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中的共同情感塑造探究

肖智立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民族文学的建构与跨语境传承基本以独特民族文化为视角而纵横动态延伸[1]，民族传统习俗文化的广博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温床；所谓民族文学是相对汉族文学，多由少数民族创作或反映民族习俗文化形态的书面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的总称。同世界文学时间线性文化承载所不同的是民族文学与民族社会纵横发展的交织，即以时间为轴，映射岁月变迁中的社会主题。如土族民间叙事性文学《拉仁布与且门索》等以时间为轴，通过对民族群体不同时期生活的描述，歌颂时代变迁。同时又以静态横向为依托，以口头民间神话传说等题材为依据，以根源追索为切入点，进行合乎群体情感认同的文学创作。其中藏族《格萨尔王传》等文学作品以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情怀为契机，以平稳的笔锋谱写着藏族、裕固族同胞激昂澎湃的斗士精神，史诗的人文取向中凝聚着文学中的群体人文情怀。当然，民族文学不同于汉族现代文学的跨越，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以民族元素凝聚民族情感，构筑民族文学赖以延续的生命机制——共同情感塑造；进而使得民族文学几乎都是史诗化民俗纪实、百科全书式民情囊括。因此，以民族文学的基本形态为立足点，探析民族文学群体情感塑造的基础，在解析民族共同情感的同时，以文学的脉络来审视共同情感塑造的基本方式，便成为了深化民族文学价值的基本诉求。

一、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塑造的社会基础

（一）岁月变迁——民族文学的共同历史铸就

岁月变迁是民族文学始终秉持的社会机理，在群体情感启迪和群体认同的社会变革中，共同的历史铸就折射着少数民族群体同一的社会道德认同，在同一是非曲直的准绳鞭策中文学作品必然会着重历史准绳的道德取舍，一方面民族岁月变迁在文学艺术中毫无保留地成为天然的文学背景；如沈从文文学艺术始终以湘西苗族的岁月变迁为线索，在《从文自传》与《苗民问题》中多次暗指封建时期不同王朝将湘西苗族视为蛮夷，持续歧视且残酷打压，在进行自我苗族身份认同的同时，将湘西苗族的岁月变迁以合乎苗族群体勇敢、坦然的情感认同交织于族群历史铸就中。另一方面民族文学中不同民族领域的岁月变迁，见证着民族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合乎民族历史准绳的文学构建必然掀起群体共同道德情感的接纳与认同，从而以民族社会的历史变迁为基础，铸就成民族群体共同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心理[2]。沈从文在《神巫之爱》等作品中将巫师祭祀活动的变迁植于文学表达中，勾勒出一种基于社会变迁中永恒的同根同源的文化心理，类似的文学表达塑造着群体共同情感的社会基础。此外，民族民间文学中多以神话、寓言故事串联着民族文学的岁月变迁，通过富含神秘色彩的民间传说，以妇孺皆知的文化缩影，凝聚着群体共同情感。

（二）习俗点缀——民族文学的群体信仰聚焦

习俗民情是最朴素的情感载体，习俗民情对民族群体共同情感的凝聚作用上至习俗宗教信仰、下至家长里短。在习俗点缀的文学勾勒中，以群体信仰为基调的情感认同是民族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重要社会基础。首先，在民族生产生活中群体共同情感在社会生活习俗中俨然成为身份、族群认同的基本符号。如赫哲族口头文学体裁“伊玛堪”通过对赫哲族民间狩猎、驯鹿生活场景的记实勾勒了文学作品中群体身份认同的基本符号。其次，在群体传统节庆、婚丧嫁娶习俗的文学建构中群体社会活动必然凝聚着不言而喻的情感认同，就如沈从文《边城》中对端午节的描述，牵引着群体习以为常的地域认同以及情感认同。再者，在群体祭祀、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等社会活动中，群体行为认同背后的精神认同才是文学作品中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灵魂[3]。独龙族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创世纪》将独龙族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谱写得淋漓尽致，白族文学作品《白王的出生》潜移默化地将本主崇拜融入文学创作中，成为群体情感认同的基础，并且原始宗教观念成为最为朴实的精神认同符号。总之，在群体习俗风情的社会参与中群体功能共同情感成为潜移默化的共识，文学作品中精心勾勒的习俗点缀，成为民族文学作品中群体情感认同的最终归宿。

（三）歌颂人性——民族文学的群体情感认同

歌颂人性是民族文学群体情感认同的核心，是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塑造中社会基础的催化剂。人性是多数民族文学作品共同着重笔墨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体普遍注重自我个性张扬，特别是在情爱表露中基本人性的释放，在提升民族文学作品理性高度的同时塑造了最为朴素的共同情感基调。一是通过谴责与群体人性相背离的习俗，歌颂大众趋于追索认同的人性，比如沈从文以苗族男女情爱为基础的作品《月下小景》对苗族婚嫁习俗遏制真爱的反映，旨在歌颂湘西苗族男女对歌生情、自由恋爱的自然人性，从而塑造群体共同情感。二是通过对真善美等人性本能的文学性陈列，潜移默化地凝聚民族群体共同情感。比如佤族民间文学《司岗里》以超脱自然的神秘色彩，歌颂着群体性本善的人性。此外，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明确将湘西苗族自由的生命存在视为“人性美”的重要维度[4]。在民族文学共同情感塑造的社会基础中，人性成为引起大众情感共鸣的必然归宿。换言之，民族文学作品对人性的跨民族、跨地区的歌颂，是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塑造的文化精髓和社会基础。特别是民族文学对人类社会永存的仁义礼智善和社会伦理纲常的人性讴歌，既是民族文学发展中始终追求的价值维度，又是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基础。孝悌观念、情爱表述等凝聚人性的文学表达题材，不仅是民族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基础，还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情感脉络。

（四）文化诠释——民族文学群体认同的纽带

文学与文化始终是相形得益的交织体，文化对文学内涵的充盈，是文学超脱自我范畴的文化再呈现。民族文学史诗化的艺术表达自觉地席卷着民族群体对其文化的脉络性认同、是非性评定、道德性取舍及价值性弘扬构建着群体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一致的文化情结，这是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塑造的文化基础。换言之，文化诠释是民族文学中群体认同的纽带。一方面民族文学都通过不同时代的民族符号无形地凝聚着大众共同的文化情愫。在保安族民间文学《神马》《阿舅与外甥》中藏语衬词和保安花儿表达的重叠成为其文学作品中大众共同文化情愫的缩影和共同情感塑造的基础。另一方面民族文学对社会文化碎片式的涉猎，成为民族文学凸显民族性的方式之一。如畲族作家山哈的文学作品《追捕》，虽然以司法为主体，但畲族历代奉行的传统孝道文化却贯穿始末，畲族群体妇孺皆知的孝悌文化观念成为其超乎畲族文学地域情感、强化大众情感认同的纽带。毋庸置疑，共同文化基石是汇聚共同情感的主要驱动力。

具体而言，首先，民族文学作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诠释，唤起民族群体共同的文化心理，并通过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激发群体情感的共鸣。如裕固族善恶神话故事由传说向谚语乃至社会伦理转变的过程生动地体现了原生态文化激发群体共同情感共鸣的强大效应。其次，民族文学作品中对群体世代遵循的文化观念的标尺性移植，铸就着群体共同文化心理的权威性，特别是传统民族文化是非曲直的裁量，精准地迎合着群体普遍的情感嗜好。如门巴族戏剧文学《阿拉卡教父子》等通过民族传说、图腾崇拜和宗教教义约定俗成地凝聚着合乎大众是非曲直的共同文化心理，将正义与战争、是与非的价值标尺转化为大众习以为常的价值尺度。再者，民族文学中道德性取舍及价值性弘扬构建着群体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一致的文化情结，这是民族文学作品群体共同情感表露的文化基础。侗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法律款词”“礼仪款词”等作品以侗族独特的文化形态构筑群体功能共同的文化心理、塑造着群体共同的情感框架。总之，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内涵与外延的相织相交、共存共生的关系为群体共同情感的塑造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

此外，民族文学作品对时代主题的艺术表达，也是民族群体共同情感表露的艺术载体，文学作品对时代主题的承载必然凝聚着群体共同的情感价值。佤族文学作品《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通过对三代女性的命运描述，巧妙地表达了时代变迁中尊重女性的时代主题。而反映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助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民族影视作品，以《十八洞村》为代表，以中国梦为契机，通过精准扶贫的时代主题，塑造出民族群体朴素的共同情感。

二、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塑造的方式剖析

从民族文学的传承和文学情感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审视，民族文学中群体共同情感的塑造，基本回归至文学背景、主题的要素当中，以民族群体司空见惯的生活环境、民俗风情为共同情感塑造的牵引，以独特文化典范的审美取向为共同情感塑造的动机，在永恒的民族情怀的洗礼中打造民族情感认同的主线，在民族文学时代舞台上，书写最纯真的情感，凝聚民族文化认同，塑造群体共同情感认同[5]，从而以民族文学为基石，在民族文化公民共同体的构筑中塑造民族文学群体的共同情感。

（一）依托地域环境，搭建群体情感认同载体

民族地域环境是民族文学起源、发展的艺术背景，是民族文学作品中群体共同情感认同的基本保障。地域环境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符号承载着群体身份认同与族群认同，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以地域环境为出发点的身份认同超出了“老乡”字眼的情感认同。在民族文学的建构中不论书面文学的艺术性描绘还是口头文学中的自我塑造，民族地域环境始终是搭建群体情感认同的载体，是民族文学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基本方式。在民族文学中地域环境对群体共同情感的塑造源于地域环境的符号与精神承载。

首先，在民族文学中地域环境的创作背景为群体勾勒了共同的物质家园，在任何形态的民族作品中民族地域环境的圈定是勾勒读者情感认同的基础[6]。在沈从文的苗族文学作品中湘西古城、沅水船只等地域环境符号成为升华苗族群体情感认同的基本物质符号，而湘西也逐渐铸就了沈从文苗族文学巅峰的文学审美认同。其次，民族文学中特定的地域环境成为作者与读者情感释放的集散地。基诺族文学《水牛》以乡土传说为契机，将汉族与基诺族之间团结友爱的自然符号转化为朴素的群体认同，进而抽象为互惠互利的情感认同。再者，民族文学对乡土地域环境的文学放大，实质上是不断采用地域文化认同的自然符号，圈定群体之间的精神栖息地；地域环境所承载的群体地理认同成为群体心理认同的桥梁。

（二）融入民俗风情，凝聚群体情感认同的脉络

在民族文学作品群体共同情感塑造中，民族民俗风情的融入成为凝聚群体情感认同脉络的基础，在民族文学当中民俗风情始终是凝结群体情感的载体和牵动群体情感脉络的永动机[7]。民族文学作品通过故事传说的虚构将民族风情融入其中，不断升华群体之间相应的心理认同。如基诺族文学作品《穷人》以基诺族千百年来的原始平均主义习俗为基础，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汉族与基诺族唇齿相依的兄弟情感认同上升到极致。二是在民族神话传说等文学作品中，祭祀、宗教信仰等民俗风情凝聚着群体必要的文化认同与精神认同。在白族文学作品《果子女与段白王》中，本主崇拜从起初的自然宗教的文化认同转化为超乎宗教的精神认同，在作品中认可致力于真善美的人都可以成为本主，以本主祭祀为习俗的精神认同成为民族文学情感认同的基础[8]。三是在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民族风情的文化习俗承载，无不凝聚着群体必要的心理认同与情感认同。白族文学作品《神奇的鸟会》通过白族民俗风情的描写旨在凝聚白族群体共同的心理，董秀英在《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则通过佤族民俗渲染佤族群体共同的情感诉求。总之，民俗风情是民族文学不可规避的共同情感塑造方式，在民俗风情中情感认同以心理认同、文化认同、精神认同的形式，提炼出文化习俗的精髓，以此凝聚群体的共同情感。

（三）植入民族审美，直击群体情感共性取向

植入民族审美，直击群体情感共性取向是民族文学中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关键；以民族群体情感共性取向为基础，不断在共性审美取向中植入民族文学中凝聚群体情感的向度，方能构筑民族文学群体永恒的情感交织。具体而言：一是民族可视化符号的文学表述，在民族文学中服饰特色、手工艺品的符号化审美成为勾勒群体共同情感的基础，在沈从文《边城》《长河》等作品中无不刻画着苗族服饰特色，在服饰特色中凝聚着群体特定的文化情感认同。二是民族习俗史诗化的文学白描，在民族文学的习俗化建构中，巧妙地将民俗文化植入文学当中，习俗的内化必然成为牵动群体情感认同的价值桥梁。蒙古族《蒙古秘史》作为史诗文学，在蒙古族文学发展中俨然成为蒙古族儿女共同情感的象征[9]。三是民族文学对时代主题的讴歌，这是民族文学中群体共同情感讴歌的关键，在文学作品中时代主题是不朽的生命力，以时代主题为切入点，植入民族文学跨语境的情感认同成为民族文学传承的关键。如基诺族《新民歌》站在时代的顶峰，礼赞党和新中国，激起了亿万群体共同的情感心声。

（四）恪守民族情怀，讴歌民族情感认同的灵魂

恪守民族情怀，讴歌民族情感认同的灵魂是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塑造得以永续的必然方式，在民族文学群体情感建构中群体跨时空恪守的民族情怀成为民族文学讴歌群体共同情感的天然屏障[10]。纵观民族文学发展，能够牵动民族共同情感塑造的民族情怀大体包括追根溯源的本源情怀、启迪后生的英雄主义情怀、情真意切的情爱情怀。

追根溯源的本源情怀是民族文学中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人格化起点，在早期民族文学中以追根溯源为基础的共同情感塑造占据着半壁江山，如白族文学作品《大黑天神》、苗族民间传说36首《盘古歌》等均通过虚无的神话传说，以神秘的族源起源和人类起源塑造群体同根同源的共同情感。

启迪后生的英雄主义情怀是民族群体在恶劣环境中不断延续的精神信仰，民族文学通过对英雄主义情怀的勾勒，试图调动群体昂扬向上的斗志，时刻追随英雄先烈的步伐，以服务大众为主旨，在英雄主义情怀的熏陶下民族共同情感油然而生。藏族文学《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文学《江格尔》等作品都是通过英雄事迹的描述，传颂着英雄主义情怀，进而无形地塑造群体共同情感。

情真意切的情爱情怀是民族文学作品中不可回避的民族情怀，情爱本是人的基本自然属性，在民族习俗文化的渲染下情爱情怀以合乎群体审美与习俗秉性的形式予以承载，民族群体的情爱情怀在文学艺术的勾勒下不再是简单的自然属性，而是群体伦理道德束缚下的恋爱以及婚嫁习俗，而恋爱与婚嫁主题毫无疑问是民族文学作品集中深入描绘人性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并且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群体情感认同[11]。

（五）融入时代媒介，扩宽民族文学传递平台

在民族文学群体共同情感塑造中，民族文学的本体属性始终要不断茁壮发展与永恒传播。一方面民族文学作为民族社会历史的活化石，见证民族社会发展的变迁，是民族群体不断吸取涵养的灵魂所在地；另一方面民族文学作为不同时代群体共同情感塑造的主阵地，在全球语境下民族文学艺术情感传播中要不断融入时代特色[12]。换言之，融入时代媒介，扩宽民族文学传递新平台成为民族文学作品群体共同情感塑造方式的时代延伸。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学创作的不断涌出，以时代媒介为载体的民族共同情感的文学塑造成为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思路。具体而言：一是在民族文学创作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为主的民族文学组织不断推动着民族文学发展，在民族文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推动着民族文学视觉从内部向整个社会的转移。如以畲族作家朝颜为代表的民族作家在《陪审员手记》等文学作品将中国梦同民族梦衔接，构筑着民族群体共同的道路自信和时代信念认同。二是在民族文学的时代发展中以自媒体为平台的文学载体，通过激励机制挖掘民族作家人才的同时扩宽了民族文学群体情感认同的新平台。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等平台的搭建，开辟了新时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纪元[13]。如以藏族作家祁翠花《天山祭》为代表的民族文学紧跟时代步伐，抒写着民族群体新的时代认同，在扶贫攻坚克难之际激发内生潜力的中华各民族的精神认同成为时代最强音。三是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网等为主的自媒体，在挖掘和传播民族文学之际，逐渐凝聚着民族群体的时代情感认同以及跨语境的文化认同。

民族文学中群体共同情感的塑造是文学创作者依托各民族生活环境的自然风光、感悟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紧扣民族文化习俗、引领文学审美情怀的基础上不断内化而成的认同感。在族群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民族文学中共同情感的塑造处于一个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激起广大读者更强烈的共鸣，也使民族文学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