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于 漪 吴俊芳 张 芸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加快各地区经济发展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主要区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因此,国家开展了多项长期的扶贫战略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具有天然的优势,开发旅游不仅对于文化资源转化为资本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的重要方式。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日益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如何认识西部地区的发展优势与劣势,重新认识西部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价值,将富饶的资源转换成为经济效益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讨论的焦点。
《贵州民族研究》作为一种创刊于西部省份贵州,由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主办的民族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将办刊宗旨定位为“立足贵州、面向西部、放眼全国、走向世界”。198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了第一篇关于旅游经济的文章《安龙旅游经济发展思考》[1],从此拉开了对于西部地区民族旅游经济发展精致图绘的序幕。198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发表了数量较多的文章讨论西部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民族旅游开发成为民族经济类文章中最受关注的领域。《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文章中,“西部”“民族地区”“民族村寨”“非遗”“开发”“利用”成为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各个研究机构与作者将研究的地域范围从贵州扩展到西南、西北、中南等各省份的民族地区,研究视角跨越了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相关性学科。
从目前学术界对于“民族旅游”的研究成果来看,已经有学者从定义、概念、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民族旅游产生的历史原因、发展特点与理论特色。例如,2012年吴必虎、余青曾经在《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中对于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文献进行整体性研究,从概念界定、民族文化旅游供给、民族文化需求、民族文化旅游影响研究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民族文化旅游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方向[2]。此外,2019年,李彦君、刘梦帆在《我国民族经济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民族类期刊(1979-2017)的知识图谱分析》一文中对于我国民族经济学研究中旅游类文章的引用率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数据结果提出旅游开发是民族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
198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总共发表以旅游为标题的文章420篇,以旅游为主题的文章536篇,刊发文章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特征与规律的关注形成了整体性的演化脉络。然而,目前缺乏文献对于《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进行总体性地梳理。因此,从发文趋势、机构与作者、关键词、趋势四个方面分析《贵州民族研究》发文的演进规律,从纵向、横向比较不同时期的发文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使用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CiteSpace主要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算,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索。其功能主要在于通过关键词分析、共词分析与机构合作分析等,把握研究的热点与相互之间的关系。鉴于数据总量不足的客观原因,论文采用表格统计作为辅助工具。
文章统计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根据《贵州民族研究》创刊时间,设置的文献检索时间起始于1979年1月1日,终止时间为2019年7月1日。文献检索中选择分类目录包括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信息科技、经济与科学管理。根据检索结果显示,《贵州民族研究》刊文中标题包含“旅游”一词的文章共有480篇,包含主题词“旅游”的文章共有520篇。
图1 旅游类文章发文趋势图
根据发文趋势统计分析(见图1),197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时间阶段来看,从创刊时间1979年-1989年,《贵州民族研究》发表文章为2 篇,发表时间均为1989年。1989-1999年,《贵州民族研究》发表有关旅游主题的文章出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发表文章总数为21篇。1999-2009年,在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200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旅游类文章到达15篇。200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以“旅游”作为核心词汇刊发的文章持续上升,发表文章数量井喷式增长。到2015年达顶峰53篇,此后出现略微下降的趋势。
《贵州民族研究》作为民族学类综合性期刊,可以与同类期刊进行发文比较。《广西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办刊位于的区域,以及研究领域与《贵州民族研究》具有较高的类似性。因此,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同类期刊发表的旅游类文章进行统计比较,能够从时间与数量两方面显示发文的差异性。
1979-2019年, 《广西民族研究》刊发旅游主题文章共122篇,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94年。1979-2019年,《青海民族研究》刊发旅游主题文章55 篇,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1979-2019年, 《西北民族研究》刊发旅游主题文章20篇,第一篇发表于2002年。从各期刊总体性的数据资料来看, 《贵州民族研究》与《广西民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在期刊旅游类文章的发文数量上,同时体现出逐年不断攀升的趋势。由此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受到学界日益广泛关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研究发展态势。然而,从各期刊对比分析结果来看,《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主题文章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具有横向比较上的数量优势。与此同时,从首次刊文的时间来看,《贵州民族研究》发表旅游类文章的时间较同类期刊领先。此外,在国内期刊关于“民族经济学”的整体性研究中,根据数量统计“民族旅游开发”是受关注程度以及被引用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有关民族旅游的文献高达15篇,其中5篇文章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占整体数量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198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将“旅游”作为了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历史、民族教育、民族风俗、民族调查等板块的重要研究领域。《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从时间、数量、质量上在全国民族学综合性期刊中具有较为突出的地位。
通过合作图谱可以发现某个研究领域学者、国家或者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在CiteSpace软件中依次设置Author和Institution,选取发文量520篇的作者与研究机构,可以得到整体性的作者与机构的分布状况。
通过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分布可以对期刊发文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如图2)。每一个节点对应一个作者,节点大小代表发表文章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对应的作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强弱。由于仅选取《贵州民族研究》的旅游类刊发文章,整体数据有限,图谱中共有个12个结点,2条连接,网络密度为0.0303。
图2 研究作者合作图
通过分析图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旅游研究主题吸引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关注,刘晓鹰、赵春波、罗来明、郭凌是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学者,但是作者发文的相对集中度不高。(2)吸引大量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旅游”,较大程度上扩展了旅游主题的研究广度。(3)关注“旅游”的作者数量较多,但是整个网络合作密度较低,仅有少数学者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合作联系呈现出较为松散的形态。少数作者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大多数作者缺乏合作,研究较为分散。由此可见,《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研究群体较为广泛,各领域的研究学者从不同方向和角度研究“旅游”,丰富了旅游研究的视野。
图3 研究机构合作图
另外,研究机构合作情况(如图3)也能够说明某个领域的研究概况。图3中节点对应的标识、大小以及节点连接、连线粗细的特征与图2一致,图谱中共有28个节点,3条连接,网络密度为0.0776。通过对图3的总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综合性院校是旅游研究的主要团队,其中四川大学旅游学院、中南政法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吉首大学商学院、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2)根据发文作者与机构的综合分析,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与所属研究者的发文数量体现出一致性。(3)研究机构具有较强的区域性,主要的研究机构集中在西南、中南的科研院校,研究机构的区域集中度较高,但是彼此之间的合作性较弱。
此外,分析《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与基金之间的关联可以认识文章与支持基金之间的关系。根据统计《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具有支持基金的共有161项,占据总体刊发文章的三分之一。首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刊文共有85篇,占有绝对优势。其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刊文共有18篇,占据第二的位置。再次,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与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基金支持的刊文共有18篇,在省级研究基金中具有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机构与作者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学科背景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说明《贵州民族研究》具有较高的吸纳能力。旅游类刊文总体具有较高的研究理论水平,突出表现在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上。与此同时,省级基金支持的研究仍然获取了一定空间,体现出期刊在吸纳研究成果方面的多层次性。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的核心,CiteSpace软件可以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揭示研究的热点、结构与范式。将197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520篇标题中带有“旅游”关键词的文献逐年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可以显现出热点与热点词汇的变化趋势。根据1979-2019年的发文热点统计,“旅游资源”“民族地区”“民族村寨”“可持续性发展”等是《贵州民族研究》旅游类刊文主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热点词汇。
图4 研究热点图
图5 热点趋势图
“民族地区”属于特定的一个或者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享有国家自治权的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部的欠发达区域,如何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国家长期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放式扶贫。1994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此为标志国家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持续性地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
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学家费孝通针对西部贫困地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问题在《全国一盘棋》中提出,富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缩小东部与西部之间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差距。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东西联营来实现,同时要注重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模式[4]。20世纪80-90年代,在国家制定大规模产业扶贫计划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的旅游经济开始萌芽,学术界对于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开始给予关注。
1989年从《贵州民族研究》开始刊发旅游类文章开始,“民族地区”成为了持续性的热点词汇。197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文中带有“民族地区”关键词的文章共有35篇。“民族地区”既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西南、西北省区的民族地区,又涵盖了湖南、湖北、广西、海南等华中、华南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从发文的趋势来看,《贵州民族研究》刊文中的关键词从“贵州”以及贵州省的民族自治州与民族自治县,扩展到西南、中南、西北的民族地区。此外,《贵州民族研究》以单个“民族”为单位的旅游经济研究,涉及到了包括苗、侗、布依、土家、水、瑶、仡佬、白、蒙古、回等西南、西北地区特有的少数民族。从个案研究的区域来看,黔东南、西双版纳、大理都是旅游类文章重点研究的区域,研究者对于旅游开发热点区域的苗族、侗族、布依族、白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旅游经济发展关注较多。
“民族村寨”是另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热点词汇。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根据2018年统计,四川、宁夏、广西的城镇化率低于60%,甘肃、贵州、西藏的城镇化率低于50%。西部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乡村,维持着相对传统的生计方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作为国家扶贫战略的重要方式,关系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乡村”是西部民族地区最为基本的地缘与血缘组织,也是组织旅游经济开发的基本单位之一。“民族村寨”是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开发重要的资源[5]。因此,1989-2019年,“民族村寨”一直是《贵州民族研究》发文中的重点词汇,同时也是引用率最高的主题词汇。罗永常《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6]、金颖若《试论贵州民族文化村寨旅游》[5]、张遵东、章立峰《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7]引用率分别到达127、116、108次,是《贵州民族研究》刊文中引用率排名最高的代表性文章。
总体而言,“民族地区”既是旅游开发的重要场域,又是旅游活动发生的主体区域,“民族村寨”既是旅游活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旅游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消费过程,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无论是从资源开发、产品制造、线路规划,还是发展与保护主体的角度,都不能脱离其原有的地域资源与文化资源属性,因此强调地域资源特征与民族文化特征是民族旅游研究的特点之一。
西部地区保存较好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可供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费孝通在《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中提出:“在西部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都很丰富,可以说地上地下都是宝,地下的宝是历代留下的古文物,地上的宝是那么多的民间文化、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美术,这都是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千万不要让它们轻易地流失了。一方面我们要保护这些珍贵的人文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人文资源作为一个突破口,从旅游业入手,发展西部的经济。总的来说要有一批搞文化研究和艺术研究的队伍,要懂得文化历史、文化渊源,和考古学结合起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让中国的旅游业和世界文化接轨。这是一种投资不多,又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朝阳产业”[8]。
1989-2015年,“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一直是《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热点关键词。198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文章中,作者已经关注到了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比较优势。“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成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优势的总结和概括[9]。“资源优势”是《贵州民族研究》旅游类文章长期探析的核心论题,具体而言,这些资源包括了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与非物质文化资源,其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主题词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10]。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的是口头传统,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群体、团体、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与传统的经济生活与生计方式紧密相连。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城镇化率较低,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时间相对于东部地区滞后,因此保存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歌舞、医药、手工艺、地方性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西部地区开发旅游产业的重要吸引物与产业物质载体[11]。费孝通曾经建议,西部的乡镇企业还可以发展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既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还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一些民族的歌舞和音乐也可以发展出来,吸引游客,还可以到世界各地演出,宣传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又带来经济收入[8]。198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论文共有26篇,涉及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学、歌舞、医药、手工艺等。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丰裕,然而如何开发和利用好资源仍然依赖于实践的路径。因此,《贵州民族研究》将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路径研究作为了研究的重点领域。
总体而言,这些文章对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两种核心观点:一方面,旅游开发有利于厘清家底,认识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价值。另一方面,发展旅游经济是西部民族地区开放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旅游经济带来了投资,开发了资源,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了解。
这一时期,较多学者对从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条件、产业基础、交通条件等角度出发,对于旅游线路规划、旅游产品制造、旅游景观的打造展开讨论,提出了特色性、乡土性、原真性、参与性等开发与实践路径。
旅游资源与旅游资源开发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旅游资源的条件与旅游资源开发的路径决定了旅游产业能否持续性发展。 《贵州民族研究》通过大量个案研究,探析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实践方式,对于民族经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是《贵州民族研究》发文—以贯之的持续性主题。1979-2019年“民族地区”“民族村寨”长期作为了《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热点词汇。然而,伴随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日益成熟,新的研究热点开始出现。
2000年之后,在可持续性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发展生态旅游等思潮的影响下,《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热点开始发生转变。以周真刚、胡朝相《论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12],吴忠军、张瑾《民族旅游开发中东道主之间关系的人类学研究》[13],龚娜《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探析》[14]等文章作为代表,大量学者认识到了旅游开发对于民族地区带来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旅游带来了现代文化,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必然造成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变异。对于解决旅游产业带来的文化变异问题,学者提出了两种主要观点:民族文化发生的变异会破坏原汁原味的资源特征,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加强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力度;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民族文化既可以保持特色,又能满足现代市场的消费需求,“生态博物馆”就是一种既能实施整体性保护,又能体现原真性文化的展示方式[12]。
2014-2019年,伴随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智慧旅游等关键词开始较多出现在《贵州民族研究》的刊文之中,以张洪昌、孙琳《民族旅游地区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生成逻辑、演进机制与价值表征》[15]童广路、刘广庆《全域旅游视野下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16],聂欣晗《智慧旅游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策略研究》[17]等为代表。
总体而言,《贵州民族研究》对于旅游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乡村旅游发展等热点论题。 《贵州民族研究》刊发的旅游类文章中以民族地区、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主题词汇与期刊的定位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此外,“可持续性发展”“扶贫”“利用与开发”等词汇的高频使用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同步而行。根据研究趋势分析,未来《贵州民族研究》对于旅游热点的关注将会覆盖到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1979-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旅游类刊文的综合统计与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与分析。
从整体性的数据来看,《贵州民族研究》聚合的关注旅游研究的机构与学者众多,形成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团队。然而,发文的机构与作者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彼此之间合作的分散程度较弱。因此,《贵州民族研究》应当更加关注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促使区域研究机构共同关注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问题,以此方式建立更加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此外,《贵州民族研究》未来应该吸收全国更多区域与机构学者参与到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讨论中,以多元化、多视角提升研究水平。再次,作为以“立足贵州、面向西部、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办刊定位的期刊,目前《贵州民族研究》刊发海外学者的刊文相对较少,应当吸引更多的海外研究机构与学者参与到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讨论之中。
旅游学是将旅游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以及所涉及的各项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规律的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活动的本质、旅游产业的起源及发展规律、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经营管理、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旅游组织结构与旅游政策法规等等。旅游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综合性、多视野、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因此,跨学科研究是《贵州民族研究》旅游类文章发文的重要特征,这既与旅游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特征一致,又观照到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1979-2019年, 《贵州民族研究》吸纳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未来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趋势,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旅游研究将成为新的热点,跨学科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贵州民族研究》应当吸纳包括计算机工程、统计学、大数据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到旅游经济的研究与探索之中。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手段。《贵州民族研究》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实践给予了较多空间,特别是关于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文化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重要的理论补充。然而,《贵州民族研究》对于旅游经济理论研究的关注度仍然相对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地进行科学化与系统化研究。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