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张皆茜纳
(西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41)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铸牢国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深全国人民中华民族这个最高层族属的思想根基。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包含的中华民族问题层面和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单元的族际政治安排及相关问题层面看[1],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一直统一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实践中。面对新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推进理应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铸牢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而对于该路径的可行性甚至合理性一直以来却存在着一些争议。
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单位共同形成的紧密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统一体[2](P17)。事实上,无论是该理论提出之前抑或之后学界对“多元”还是“一体”的争论就一直存在。1988年以前费孝通先生就与顾颉刚先生展开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辩论,顾先生偏向于“一体”,认为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3],而费先生则回应中华民族之内还有众多民族[4]。两位学者的出发点都是欲为聚合国内民族力量以应对当时特殊的国情寻找理论支点,着重点不同但目标本质是一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现了费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成果的世纪总结与认识逻辑的发展完善”[5]。尽管如此,对“一体”和“多元”的二元探索仍未间断,基于对我国民族工作实际的观察和思考并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学界一度对强调“一体化”建构的呼声很高,有学者在肯定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的同时也关注我国具体的民族发展现状,提出“坚持以强化族际纽带而非淡化族际差异作为实践取向”[6],“多元一体”格局是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理论基石[7]等观点。其实,一味盲目地追求中华民族“一体”化,忽视中华民族“多元”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积极意义,或者只强调“多元”无视“一体”的极端重要性,都会给我国民族工作乃至国家建设带来巨大危害。中华民族的一体和多元可以也应该整体推进,对此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水平维度的结构支撑是多元一体”[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框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9]。既要承认多元,也要寻求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10],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多民族政治整合的现实起点[11]。2014年***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2](P14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自我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就已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直至今日从未改变。接下来,要实现同步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继续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推进。对此,我国有着自身显著优势。
第一,高度重视,稳步谋划。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吸收少数民族加入党的队伍,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最终挽救中华民族于生死危机之中。同时,也在民族地区一步步实践民族自我管理模式的探索,帮助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制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将之放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让民族地区通过充分行使自治权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截至2022年初,党和国家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5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7次、新疆工作座谈会3次以及其他关涉民族工作议题的会议若干次,全面研究部署民族工作。
第二,尊重事实,思路清晰。中国共产党向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民族工作亦是如此。对于民族问题是什么,怎样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尊重客观事实是首要前提,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采取对应举措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制胜法宝。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面对各民族发展差距大,文化差异明显的客观实情,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全党全社会作出“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13](P17)的清晰判断,彰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家底”,准确分析当前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长期以来牢牢守住民族工作“八个坚持”和“九条经验”,紧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凝聚“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中华力量。
第三,措施得当,守正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都能从实际出发,准确判断民族发展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症结所在,积极采取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和措施。新中国建立初期,根据民族发展实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等工作。改革开放后至今,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的整体发展上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重大战略方针,加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对不适应民族工作实际和发展需求的政策法规、制度措施及时作出调整和完善,体现出执政党的革新性和时代性。
回顾民族工作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全党全社会共同做好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好打赢民族领域的国际舆论斗争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14],一方面蓄积中华民族整体力量,另一方面为各民族聚力于中华民族提供便利、开拓空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改写了中国历史,随后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发展、改革等历史时期的探索和发展日渐系统化、成熟化,有力推动中国实现一次次跨越和腾飞,获得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有效运行,使各族人民史无前例地获得共同当家做主的机会,这份制度优越性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历史上,中原王朝“大一统”思想下的政权体制一步步将各民族及其居住地域联结成一个整体,并采用“因俗而治”的原则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在政权割据时期,各民族都以“问鼎中原”为理想,以“承袭汉制”为治国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以根本大法、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为保障从各民族的公民一体身份和民族多元身份出发确保各民族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实现多元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是宪法原则下进行的各民族合作治理,是加快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不断缩小地区差距的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为少数民族开创的一条改变命运的政治路线,更是少数民族群体深切感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加深五个认同的濡化通道。我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作出的规定,不仅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彰显了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客观自信。实际上我国政治上的“一体”和“多元”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体”统摄“多元”,“多元”辅助“一体”。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宪法规制下产生,是国家统一管理之下的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法则是按照宪法精神制定的基本法,其执行不得超越或有违宪法原则。其次,国家政治制度在全国一体贯穿,民族地区也不例处。再次,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组织原则和建设目标进行,其目标指向是国家整体利益。最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可深入到民族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其执政成效也惠及每一位公民。
从悠久的王朝政制传统到现代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当今中国汇聚中华民族合力,增强中华民族实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资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方“多元”辅治共治是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为实现民族地区和全国的现代化服务。
2021年4月27日,***总书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考察期间,对各族同胞说:“现在全中国56个民族都脱贫了,兑现了我们的庄严承诺。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长征!”[15]“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铸牢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前提。
脱贫攻坚收官以前我国的贫困地区基本集中在西南、西北的偏远地区和山区,和民族地区大致重合,全国整体成功脱贫也意味着民族地区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同走上了小康之路。根据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显示,国家贫困县辖下一共涉及1.2万个乡镇、17万个行政村,经过长期的拼搏奋进和攻坚克难县、乡、村3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16],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所在辖区的县、乡、村3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精神面貌明显改善。通硬化路的行政村比重99.6%,通动力电的行政村比重99.3%,通信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重99.9%,有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的行政村比重99.0%[17]。各族人民共同步入小康生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基本养老、医疗、低保等保障水平都显著提高,中国完成了一项世界创举[18]。“十四五”开局吹响了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冲锋号角,中国经济将迎来更大增量和更高水平,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将获得再次飞跃。
目前,我国不仅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农业大国、旅游大国,还在多个领域位居世界第一,如贸易、外汇储备、粮食总产量等,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吸引外资国。近5年,尽管面临国际国内一些严峻形势,尤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我国不仅有效控制了疫情,还保持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稳增速。2020年是疫情最为严峻的一年,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5986亿元,比2019年增长2.3%,国民总收入1009151亿元,比2019年增长1.9%[19]。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让各族人民顺利脱贫奔小康,为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运行创造了难得的物质条件,为各民族多元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像血液一样流向全国各地,福泽各地人民,实实在在的生活质感是各族群众判断中国经济力量、中华民族发展潜力的最直接来源。经济的日益发展繁荣让各民族在共同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越来越紧密地聚合为一,同时各民族间主要表现在文化上的多样性也因得到经济的支撑和政策的鼓励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随着社会的极大进步,生活中各民族间的往来接触、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且流畅,各族人民群众之间共同因素越来越多,同时差异性也会因此变得不那么尖锐而能获得更好且恰当的体现,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各自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2](P45)。中国经济在国内的繁盛、国外的腾飞不仅为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物质基石,也为中华文明扩大世界影响力以及保证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存续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群体都有不尽相同的政治诉求,彼此间也存在着经济差异,但文化层面的多样性才是各民族异质性的最突出表现。在理解这种异质性之前需弄清楚文化的涵义和表征,中国民族学界认为,“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20](P384)。漫长的历史为各民族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各民族缤纷多样的文化得到精彩呈现并日益交织。长此以往,各民族在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21](P39)。
随着全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大流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影响下各民族沟通障碍的大范围消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性逐渐增多成为主流,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和文化现代化的优秀成果日益成为常态。在物质文化领域,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均在国家产业规划的铺排中得到多样化发展,已不存在某个民族独有的生计方式;乡镇村社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代健康饮食风尚的提倡得到社会普遍遵循,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互鉴互赏,涉及海、陆、空3大领域的交通运输网络覆盖全国,为各族人民出行和往来提供了无限便利。在精神文化领域,国家早已建成遍布全国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体制日趋完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社会的构建让中华民族“一体”性获得强有力的规则支撑。由此,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得到强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列宁提出的民族问题“第二个历史趋势”[22](P129)的特征。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国民精神的持续培育不断浸润着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同样也推动并巩固着中华文化的繁荣。
在思维、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民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各民族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同性,但异质性依然是最主要的。这是“多元”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是民族发展乃至人类社会进步的合理存在。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当下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之一便是各民族的文化生存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适应困境。文化生存即指“一个小民族如何在外部环境的干预状态下,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认同,保持一种文化的独立性的权益。”[23](P204)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在自身文化生存的过程中,在外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若产生文化劣势意识和拒斥心理,结果极有可能造成文化生存危机的出现和非选择性社会变迁。事实上,各民族自身文化系统中核心内容越是得到贯彻延续,中华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整合阻力就会越小。因此,国家从根本法的高度对少数民族文化作出相关规定,奠定了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总基调,为各民族文化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法律遵循。只有首先尊重和理解各民族的文化,摒弃中华文化等于汉文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本民族文化优越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
数千年来,各民族及其先辈在历史的长河里共同缔造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在“大一统”政制运行下,“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3](P25)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彼此间家庭成员的关系日臻密切。随着“和谐”一词载入宪法,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推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什么是和谐社会?从人这个个体出发指向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生活世界层面来看则意味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的充分发展和不断趋优。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也是巨大优势。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下,各族人民获得广泛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机会,民主集中制为科学规划发展目标任务提供了最基本遵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凿创了公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力渠道,言论自由则营造了个体发表意见、感想,为国建言献策的良好氛围。新时代我国正致力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4]。民主的进步和法治的完善共同促成并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体和社会的行为都被纳入政治规制和法治规范中,矛盾和冲突得到很好的防范和解决,全国犯罪率逐年得到有效控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一些国家针对我国的“威胁论”也轮番上演,境外势力往往乐于借民族问题挑衅中国,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的步伐从未停歇,意志从未松懈。目前,中国的人民军队从武器装备、战斗力量到后勤保障、配套设施再到军队作风、人员面貌,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人文环境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不断获得继承和发扬。社会活动井然有序,城市乡村整洁安宁,自然生态持续改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在和谐社会下,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切切实实地开展,一批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个人不断涌现,民族大团结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更是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各民族是中华大地共同的主人,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选择在某一区域学习、工作、创业的自由。事实上,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一直是历史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指出“聚居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4.5%”[2](P6),到了21世纪的今天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约各占一半,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历来是各民族的历史惯习。中华文化孕育出中国人开放、包容、理解和接纳的国民性格,以和为贵的家国情怀,总体上也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推进的人心基石。
***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5],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意识来源于现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现实,在这个基本现实中交织着开展民族工作可利用的巨大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抛开对“多元一体”的整体推进,因为“承认多元既是尊重历史,也是接纳现实,而只有承认各民族‘多元’的现实,才能更好地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建设。”[11]
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还是对其内部次级族体的多元共生推进,我国都有着显著的政党优势、制度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以及社会优势。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多元一体实际已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成功模式”[26]。在当下及未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推进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善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民主和正义,提高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水平,做大做强国民经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伟大民族精神,积极引导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守护祖国疆域,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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