部分通过进口来获得，最后的成品部分销往外资来源国和地区，这就间接促进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税基，促进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政府部门负责对FDI的审批、监管和税收。国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对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政府着手简化办事程序。长期以来，由于多头管理，外来投资的申请和资质审查非常繁琐，审批耗时过长，从立项到正式开展投资至少需要7个月。为了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提高对国外资本的吸引力，中国不断简化投资的行政审批、提高办事效率。2019年3月，政府做出规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将不再需要经过专门的审批，只要行业不在负面清单范围内，都可以在当地的工商局进行企业注册登记。这些规则政策的规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来直接投资的审批时限，同时通过对准许进入中国的FDI种类进行调整和筛选，对特定时间段内中国的产业发展重点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对FDI的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仅如此，由于FDI本身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引导企业通过追求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通过直接的内部转移、许可证和管理营销合同等方式，为国内企业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27)Gregory C. Chow,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87, No.115, 2005, p.2.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经济往来形式多样，比如国内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原材料、零配件或提供销售渠道与服务等。这种产业关联关系促使国内企业按照外方要求来提高技术水平。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迫使国内企业向外方模仿学习与改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实现技术进步。(28)沈坤荣、耿强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90-91页。此外，政府还大幅度增加了研发投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5年中国科技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仅为人民币349亿元，而2018年则达到了19 657亿元，(29)数据来源：国家数据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访问时间：2019年4月6日。相比1995年，扩大了近60倍。政府的重视和财政投入促进了企业对前沿科技的探索与研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企业对国外公司的技术依赖，使得国内企业有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尽管如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FDI是一把双刃剑。它们既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技术发展，也加强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妨碍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薛荣久也表示，全球化对技术较为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较大。(30)薛荣久 ：“经济全球化正负效应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8期，第45页。外资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向中国输出的技术通常不是最先进和前沿的。引进国外技术固然在短期内节省了中国企业的科研支出，但从中长期来看阻碍了中国企业进行自主科技研发和实现自主产业升级。同时，向国外企业支付的技术引进的费用也显著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削弱了国家的中长期财政来源，部分地抵消了投资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总体上投资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综上，本文假设二：投资全球化显著地提高中国的国家能力。

1.3 金融全球化

201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进一步开放金融的十一条规定，主要措施包括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和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以及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等。金融十一条表明以前中国对金融全球化的参与程度还较低。尽管如此，中国参与全球化本身不仅推进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全球融资。

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融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厉以宁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第11-16页。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198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仅0.57亿美元， 2013年增长到1 187亿美元，2018年高达 1 349.66 亿美元，较之1980年，增幅为2 366倍。(32)数据来源：国家数据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访问时间：2019年4月6日。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高回报的机会，而且也提高了在中国的资本存量。国际资本进入到中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促使它们扩大生产和再生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政府的税基。随着对外融资渠道逐渐拓宽，中国着手整合金融活动规则，改革金融体制。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受到全方面的管制，银行也缺乏活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形成了“一行三会”体制，即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来实施金融监管。2018年，中国政府为了解决现行体制下三个机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的问题，将保监会并入银监会，并将后者的职责定位为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确保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和金融稳定，从而形成了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两会各自监督其所负责内容的局面。不仅如此，从1993年起，国家进一步调整金融秩序，陆续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确立了分业经营的体制。(33)Mark Robinson, “Hybrid Stat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Capacity”, Political Studies, Vol.56, No.3, 2008, p.570.金融全球化还促使中国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手段与方法，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同时重建官僚组织系统和经济结构，以便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34)Yongnian Zheng,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87-188.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和电子支付手段的出现对政府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电子科技类产品在电子交易中广泛运用，快速取代了传统的金融交易手段，交易方式不断更新换代。各大国际金融中心的经纪人可以摆脱有组织交易所工作时间的约束，全天候地从事交易，全球范围内资金划拨和融通可以在瞬间完成。网络的出现加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抬升了金融监管的成本。

除去技术发展带来的监管困难，部分加入金融全球化也增加了国内经济的风险，(35)Joshua Aizenman et al., “The Emerging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racing and Evaluating New Patterns of the Trilemma Configu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29, No.4, 2010, pp.615-641.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的作用，使之只能对部分的国内经济变量起作用，难以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以及对国内经济实施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例如，资本过快地流入到外汇市场中会使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而人民币升值又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和中国出台的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货币升值或是贬值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快慢有很大影响，反之国际资本的流动也会使得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和监管失去其本来的作用和影响，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36)赵文胜、张屹山、赵杨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市场变化的反应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4-118页。

另外，中央银行对资本流入的抑制也会使人民币存量上升。由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大量向市场注入货币预期会出现较强烈的通货膨胀。(37)同①。当国内经济过热时，政府往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减少货币的供应量，这会提高利率，并导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进入国内，结果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应量，降低了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控能力和预期的作用与效果，对国内货币的监管政策也会因此得到削弱；反之如果一国因经济衰退而降低利率，国际资本又会大量进行逃离，达不到增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宏观目标。

中国深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1.9%，到2008年就已经跌落到9%，2009年是8.7%，连续三年下跌。中国银行也由于境外股票债券缩水的影响而遭受较大的损失。(38)陈亚雯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和出口企业的影响与政策建议”，《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8期，第62-63页。股市低迷伤害了国内投资者，影响了国内的金融经营环境。此后，人民币升值，出口成本上升，海外需求的下降使得国内企业产品过剩，造成大量沿海中小型企业破产。同时，资本账户的部分开放导致短期投资增加，地方纷纷出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吸引外资政策，导致中央难以对金融进行统一、有效的监管。

尽管存在着上述负效应，总的来看，中国对金融全球化的参与既带来了很多国际资本，又推动了中国完善金融规则和相关法律。

综上，本文假设三：金融全球化显著地提高中国国家能力。

1.4 全球化

以上三小节的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国家能力而言，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然而，在贸易、投资和金融这三个主要维度上，全球化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都是积极影响占据优势，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经济全球化本身显著地增强中国国家能力。

应当承认，贸易、投资和金融并没有穷尽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例如，按照乔西(Rakesh Joshi)的观点，技术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39)Rakesh Josh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7-15.尽管如此，相对于技术和信息，贸易、投资和金融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具有更强的基础性，其中贸易是第一序列的经济全球化，投资、金融、技术和信息等都是次生的因素。在功能上，贸易是全球化的起点。跨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贸易的净收益，金融是为了弥补贸易和投资的资金缺口。从时间上看，贸易和人类历史相始终。相比之下，金融和投资全球化发端于1970年代中后期，1980年代得到发展，1990年代加速推进。(40)白钦先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挑战与启示”，《国际金融》，1999年第6期，第11页。技术和信息则附属于贸易和投资。如果没有贸易和投资，技术和信息在经济上没有价值。

综上，本文假设四：经济全球化显著地提高中国国家能力。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上述四个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检验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年。本文设置了两种回归模型：一是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分析，原始数据覆盖的年份是1970—2013年。这是统计分析的主体，目的是检验上文的理论猜想。二是对全球18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目的是比对全球化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与对全世界、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群体的影响有何区别。本文统计分析的原始数据是1960—2018年间的权威宏观政治经济数据，但由于关键变量的数据有的始于1970年，有的截止到2013年，所以统计分析覆盖的时间段是1970—2013年；除此之外，本文尽量引用最新的资料和研究。

统计分析的因变量是国家能力，具体而言是国家的征税能力。本文采用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这支文献对国家能力最常见的操作方式，(41)较近的研究可参考：Cameron Thies, “State Building, 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Rivalry: A Study of Post-colonial Developing Country Extractive Efforts,1975-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1, 2004, pp.53-72;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3, 2005, pp.451-465; Cameron Th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 No.3, 2007, pp.716-31; Cameron Thies, “National Design and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Politics, Vol.61, No.4, 2009, pp.623-69; Emizet Kisangani and Jefferey Pickering, “Rebels, Rivals,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Identifying Bellicist Influences on State Extractive Capac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2, 2014, pp.187-198; Jeffrey Pickering and Emizet Kisangani,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An Actor-centric Analysi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1, No.3, 2014, pp.244-264.将之测量为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数据来源是库格勒(Jacke Kugler)等的“相对政治能力”(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数据库，覆盖的年度为1970—2013年。(42)Jacek Kugler, Performance of Nation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经验检验的自变量有四个，分别是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其中贸易全球化被测量为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投资全球化则为一国吸引的外资占GDP的比例，金融全球化则侧重度量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这三个变量的数据来源分别是《世界发展指标(2017年)》和“三元悖论指数”(Trilemma Index)。(4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7; Joshua Aizenman et al., “The Emerging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racing and Evaluating New Patterns of the Trilemma Configu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29, No.4, 2010, pp.615-641.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指标，是实际国际经济流量(包括贸易、外来直接投资、投资组合和支付外国人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国际经济流通限制(包括隐性进口壁垒、平均关税率、国际贸易征税水平以及资本账户限制)的加权平均数。(44)Axel Dreher,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Applied Economics, Vol.38, No.10, 2006, pp.1091-1110.

此外，本文设置了16个控制变量。它们都是国家建设经验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变量。(45)卢凌宇:“战争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23-25页。这些变量包括三种类型，即：一是政治因素：国内冲突(虚拟变量)、国际冲突(虚拟变量)、政治体制(Polity2值)、族群政治(族群分裂指数)、联邦制(连续变量)、国家年龄、国家年龄平方、国家领导人任期剩余年数、有限任期制(虚拟变量)；二是经济变量：人均GDP、人均GDP平方、农产品占GDP比重、矿产品占GDP比重、以及GDP增长率；三是金融变量：债务率(债务占GDP比重)、通货膨胀率(%)。(46)Liesbet Hooghe et al.,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Governance, Measuring Regional Autho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36.

本文的模型设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将中国模型与全球模型区分开来。经验检验的重点是中国模型，全球模型的作用在于比较全球化在中国的作用与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有什么区别。二是在全球模型中，区分全球样本、发展中国家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三种模型，以便于进一步发现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排除缺省的数据，中国样本只有30～40个观察数，同时鉴于样本是单一国家时间序列数据，因变量取值受限，最小值为0.043，最大值为0.214，所以本文回避了常规的时间序列回归，而采取Tobit回归。(47)Cheng Hsiao, Analysis of Panel Data,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 Press, 2003, pp.225-234.其他模型则采用常见的处理办法，把自变量都作滞后一年的处理，唯一的例外是“族群分裂指数”，它在横截面(一国内)是恒量，所以滞后处理在统计上没有意义。此外，在中国模型中，我们设置了“1978年”这个虚拟变量，即年份大于或等于1978年为1，小于1978年为0。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是创造经济奇迹的起点。改革开放意味着鼓励外来投资，经济上与国际接轨，国内民营经济开始发展和繁荣，国有企业开始大量地退出。实际上，国有企业是国家最稳定的税源，但由于其半行政性质，征税难度低，成本小，反而不利于国家能力提升。相比之下，对非国有企业及其员工实施财政监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这对以税收为轴心的官僚机构既是挑战，也是规模扩张和效率提高的激励。这个变量的具体影响主要取决于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存为财税等部门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此外，中国以外的数据构成了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面板数据模型通常采用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简称RE)模型、固定效应(fixed effect，简称FE)模型或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分析所用的数据是对相同的单元(国家)在不同的时间点(年)抽样的结果，而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数据结构则是不同时间点上的抽样单元(国家)都是不一样的。鉴于此，我们采取前一种分析方法。具体而言，我们先对每一个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分析，然后再运行随机效应回归，最后进行豪斯曼测试(Hausman’s test)，如果测试结果小于0.05，测试结果就否定元假设：未观察因素与解释变量是正交关系，需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在表2、表3中对要使用固定效应的模型做了标注。使用固定效应的一个结果是把“族群分裂指数”这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排除在外。

三、发现与分析

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全样本包括185个国家，时间起点最早是1970年，最近为2017年，观察数为6 792个。由于不同来源的数据时空覆盖的范围有区别，小样本回归分析用了中国1970—2013年的44个观察数；时间序列回归模型所覆盖的国家为184个，时间为1970—2013年，观察数为648个。表1报告了小样本分析的回归结果，包含六个模型。表1只用了中国的数据，有四个自变量的设置，其中1978年是虚拟变量(1,0)，用于控制改革开放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由于主要发现都在表1，所以会重点解读。总的来看，统计证据基本支持或部分支持了假设一、三、四，但证伪了假设二(见表1)。

表1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1970—2013年)

注：系数下方“-”后的数字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根据表1的模型7，经济全球化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增加0.4%，这个影响的力度相当大。具体到全球化的分类指标，贸易全球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的税收就会增加0.3%；金融开放的作用获得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每增加1%，汲取能力上升0.45%。尽管如此，金融开放的影响范围却很有限，因为样本内该变量的取值在0到0.1658088之间，而在全球样本中，该变量的取值是0到1，这表明中国谨慎开放金融的国家建设效果是显著而积极的，而且很可能是妥善的；而在中国以外的发展中世界，样本内金融开放度的区间也是0到1，但它对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的作用却是显著负面的。不过，外来投资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却是显著消极，不过绝对作用较小：投资每上升1%，汲取水平下降约-0.1%。

对比表1的模型5和模型1、2、3，我们发现当同时将全球化的三个分类指标纳入方程，投资全球化的作用虽然没有丧失显著性，但改变了方向。1978年这个虚拟变量在模型2和模型7中都统计上显著，并且为负数。这条证据是合理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几乎控制了一切经济活动，所以以汲取水平来度量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

表2和表3报告了小样本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的回归结果。表2和表3都包含六个模型，使用的数据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其他国家的数据。表2所有的模型都使用了时间序列分析，但在变量数设置上都与表1相同，即有四个自变量。表2的模型1、模型4是使用了除中国外所有国家的数据；模型2、模型5是使用了除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这里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因为是从1978年才产生的指标，所以回归的数据是从1978年起算的；模型3、模型6则使用发达国家的数据(见表2)。

表2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1970—2013年，全样本，选择性变量)

注：系数下方“-”后的数字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表2诸模型与表1的模型5和模型6是直接的比对。两者共同的发现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以外的全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都起到了显著的积极的国家建设功能，其中表1模型6“经济全球化”这个指标的系数是0.00403，表2模型4、5、6同一指标的系数分别为0.000235、0.000 195 和0.000 511。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分解指标并没有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在表1中国案例中，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显著地强化了国家能力(系数分别为0.361、0.212)，但投资全球化的效应(系数为-0.000 936)则是显著降低，虽然系数很小。相比之下，在表2中，贸易全球化对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样显著且积极(系数：0.016 1)，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则与对发达国家的作用同样显著且积极(系数：0.020 9)。从中国以外的全球样本来看，贸易、金融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投资的作用则是显著积极的(系数：0.000 126)。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能力由于贸易而显著受损(-0.042 2)，这与中国从贸易中受益恰成反比(系数：0.361)。

表3的六个模型都是全变量的完整时间序列分析，数据规模与表2相同，除了四个与表1、表2都一致的自变量之外还添加了十六个控制变量，是包括了所有变量的完整模型。与表2类似，表3的模型1和模型4使用了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模型2和模型5根据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数据做的分析；模型3和模型6则是使用了发达国家的数据。

表3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1970—2013年，全样本，全变量)

续表

注：系数下方“-”后的数字为标准差；*** p<0.01, ** p<0.05, * p<0.1

表3中六个模型纳入了国家建构文献中的常见变量，是比表2诸模型更可靠的回归结果。将它们与表1中的模型5、6相比，我们发现，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所有国家国家能力的提高(系数：0.000 317)，这个效应对于发达国家同样适用(系数：0.001 49)，但对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并不显著。就三个分解指标而言，中国的所受的影响与全球样本均不相同，因为贸易、投资和金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分别不显著、显著且积极(系数：0.000 136)、显著且消极(系数：-0.009 46)。与此同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都从对外贸易中受益(后者系数：0.009 98)，中国与发达国家都从金融开放中受益(后者系数：0.036 5)。尽管如此，中国未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从外来投资中显著受益(后者系数：0.000 235)或者可以说在金融开放中国家能力受损(后者系数：-0.018 6)。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投资和金融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系数分别为 0.000 103、0.036 5)。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维度——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总体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我们基于对1970—2013年间宏观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显著地增强中国国家能力。具体而言，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显著地增加中国的国家能力，但投资全球化显著地降低了中国的财政汲取水平。本文的发现表明，我国应该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正如***总书记在2017年1月1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要在国内进行产业升级，对外寻找合适的贸易伙伴，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国际共识来解决贸易摩擦；在引入外资以促进国内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管理与监督，完善国内法律法规，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找金融开放的平衡点，逐步进行金融全球化。(48)门洪华、王骁 ：“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7期，第90-92页。本文的发现也印证了伊万斯(Peter Evans)在1997年提出的“反潮流”的观点：贸易并不会削弱国家能力，而是为扩张国家功能和机器提供了机会。全球化确实让国家在某些方面变得脆弱和敏感，但国家也会积极地应对挑战，并不会因为融入全球化而导致自身空心化。(49)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50, Issue 1, 1997, pp.62-87.

本文的经验发现证伪了投资全球化显著增强中国国家能力这个假设。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对FDI的监管效率较低，没有达到期待的效果。在2019年3月中国通过《外商投资法》之前，外资管理的法律一直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三部法律承担。它们不仅规定繁琐，而且在功能上存在大量重合。《外商投资法》则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限制，强调建立稳定、透明、公平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加强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的合法权益。但从法律实施到产生期待的效果，有一个时滞，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也会相应地呈现滞后效应。

中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既是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历史机遇，又能帮助政府提高官僚机构工作效能、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然而，全球化并不总是高歌猛进，而是有涨有落。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以“占领华尔街”、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等事件为标志，“逆全球化”强势兴起。逆全球化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这一轮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国家间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化“输家”对“赢家”的挑战。(50)陈伟光、蔡伟宏 ：“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双向运动’的理论视角”，《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第6页；周琪、付随鑫 ：“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第1-13页。全球化是“自由(liberal)国际秩序”的经济维度。面对全球化的逆转，中国的应有立场一方面是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应努力“构建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51)“***谈全球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15日； “***：全球化大潮不可挡，融合大趋势未变”，央视网，2019年6月27日，http://news.cctv.com/2019/06/27/ARTIfDd3evXiO6 BcN4r2Bcqd190627.shtml?spm=C96370.PsikHJQ1ICOX.EKuioXvJBBSD.1。既然如此，相对于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如何作用于中国国家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对于维持全球化和促进区域化/集体化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外，本文重点考察了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实际上，贸易既包括进口和出口，又有不同的构成(比如原材料和制成品)；投资则既有对外投资，又有外来投资；程度更高的金融开放意味着允许外资进入并控制我国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开放资本账户。那么，不同形式和水平的经济全球化会怎样作用于中国国家能力？这些都是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意义的后续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