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态视阈下傣族叙事诗《召树屯》英译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郝会肖 任佳佳

（1.西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224；2.昆明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昆明 650550）

《召树屯》源于傣族佛教典籍《贝叶经》，是一部流传极广且深受傣族人民喜爱的叙事长诗。它通过歌颂王子召树屯和孔雀公主喃婼娜之间纯洁和忠贞的爱情，表达了傣族人民崇高的美学理想和包容开放的道德原则。这部长诗不仅继承了傣族神话传说和口头叙事程式的文体风格，更承载了傣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地理景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1956年，这部叙事长诗经陈贵培、刘绮、王松等整理和翻译后首次发表在《边疆文艺》第12期，后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译为汉文本的首部傣族文学作品。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部典籍的多元民族色彩及其所蕴涵的文学、文化和教育价值才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Felicity Lufkin认为《召树屯》凝聚了中国多元文化的民族精神。[1]Michael Edward Brown和Sumit Ganguly在《亚洲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一书中评价认为《召树屯》傣文版和汉文版的出版有助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颗瑰丽的明珠。美国学者Yuan Haiwang和Timothy L.Gall分别在其著作《孔雀公主：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和《世界文化与生活百科全书：亚太卷》中译介了傣族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概况，对《召树屯》的渊源和故事梗概作了详细评述，为世界了解我国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召树屯》以丰富的民族文化承载量、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建构和文学艺术表达形式等，俨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最集中的体现[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树屯》在国内历经“口头传唱、翻译出版和影视艺术改编”等多模态的跨文化传播，为民族典籍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开辟了广阔的阐释空间。1961年，《召树屯》（连环画改编本）的英、法、德和世界语译本出版，以重彩画的视觉呈现形式，为西方读者了解傣族绚丽多姿的文化打开了窗口。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启了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和研究的新时期，西南等多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和整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云南人民出版社对《召树屯》做了重新修订，突显了作品的文学性。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修订后的《召树屯》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了解傣族发展史和民族风情的一面镜子[3]。2008年，《召树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将其列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项目”中的主要典籍样本，为研究傣族典籍的国际传播和接受情况提供了数据支撑。2018年，由李昌银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出版，文库对《召树屯》等云南少数民族诗歌、神话和民间故事典籍进行了英译，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扩大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影响力谱写了新的篇章。总体来说，《召树屯》历经多模态的改编和翻译，说明它的流传不仅涉及民间文学的传承问题，更与时代和文学传播媒介的变化息息相关。

一、新媒介语境下民族典籍翻译的多模态

多模态是一种“来自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集合”[4]，本质上指在给定语境中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模态的并存现象，这些模态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图像和声音等。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在跨文化传播中，历经叙事上的重构和文化隐喻上的变异，从口头传承、印刷传播和多维度的媒介嬗变，再到域外的文学改编和重写，经典文本在多元语境中形成了共生互补的不同文化，是多模态话语相互交织、共同参与意义构建的结果[5]。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从重视语言技能到重视文化功能的转向。上世纪90年代末，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进一步打破了语言学的认知藩篱，开始融合现代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最新成果，强调非语言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并倡导文化及翻译的多维性理念。

翻译是文化之间互动交往的桥梁。译介非遗文化典籍过程中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让中华文化的民族瑰宝以鲜活的形态与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国外学者感受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域风情，与汉文化相比更具有朴素的生态智慧和异彩纷呈的审美情趣。此外，民族典籍也不再只是学者或海外汉学家的专业领域，较之学术界相对深入和系统的线性研究，普通读者则更多地呈现出“碎片化、视觉化和信息索取性”的阅读倾向。翻译包含着多种符号系统的转换与信息传递[6]，因而在传达原文本语言文字信息的同时，再现其附带的多模态内容，以适应新时代受众的认知心理，成为民族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者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多模态翻译作为新媒介语境下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活动和翻译质量评估标准的传统认知[7]。

二、《召树屯》的多模态翻译模式建构

（一）视觉模态：文体与思想视界上的契合

读者已有的阅读经验和思维结构会使他们对译作的显现方式产生一种定向性期待。每次面对一个新文本，读者就会在经验视野中重新组织以往的知识积累，综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要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接受。这种期待视野能够唤醒读者的文化记忆，把他们带进一定的情感状态。翻译同样是一个双重和互动的文本阅读过程，译者首先要以原语读者的身份对原文本进行阅读，然后还要依据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制定适当的翻译策略，缩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使二者在视界上达到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文本的意义是由原语文本所富含的意义和译者的能动性共同造就的。因而，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考量民族典籍译文的文体风格。例如，对于彝族撒尼民间叙事诗《阿诗玛》和傣族叙事长诗《朗鲸布》的翻译，Gladys Yang和Rewi Alley 都采用了歌谣体（Ballad）形式，把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诗歌典籍介绍给了西方世界，这种文体的转译方式也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肯定，收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8]。吴相如的《召树屯》英译本在文体风格上亦选择了歌谣体，以诗译诗，直观地再现了原语诗歌简洁的语言特点,揭示傣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在第三章“勐董板有七个姑娘”中，叙事者以诗人的口吻向隐含读者描述了傣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勐董板是个好地方/ 遍地开鲜花/ 满山是牛羊/ 来往的人都骑着大象。对应的译文如下：

Mengdongban was a nice place,

With so many blooming flowers.

Cattles and sheep were all over the mountains and plains,

People rode on elephants to and fro.[9]

从表现方式和反映生活的广度来看，歌谣也属于叙事诗的一种。译者尝试采用歌谣体这一呈现方式，既与原诗“四行为一个诗节”的基本文体结构一致,又呼应了歌谣传达的“英雄、爱情、正义、冒险和悲剧”主题，读者更能从类型的先在理解上对译文产生期待，感受到原语语言与叙事艺术的美感。

插图不仅对原语诗歌文字作了补充说明，而且帮助转换和保存文化元素，映射了艺术创作时期的社会习俗，起到了视觉信息的传播作用。196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首部《召树屯》（连环画版）英译本收录了画家程十发绘的40幅插图，画稿色彩绚丽、色度鲜艳，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傣族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对傣族女性柔美而又刚毅的气质形象和艳丽的服饰格调等均刻画得生动而浪漫，具有极强的叙述性。“召树屯之俊朗勇武，喃婼娜之秀美善良，皆神情活现呼之欲出；傣家之服饰器用，其村寨民俗，异域情调，都出之有据，刻画入微”[10]。197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召树屯》汉文本收录了刘绍荟作的4幅插图，流动的线条勾勒出了傣族人民对人性的自由和理想爱情的追求，渲染了傣族叙事诗的原生态形式和美感，体现了傣族文化典籍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

在多模态翻译中，视觉元素用于传递语言信息。图文符号同时呈现，图像以不同的模态完成对文本的翻译[11]。《召树屯》中蕴涵的具有显著的傣族文化特色的“服饰、装饰、身姿和色彩”等多模态的视觉符号，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彰显了民族审美文化的亮点。读者在阅读语言文本和图画信息的过程中会建立多重的和互为补充的心理表征，插图的融入能拓展译者对文本内容的阐释，强化读者对文本主题和文化信息的接受，减少民族典籍在翻译中的文化损失。《召树屯》2018年版的吴译本虽在语言和文本结构上做到了对原作的忠实，但因舍弃了民族重彩画的叙述元素，阅读的趣味性、生动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无疑在跨文化传播中产生了“文化折扣”。

译文加注是跨越文化鸿沟，补充傣族诗歌典籍民族志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只有以多元文化观察者的身份来审视傣族独特的风俗礼节，对《召树屯》中的方言土语、典章制度和民俗风情等提供相应的知识性注释，译者才能在保留民族性的前提下阐释异文化事象，填补目的语读者的想象空白。《召树屯》（吴相如译）中共有30多条英文注释，对傣族的宗教信仰、神话典故和崇水习俗等一一作了释义。为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文化意境传递的准确性，直译和添加注释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傣族诗歌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特征。例如，对于傣族谚语、宗教信仰、传说中的金鹿和神鸟“锦那丽、锦那暖”以及傣族婚俗“拴线礼”等，译者都增添了详细注解，充分展现了原语诗歌的精神风貌及其深层文化内涵，使译文真正地达到了形神兼备。

（二）听觉模态：傣族诗歌的韵律美与意境美

源于贝叶经的《召树屯》在傣族民间主要以口述故事和韵文体的“赞哈唱本”两种形式流传开来，后经民族学家发掘、整理和翻译成汉文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书面文学媒介的傣文手抄本和汉译本不但改变了口述文学的传播方式，使其原有的语言文字样式和听觉符号得以保存下来，更促进了傣族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和发展。音乐性作为傣族诗歌的一个自然属性，在《召树屯》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赞哈调的韵律美和意境美，使目的语读者对原典的格律特征有所认识，也是译者应尽力遵循的一个翻译原则。

赞哈调在集傣族古歌谣、颂歌等唱腔韵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三、四个音节的短句和十几个音节的长句交替组成，韵律上有内押韵和句末押韵等主要形式[12]。《召树屯》中出现的“铓锣、玎琴、芦笙、象脚鼓”等都是赞哈伴唱的主要乐器，这些傣族乐器的共同特点是曲调与咏唱密切结合，乐段变化反复，与傣族叙事诗“反复铺叙、反复咏唱”，以及“比喻、夸张、重叠、渲染”等多重修辞手法相契合。英国歌谣体诗歌同样具有很强的韵律感，通常在诗节中大量运用叠句递增和重复来渲染气氛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因而，在英译中通过歌谣体这一听觉化的呈现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再现傣族诗歌的音乐特征。例如，在第二章“王子召树屯”中，占卜师摩古拉为王子召树屯卜卦祈福时说道：“天空中最能飞的是老鹰/地上跑得最快的是金鹿/ 孩子的名字啊/ 应该叫做召树屯”。译者可借助歌谣体形式，来做出切合原诗歌语篇的形式特征和艺术内涵的翻译：

The noblest eagles flies at sky’s height,

Speed gives the golden deer fame.

Be a warrior and win the fight,

Zhaoshutun mathes his name.

诗化的语言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情感共鸣,译文采用抑扬格四音步和三音步交替的歌谣体诗行形式，第二行与第四行押尾韵，整体工整，有张有弛，曲折多变，再现了傣族诗歌的节奏性和音韵感，更能让读者在心理上找到一种能共鸣的文化和情感结构。

此外，译名作为民族典籍进入西方文化概念系统并持续不断地生成意义的第一个文化符号，其重要性在翻译过程中也不言而喻。 《召树屯》目前存在六种英译名，勾勒出了傣族典籍在国外的演化与接受史。1961年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译名为“Chaoshutun and Nannona”，采用音译的方式保留了其听觉上的声音效果，为傣族典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开辟了道路。通过WordCat数据库进一步检索发现，这版译本在英、法、美、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都有馆藏。这些图书馆在著录时，对《召树屯》的载体形态和文类特征还作了以下附注：“Chaoshutun and Nannona.Adapted from a Folk Narrative Poem of the Tai People in Yunnan Province,China.Illustrated by Cheng Shih-fa.”，提高了读者索取信息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章和学术专著中，《召树屯》还有“Zhaoshutun: Dai Folk Narrative Poems” “ Zhaoshutun: Legend of a Dai Prince”“ Zhao Shutun Epic” “ Peacock Princess” 和“Zhaoshutun: Peacock Princess Story”等变体形式，可见这部长诗的译名经历了从“音译”到“意译”再到“音译、意译和描述相混合”的变化，以及“叙事诗”“传奇”“史诗”和“故事”等的类别探微。

过于归化的旧译和音译会掩盖原典的文化意义，而过于杂乱的译名也容易给人带来困扰，在数据检索上不具唯一性和一致性。因而，规范民族典籍的译名十分必要。为保持原语的文化特征和听觉属性，对《召树屯》这一书名的翻译可借鉴 《郎鲸布》（Not a Dog: An Ancient Tai Ballad）的译法，将其译为“Prince Zhao Shutun:An Ancient Dai Ballad”，首先沿用部分旧译以便目的语读者对其历时传播中形成的规范产生关联，满足译名的指称性和专属性的认知条件。其次，再对译名进行符合时代语境的少许变异。依据国家颁布的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将民族名称“傣”规范为“Dai”。最后，再采取补充人物身份和文本体裁等背景信息的“文化互渗”译法，实现文本的“交际—语用”功能，让目的语读者深入了解译作的文化属性。

（三）传播模态：民族文化基因的再生

《召树屯》在跨文化和跨媒介的流变中，衍生出了绘本、木偶片、歌舞剧和电影等多模态的符码形式，共同塑造了以“孔雀形象”为象征的傣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促进傣族诗歌典籍在不同文化交融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其实就是符号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对受众来说，当一种民族文化以动画、舞剧等艺术形式进入衍生产品市场后，消费者更愿意为之投入热情[13]。

动画艺术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1963年上海美术电影厂摄制的木偶动画《孔雀公主》在场景、人物和道具设计中，从不同角度还原了傣族人民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场景，而且对寄托傣族人文精神的“孔雀舞”进行了唯美的呈现。这部动画以极具意象性的民族文化刻画，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客观上推动了《召树屯》这部叙事诗走向世界[14]。20世纪70年代末，傣族神话舞剧《孔雀公主》更是多次在国外演出，受到日本及泰国、缅甸、印度、老挝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欢迎，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舞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为《召树屯》的域外传播开辟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新途径。白桦改编的电影剧本《孔雀公主》进一步吸收了贝叶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借鉴了《召树屯》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母题和叙事结构，讲述了一个美妙动人、具有浓郁傣族风情的爱情故事，在国际影坛上独树一帜，获得多个奖项。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师Suzanna Leigh游历云南后，依据《召树屯》的故事原型创作出了绘本《孔雀公主的传奇故事》（Peacock Princess: A Self-Rescuing Princess），对充满“艺术之美”和“舞蹈之美”的傣族女性形象进行了赞誉，这表明傣族文化已经跨越国别，迈向了世界文学会通的舞台。Sean Macdonald和Emily Wilcox 分别在《中国动画：历史、美学与媒介》和《中国社会主义早期的舞蹈发展史》中梳理了《召树屯》的动画和舞蹈的改编史和世界影响力，及其作为叙事文本的符号意义。总体来说，《召树屯》的舞剧、动画、电影和文学等改编实践与探索实现了傣族贝叶文化资源的现代化之路，把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更纵深的层次。

开放出版可以方便读者在第一时间共享人类文明成果，这一模式的兴起可以说是为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找到了一个新的传播方式。青海土族学者李得春与Gerald Roche合译的《土族叙事长诗》是“Open Book Publishers”平台第一部关于我国少数民族诗歌典籍的译作。它采用“土族语-汉语-英语”三语对照方式，向西方读者译介了流传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土族的七部长诗。它不单是土族活态口头文学的经典集成，更融汇了藏族、土族和汉族的民间智慧和文学成就，堪称是中国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艺术宝库的一个缩影[15]。

《土族叙事长诗》的翻译和传播模式，对进一步探讨《召树屯》的翻译和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方面，“傣-汉-英”三语对照方式能真实反映我国民族聚集地多元的语言文化景观，能为读者引介诸如“婚姻制度、僧侣文化、民间音乐”等文化理念，保留傣族语言文字这一独特的风姿和情调。另一方面，集体合作的翻译方式和在线出版的传播模式，符合新媒体文学的认知和接受特征，能为译作赢得更多的受众，让少数民族诗歌经典在与读者互动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

翻译是对原语言文字的再阐释和再创造，在与文本形态、媒介载体和目的语读者的不断对话过程中，发挥民族典籍的审美张力和文化功用。随着大数据时代和新媒体文学的推进，《召树屯》的对外传播应充分调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学术观念，探索出一条符合新受众认知的翻译和传播路径。例如，傣文输入法的研发实现了傣族典籍的数字化，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更是扩大《召树屯》影响力的一个催化剂，“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彝族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从比较文学视角探寻《召树屯》与西方叙事诗的共识，以及采取“节译”的方式，在国外权威的诗歌杂志上对《召树屯》进行译介等，都能加深其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印象。

三、民族典籍翻译与民族文化认同

翻译并非是简单地把一个文化的能指转化为另一文化的所指过程，更是一种文化行为，一项建构社会和民族价值观的社会活动。进入新世纪以来，语言学家James Martin开始关注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了从语言的每一个层面到意识形态都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观点[16]，并从宏观的语篇结构角度探讨了适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语境模型。美国学者John Gullory则提出诗歌等文学作品具有媒介性，能够构筑和连结一个社会的关系和现实。他建构了如下的“文学传介功能”模型：

单一作品 ]生平著作 ]文类 ]论述 ]媒介]社会脉络 ]社会整体[17]

根据这个模型，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可以如此叙述：

《召树屯》]傣族 ]叙事诗 ]民族文学 ]口述、印刷、媒介融合]傣族历史和文化遗产 ]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与民族文化认同[18]

翻译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介的关键途径，具有让民族典籍走出文本语境和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一方面，翻译在民族形象塑造和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例如《召树屯》中关于傣族女性服饰和穿戴习俗的描述无处不在，譬如公主喃婼娜身穿和佩戴的“孔雀衣”（peacock gown）“金簪” （gold hairpin）“金手镯”（gold bracelet）以及“玉石戒指”（jade ring）等，都折射出了傣族女性热爱生活、精致典雅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翻译在对傣族诗歌语言层面信息进行还原的同时，在语境层面对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也做出了较为充分的补充。傣族诗歌《召树屯》的译介，不仅传承了傣族的传统文化，更加深了傣族人民对自身优秀民族文化的认知，提升了傣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力。

四、结语

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新媒介语境下，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时代精神，应是民族学家和翻译家共同肩负起的一项重任。傣族人民居住在云南边疆地区，处在与周围国家交流的桥头堡，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位置上起着“连接云南，辐射东盟”的重要作用。傣族诗歌典籍《召树屯》的多模态翻译和传播不仅能让世界共享民族文化遗产，更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召树屯》的多模态翻译和研究视角，为构建和阐释傣族人民“亲仁善邻、乐群爱寨、民族和睦、和谐共生”的民族形象和传统道德内涵，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民族典籍翻译应力图跨越文化距离，以适应新受众认知和开放获取的新媒体文学形式，拓展译作的接受空间，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以积极的姿态来参与世界文学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