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雷晓辉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市场繁荣、国力强盛以及对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大国之一,相关史料记载,唐代时期的文物之美、衣冠之盛、物产之富以及工艺之精均是前代无法匹及的,大量形象的唐墓壁画就是其中颇为珍贵的例证。唐墓壁画凭借自身超高的文化品位、记忆价值以及独特的图像视觉冲击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已经消逝的唐代物质及其精神文明、民族往来和文化传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
民族关系相关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特别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理中,边疆作为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集中地区,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敌对势力的破坏使边疆地区的治理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其核心管理内容之一便是对于民族关系的管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民族关系不仅可以促进政局稳定,同时在推动社会发展、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稳定的政治局面可以为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能够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深入交流与融合。通过对唐墓壁画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展开研究,可以发现早在唐朝时期,中原政权为了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往往会采取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通婚、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不同民族之间开展贸易往来以及在边疆地区设立管辖机构等方式。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吋期,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不仅丰富而且极为复杂。唐代两位统治者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受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思想的影响,逐一颁布了符合该时期社会发展的民族政策,对于当时国家的和谐统一以及增进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多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和共同繁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些民族政策也通过唐墓壁画这一形式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财富。这种情况下,结合唐墓壁画中所体现出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归纳总结唐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对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内在渊源、民族关系特征以及产生的实际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族政策进行合理的评价,不仅有益于学术事业的繁荣,同时对于新时期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意义[1]。
李鸿宾先生曾经提出,民族关系是当前唐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在多年的研究中逐渐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对于当前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提供了很多经验。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从学科研究方法这一角度出发,对于唐墓壁画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走向更加细致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在以往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对于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工作大多以史料研究为主,对于唐朝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各类关系稍有涉猎。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借助较为传统的方式(即:结合文献本文的解读与分析),对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展开研究。不可否认,这是对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史进行的根本性研究方法,但是除此之外,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代表性,结合唐墓壁画相关考古资料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唐墓壁画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工作中,其具体的内容界定一般根据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史中讲述的对象而定,通过对唐墓壁画相关考古内容的分析,结合中国疆域上活动过的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将唐代所涉及到的民族、人物以及事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只要上述这些对象在唐代的特定疆域内活动,均可以被划分到唐墓壁画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范围内,同时,这一时期中与唐朝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些国家政权,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对相关研究内容加以补充,可以保证唐墓壁画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民族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主要是从历时性这一角度出发,对唐墓壁画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这一问题展开分析。这一研究角度更多的是从民族发展的方向出发,通过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索,对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以及矛盾展开分析。另一类主要是从共时性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民族之间交往的范围、领域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内容的研究,进一步归纳总结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时期,不仅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同时在继承了前朝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明创造了中原文明,并且通过采取开明开放的民族管理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在不断吸收周边多个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逐渐发展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大唐文明盛况。唐墓壁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化形式之一,利用图像记忆的方式将大唐时期的盛世神韵与辉煌展现无遗,借助视觉艺术所独有的形式综合反映出唐朝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在关系。除此之外,从唐墓壁画这一角度入手,通过对唐墓壁画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唐代外来文明对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对于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拾遗补缺的作用,也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妥善处理多民族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2]。
在分析研究唐墓壁画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这一问题时,唐墓壁画虽然综合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埋葬的时间相对久远,加之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唐墓壁画的保持度不是特别的高,其图像内容也不是特别清晰,因此为研究中“胡人”身份族别的确定增加了难度[3]。此外,由于唐墓壁画主要出自唐代贵族之墓穴,并且大部分墓穴均在陕西关中地区,因此唐墓壁画中涉及到的民族关系多以单向内容为主,其壁画内容更多的是记录周边地区民族文化对于唐朝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大唐文化对于周边多民族地区的文化、政策影响则提及甚少。唐朝时期,周边多民族文化在唐代文化大海中仅仅属于一条细小的支流,所以在唐墓壁画中的呈现总体相对分散,所以无法全面地反映出唐代博大宏伟且繁复的民族关系。
唐代文化具有开放包容以及多元并存的特征,在唐代历史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汉族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逐渐相互融合,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渊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并且这一艺术风格在后世出土的唐墓壁画中得以体现。比如:多样的文化背景下孕育了多样的艺术,唐昭陵墓室壁画中便呈现出了少数民族人物与汉族人物之间相互交流的画面,通过对壁画内容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探索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唐昭陵墓室壁画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主要与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其墓室壁画以及陪葬俑中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人物,这些人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分展现出唐代多民族杂居高度文明的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同时也展现出大唐长安自身超强的文化感召力与文明向心力。
除此之外,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唐墓壁画,其绘制技法同样具有独特性。已经出土的唐墓壁画中大部分涉及到佛教内容,而唐代时期的佛教属于外来文化中的一种,从唐墓壁画中运用的佛教“凹凸法”绘制痕迹可以看出,当时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处于较为密切的状态,而佛教这一文化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墓壁画一般出土于级别相对较高的唐墓,并且基本成序列,这种设计方式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唐代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动态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与史料形成互补,甚至可以对那些空白史料进行填补。根据唐墓壁画中所体现出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唐代的民族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对于民族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唐代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民族或者政权之间的交往是多层面、双向互动以及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在政治方面属于互惠互利的关系,这种民族关系的确立与维系,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流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通过采取政治任命、屯垦戍边、发展经商、贬官戍边以及宦游等方式,使得大量的中原人士开始逐渐向边疆地区迁移,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之间传播开来。这种政治上的接触进一步推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在文化与军事上的碰撞,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逐渐变得密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政治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对于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唐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主要与它善于继承、善于发扬和善于吸收有着直接的关系。相关学者指出,唐代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唐代的社会与文化可以条贯、折衷之前数百年历史发展遗留下的丰富遗产,其二是唐代社会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地吸收外来民族的多种优秀文化,从而对现有大唐文化进行不断地更新丰富。
文化与制度的不断输出,是唐墓壁画所体现出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中原政权一系列民族关系政策的相继颁布,为唐朝文化向着边疆地区的持续输出创造了便利,这些文化与制度的输出一时间使得唐朝文化对周边民族产生较大的影响。唐朝时期,儒家文化虽然不及宋、明时期在社会文化中占据极高的地位,但是在文化界以及士族阶层中仍旧属于主流文化之一,不论是传道授业还是开科取士,均是以孔孟之道作为基础。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越发密切,两者交流的日益深入,这些文化、制度也逐渐传入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除此之外,通过对唐墓壁画中相关内容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唐代重要的葬式葬仪以及服饰等也相继传入其他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再如:新疆吐鲁番盆地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使得大唐文化在此地广泛流传,同时这一时期出土的唐墓壁画中人物与器物上也多有盛唐时期文化风格的影子。比如:新疆阿斯塔那的墓葬壁画内容,描绘仕女头梳回鹘高髻,身着华丽的袒胸襦和抹胸,足登丝织如意翘头履,体态轻盈,面露笑意,属于典型的唐朝长安贵族门第装扮,也直接表明了胡汉文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吸纳与融合[4]。
由于唐墓壁画一般多出土于较高等级的墓葬中,其墓穴主人生前多为身份显赫之人,所以唐墓壁画充分反映了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以及重要的文化活动、军事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娱乐活动。唐墓壁画中所涉及到的场景、人物、动植物以及器物等等,均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唐朝时期“外来性”的影子,进一步表现出唐代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密切性,同时也有部分图像折射出唐朝时期中原政权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多重关系。比如:唐墓壁画中随处可见的周边少数民族中高级官员、侍卫、乐舞杂耍艺人、仕女、音乐家以及僧侣等等。当前对于唐代时期乐舞百戏外传记录的资料并不多,大部分研究资料均认为这一时期乐舞百戏的外传主要是由文成公主入藏这一原因导致。而随着民族关系政策的不断实施,胡汉文化之间的交流逐渐变得深入,使得一些边疆少数民族乐舞百戏逐渐进入到中原,成为贵族子弟消遣娱乐的内容。
除此之外,汉族与少数民族联系的日益频繁,使得中原文化开始以中原为中心向着四周进行全方位、多方面的传播,一些饮食文化(茶、饺子、环形面点等)、手工业(瓷器、纺织、造纸等) 以及农业技术(水利灌溉、养殖等) 等也逐渐向外输出对于推动中原和周边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唐墓壁画在深入分析研究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与价值,唐墓壁画不仅综合反映了大唐文化本身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性,通过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不断碰撞和逐渐融合,对现如今社会的和谐进步和多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通过对唐墓壁画中“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等方面的探究,有利于帮助学者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唐代民族关系[6]。
综上所述,唐墓壁画中体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文化因素,不仅综合反映了这一时期胡风、胡化盛行的状况,同时也进一步呈现出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紧密相连的一种态势,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制度的深入交流与融合完美地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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