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影响下的波利尼西亚人及其社会的异化探析

徐桑奕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19 世纪20年代，法国探险家迪蒙·德于维尔（Dumont d'Urville） 曾将太平洋的“文化疆域”大致分为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三块[1]。相比于后两者，波利尼西亚文化区的范围更广大，跨越纬度更多，是18世纪欧洲航海家再度“发现太平洋”的主要地区。由于地缘的因素，近代欧洲对这片长期以来的“无主之地”进行了深入探索，并逐步在该区域建立起了教会控制和殖民制度。

自欧洲因素出现以来，波利尼西亚的人和社会便走上了“异化”的过程，即违背其天性和正常机制，妥协与迎合的畸形发展过程。从理论角度来说，人的异化指的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从这个意义上看，波利尼西亚人无法再遵其本性，过以前的原生态生活；而社会的异化则表现在殖民化的程度与日俱增，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故而，波利尼西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互动的历史，就是前者“去太平洋化”的历史，荷兰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房龙则直言，白人与太平洋人的关系是“蓄意毁掉一个种族的故事”[2]。

与在其他地区类似，宗教与暴力是欧洲人节制波利尼西亚地区的两大工具，而两者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教会和传教士可谓是欧洲文明扩散的“先遣队”，在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也常有其身影。总的看来，由于太平洋的原始宗教中多数不存在明确教义和过于严格的人身依附，组织严密、体系成熟的欧洲教会和虔诚坚定的传教士往往能有效改造太平洋土著们的精神世界，使之接受并沿袭（不论情愿与否）欧洲式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这离不开暴力的支持和威慑。它们的存在使得波利尼西亚人不得不去“讨好”这些“白皮肤的主人”[2]，而去参加欧洲宗教复杂繁琐的仪式。同时，枪炮和军舰亦是欧洲人在此殖民与获利的可靠保证，它们为殖民者攫取了大量资源，还迫使数以万计的土著居民背井离乡，沦为劳工和苦力。

就既有学术成果来看，房龙在他的著述中回顾了发现太平洋的历史，并结合自己在太平洋岛屿的实地观察，细致刻画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特别对18世纪以来波利尼西亚和欧洲间的交往做了分析，还特别就宗教的传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波—欧之间本身存在着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因此这种互动是不对等的；而欧洲人的一系列作为显然也没有考虑太平洋社会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后者的衰变。我国学者马腾岳在其论文中首先对波利尼西亚原有的政治体系状况进行了梳理，随后论及了它去殖民化运动的过程和措施，并以夏威夷、复活节岛等地为例，探究了不同地方之间作为的异同[3]。王敬媛的论文以汤加为案例，着重发掘了基督教在西方殖民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国内学者对太平洋岛国宗教问题研究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4]。然而，近代南太平洋地区居民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欧洲宗教的影响？其社会又是怎样被殖民活动所形塑的？有关这些问题，或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一、近代欧洲国家邂逅波利尼西亚的历史过程

自古代以来的千余年中，关于“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 的传说一直萦绕在欧洲社会中，并在航海时代来临后不断驱使人们前往太平洋进行探索。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的航海家由是发现和命名了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屿，积累了一定的航行经验和地理知识。

由于在三大文化圈中地处最为遥远，欧洲人和波利尼西亚的邂逅和交往要晚于另外二者。1642年，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发现了新西兰，进入了波利尼西亚的西缘。1722年，荷兰人罗盖芬发现复活节岛。随后，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法争霸的主流贯穿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国际事务，双方都想开辟“新的前线”，遂都将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在7年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中，英法两国均派遣了船队前往太平洋深处进行航路探索、文明发掘和科学研究等活动，无论从航行范围、时间，抑或取得的进展来看，都是空前的。此时期，法国的航行主要在布干维尔的领导下，自1766年开始，结束于1769年。英国则从1764年开始，先后由约翰·拜伦、沃利斯和卡特莱特领导完成航行；1768年，著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也开始了他前后跨度约12年的3次远洋航行。这些探索和尝试，最终为欧洲人勾勒出了基本完整的波利尼西亚的范围和形象。

拥有坚船利炮的欧洲人的到来终究打破了这个闭合社会系统的宁静。1767年6月，沃利斯的“海豚”号（Dolphin） 出现在土阿莫土群岛的塔希提岛附近，在尝试登岛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岛民们对英国人的到来抱持疑惧的态度，继而以数百艘独木舟严阵以待，紧随其后的是盗窃和乱石抛射行为[5]。此举显然激怒了英国人，他们随后回之以滑膛枪和大炮的火力，最终酿成了一场屠杀。令英方满意的是，在流血事件之后，双方的互动开始以和平方式为主，贸易活动也逐渐展开。10个月之后，布干维尔一行在对英方动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抵达了塔希提。与目的性很强的英国人所不同的是，他此行主要着眼岛上的自然和社会状况。甫一近岛，布干维尔就被塔希提的美丽风光所深深折服，同时也对岛民的淳朴赞不绝口。他观察到，岛民们普遍身体健康，较为长寿，只食用很少的肉食，也不沾染烟酒；布氏还曾形容，他在岛上的每一天都能发现“友善、安宁、无忧无虑的快乐和幸福”的情景。虽然也和周边岛屿发生战争，但在塔希提岛内部，社会的气氛是“温和及有益的”，绝少有冲突与仇恨发生[5]。1769年4 月，库克船队抵达塔希提。在岛上，库克一行与土著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还在岛上架设了观察台，并于6月初尝试观测“金星凌日”现象。尽管该次观察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在海洋的岛屿上开展科学研究，在当时看来也不失为一个壮举。

从欧洲与波利尼西亚（特别是塔希提） 的最初交往看，除了一些暂时的误解和敌意外，似乎一切接触都是以和平为主的。英国海军部也在给诸位航海者的行动指导中说明，远洋船队应在“获得当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取得补给”，但更重要的是，要“借机树立英皇的权威”[6]。由此观之，欧洲人仍然欲凭借其武力在波利尼西亚地区占据优势且设法获利，只是在弄清情况前，他们不打算轻举妄动；而无论如何，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显然不是坚船利炮的对手，因此这也注定了双方间的互动将是不平等、不对等的。

二、欧洲宗教和文化传播对波利尼西亚居民生活的异化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利尼西亚人所信奉的宗教基本是朴素而直接的，它的一大特点是和自然界的现象或“原力”密切相关。这一特点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有关。有学者曾论述道：“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人无力与自然斗争……在原始社会，其各成员的活动为数百的禁忌所束缚。”[7]波利尼西亚人所信仰的“玛那”（Mana），即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超自然力抑或魔力，可以附体在重要人物身上，给予其地位和力量。当地人相信，神或是半人半神广泛控制着环境的方方面面，还能给人以神谕，指示什么是可为的而什么又是“塔普”（Tapu，即禁忌）[1]；而神谕的解释权往往又掌握在权贵阶层的手中。宗教的这些特点在波利尼西亚地区西缘的汤加有着明确及典型的表现。汤加人信仰多神教，宗教系统比较复杂，内容较松散和随意，甚至会因家庭而异，缺乏有力和统一的宗教体系；但是，宗教信仰和习俗的控制力量十分强大，已经渗透到个人、公众以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汤加，强大的神灵庇护的是上层阶级，平民得不到这些神灵的庇佑；平民虽然有自己专属的家庭保护神，然而通常无名无姓；宗教仪式也是以上层人的婚丧嫁娶为主要内容，和平民少有关联。宗教提供给平民的好处少之又少，但对他们的控制则主要是强制性的。因此，人们对宗教的皈依，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并非宗教本身的吸引力[4]。可见，虽然风光旖旎，民心淳朴，南太平洋却并非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航海家们一度认为的“人间乐园”，等级、特权和压迫依然存在。但是，尽管不似欧洲人所曾经幻想的那般完美，波利尼西亚宗教中的自然属性还是能令信徒产生敬畏。这当中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切“主神”（即便有，也很模糊） 的存在，而是将自然的力量和实际人格相结合，创造出与诸多自然景观等同的神祇，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森林有“森林之神”。这些神祇，就类似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中的“次要的神”[2]，成为波利尼西亚人精神世界一座座可以仰视的丰碑，甚至还能在必要的时候架设起和“主神”（如果存在的话） 之间的关联，可令他们的愿望或倾诉直达天庭。

比较而言，欧洲的宗教和礼仪的确让土著居民难以理解。抛却语言上的隔阂，受过良好教育的虔诚传教士们不仅竭力向土著灌输冗长艰深的教义，他们的文化输出还包括文明世界所众所周知的道德伦理。基督教复杂而精密的神仙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关联不仅使土著居民疲于理解，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作用甚微。在一个“人们只要张开嘴就能在瀑布中一饮为快”“岛民和巫医及信奉的诸神之间关系较为宽松”的社会中，欧洲教会却要以职业神父控制的集权国家的活动方式来生搬硬套，难免适得其反。《圣经》中深刻道理、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包括在谴责土著食人行为的同时宣扬“圣餐”的神圣性，无不让“民智未开”的聆听者们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此外，来自文明社会的诸多条令和规章也无异于让他们削足适履。一个有名的事例足以反映这种文明间的巨大差异：一位土阿莫土群岛的传教士曾孜孜不倦地教诲当地土人，男女之间应以结婚的方式确立双方之间的合法夫妻关系，并在教堂举行仪式；同时，婚后不应有婚外性行为。此后，土著男女都会到教堂举行婚礼仪式，然令文明人士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每次前来，都是不同的男女组合。可以看出，接受“结婚”“婚礼”等概念，可以看成是岛民们向先进社会妥协或靠拢的一大步；但结婚对象必须是同一个男人或女人，这显然是“他们从来都不明白的”[2]。

公正地说，“传教”也不总是一个负面的词汇。正如历史学家所言，一些传教士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崇高的理想，不远万里来到未开化的地区传道授业，无疑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别无所图”，“对土著爱护有加”[2]，唯一希望的是土著人按西方社会的教义、道德和伦理行事。应当看到，他们的尝试中也不乏成功之举。在新西兰，传教士们利用土著人宗教中与自身宗教的若干相似性，逐渐与当地宗教和睦相处下来。另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是传教的一大推手。波利尼西亚的许多岛屿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从未见过铁器，故而铁钉、铁锛、斧头等制成品十分受欢迎；它们的引进，使得一些乐于接受新知识的毛利人渐向西方宗教靠拢。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好愿景与其说是善意的“拯救”，毋宁说是强人所难。随詹姆斯·库克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指出，与太平洋人接触时，应将其行为置于他们本身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下理解，而非以欧洲的标准来参照[5]。房龙也曾就土著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给他们带来了何种影响的问题做过一番阐述，他说道：“当你从一个巴布亚人身上剥夺了他的生活兴趣所在，即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度刺激的猎取人头的杀戮，他就丧失了首创精神，随时可能死亡。”因为，“一旦白人决定只允许你用独木舟钓鱼，那些年复一年打磨得异常锋利的石刀不容许接触人体，那么建造最快的作战独木舟、打磨出最锋利的石刀、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又有什么用呢？”同时，这种违背其本能的限制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即“没有（发育正常的） 女孩会考虑嫁给一个弱者，如果在他名下没有一个头盖骨的话。”在文明互动之初，原始的激情和习性造成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1772年，法国航海家迪弗雷纳在新西兰海岸被毛利人杀死；1779年，库克在他的第三次环球航行途中由于激怒了今夏威夷群岛（波利尼西亚北端） 的土著，被围攻后遇难，引发欧洲的一片哗然。对于此类“行径”，房龙客观类比到，尽管欧洲人的体育运动和土著人的猎杀活动不可同日而语，但正如无论哪一届西班牙政府，都不会取消斗牛活动，英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会放弃打猎的乐趣[2]。所以，这并不是为野蛮和落后辩护，只是上述道理对波利尼西亚人来说同样适用。抑制其天性和爱好，将会给他们带来退化和毁灭，尽管这些行为在文明社会看来（同时在客观上也的确） 十分野蛮。

19 世纪后期，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曾在《高更的最后风景》一书作中发挥想象，以土著人的口吻描述了他们对个人及民族命运的思考，也无不反映了西方人对于太平洋传教和殖民活动的反思。其中写道：

……我们没有抗拒，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你们带来的一切……我们将你们海员的恶习和传教士的美德——你们所谓的美德——一并接收，其实这些美德和恶习一样致命。我们很快便不再思索如何实践自己民族的美德，美德只存在于我们的话语和手势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大熔炉里，但总算是听你们的话，皈依基督教了。

三、教会、暴力和殖民：波利尼西亚社会的转型

在和欧洲人接触之前，波利尼西亚社会的运作方式是相对简单的。在公社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社会权力主要集中在酋长等“大人物”和“强人”手中；以“系谱性的阶序关系”为特征，金字塔形的层序关系被建立起来，下层阶序被层层整合到上层，由最高酋长统治，在政治和宗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其“酋邦”的政治体系形态较为稳定。[3]正如汤加群岛的原始宗教状况所体现的，政、教的力量及产生优越性主要出自和服务于统治阶层，一般平民基本只能接受约束，而难以享受其带来的福祉。然而，据房龙观察，这种社会制度是“秩序井然”的，从世袭的酋长到贫贱的渔夫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义务和权利[2]。由于身处与世隔绝的海岛社会，信息的传播和接收都处在十分缓慢和滞后的节奏中；因此，人们也就坦然接受上层社会的领导和庇护，以求人身安全和食能果腹，而不去也无法侈谈“科学民主”“公民意识”等问题。这在当时西方人看来是落后的社会运行机制，恰恰是波利尼西亚人追求“愉快的体验”所处的背景，也是他们“自然宗教”开展的土壤。苏联人类学家如是评论道：“自然宗教或与自然之间的一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所制约的，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着社会形态。”[7]

（一） 教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

18 世纪末，在塔希提岛及周边地区，英法两国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土著酋邦与英法都在利用对方力量来扩大各自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某些政治手腕较高的酋长，利用欧洲人的支持，来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3]。80年代，塔希提地区的波玛尔一世借由与传教士的合作，实现了与外国商船的贸易往来，并与美英国、法国等建立了外交领事关系，甚至邀请外国官员作为顾问，这些举措逐步使他的权力得到更大的承认。1792年，波玛尔二世继任，其整个家族世系已经累积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波玛尔二世随即成为“塔希提王国的国王”，但也未能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3]。1797年，他与伦敦宣教协会结盟，借由改宗基督教的契机，获得了英国教会势力的支持，逐渐实现了塔希提岛的统一。1815年，随着敌对势力的战败，波玛尔二世最终在塔希提地区建立起了基督教的中央集权政权[3]。然而法国一直没有放弃在此地的利益要求，最终在1863年将塔希提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与塔希提的首领对教会一以贯之的趋之若鹜相比，汤加接纳基督教的过程则相对曲折。18世纪末的传教并没有马上收到效果，上层社会对特权和利益等视若禁脔，惧怕基督教的流行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汤加的部分领主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开始接受卫斯理教会的传教。他们倾向于相信，“要想得到白人的财富、知识和权力，就要信仰他们的宗教，因为这些白人肯定是从比他们更为强大的神那里得来的这些东西”[4][8]。1831年8月，汤加地区的首领陶法阿豪受洗，出于对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敬仰，他给自己起名为“乔治”[4]。此后，法国天主教会的势力也渗透到汤加，并吸引到了一部分居民的皈依。

（二） 岛民和资源的损失

殖民化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众多岛民被欧洲人乃至南美人所绑架，成为了免费的劳动力，被迫承担繁重的工作和杂役，这一罪恶行径又被称为“乌鸦业”（blackbirding）[1]。它在波利尼西亚东部的复活节岛上体现尤甚。由于靠近南美大陆，该岛自1722年被荷兰人发现以来，便一直受到关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和秘鲁的种植园主注意到复活节岛上有着大量的鸟粪，对农作物来说，它们是极佳的肥料。为将这些肥料搬运、运输到目的地，他们派遣军队，突袭了复活节岛，并劫走许多壮年劳动力，并驱使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据统计，1862至1863年，约有1500名复活节岛民被掳为苦力；1863年，天花爆发，复活节岛的劳工未能获得接种的待遇，导致1500人中最终只剩不到100人存活，并于同年被遣返。在回岛途中，又有85人相继染病而亡，只有约12人幸存。一年之后，这12人又导致岛上1500名岛民染上天花而亡[3]。无独有偶，类似的戏码也同时在美拉尼西亚地区上演。19世纪中叶，斐济和澳大利亚地区的农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亟需补充。除数万从南亚地区运来的劳工外，当地的农场主还雇佣军队，前往所罗门群岛等地抓捕土著人。殖民者的军队将他们捆绑起来，送至斐济和昆士兰等地充当苦力。

在欧美资金和人员大规模流向太平洋的19世纪，鲸、鱼类、木材、金属等资源被毫无节制地开发掠夺，其中，又以檀香木的开采最为“粗暴和残忍”[1]，可以说是对波利尼西亚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危害。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欧美国家最初在印尼、新几内亚岛采伐檀香木；待到这些地方木材资源接近枯竭后，又转而在周边海岛搜寻。夏威夷、斐济、马克萨斯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斐济、新赫布里底群岛在地理上属于美拉尼西亚地区。） 等地相继成为檀香木大规模采伐的产地。欧美船主通常以一些铁制品或货币，与当地酋长或首领建立起较好的关系，然而伺机开采或采购檀香木，获取暴利。在此过程中，商人内部不时出现尔虞我诈、相互火并的事件，疾病和土人的威胁也令他们损失惨重。但与此同时，太平洋所受到的损害程度远甚于此。土著居民被屠杀，或受诱骗、胁迫，以及被商人和酋长联合贩卖成奴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殖民商人敛财的工具，甚至有部分传教士都参与到了劳工贩卖之中[1]。而连年的砍伐使得檀香木的产地岛屿一片狼藉，生态环境面临崩溃。夏威夷的檀香木资源因过度开采，在1820年之后开始迅速减少；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树木经过30多年的开采，在1860年左右已所剩无几[1]。

（三） 社会发展模式的异化

波利尼西亚人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融入“文明社会”——如果他们当时能理解了这个词语的话。在过去的千余年当中，他们都是航海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勇敢而伟大的航海家，能以双体独木舟等交通工具，在大洋上航行数千公里，还能识别星象，作为其导航的依据。尽管南太平洋的岛屿星罗棋布，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但他们仍可以在数十年的隔绝后重新建立起联系。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这些令人惊叹的航海成就，都是以木材和石器为基础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无疑缔造了伟大的成就。但在陆地（岛屿） 上定居后，他们不得不面临的是生活以及后续发展的问题。但事实上，“发展”对于他们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还很难说，这个过于现代性语境的词的确不太能够概述其原有的生活状态。如同汤加对待基督教的最初态度那样，权贵认为它没有必要，而平民虽然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由于害怕受到领主的惩罚和天神报应，遂都是跟着领主行事，没有什么发言权[4]；故整个社会就在这样安宁的节奏中运行。有学者注意到，波利尼西亚人曾经拥有的探索新世界的热情和勇气，或已在长期而安逸平静的陆上生活中磨灭了大半，甚至要早于欧洲人到来之前[2]。自身慵懒的生活方式和易发胖的体质，加上西方人带来的酒精和病菌，导致土著居民平均身体素质的急剧下降，染上了各种前所未见的疾病。接着进驻的是先进的医疗团队，配合教会一道，全面治疗和涤荡波利尼西亚人的身体和思维。但彼时留下的遗毒似乎还在折磨当地人。有数据显示，在当代夏威夷群岛的一次医学调查中，波利尼西亚族人的心脏病死亡率高出平均水平44%，癌症死亡率高出39%，而糖尿病死亡率则高出196%。

到了19、20世纪之交，太平洋岛屿在世人的印象中已成了旅游胜地的代名词。然而更为讽刺而无奈的是，这些岛屿的开发依然是由欧美的旅游从业者和旅行社来主导，土著毫无话语权；根据房龙的观察，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船上兜售明信片”，或者根据要求进行表演，然后再“拿到一些小钱”，“讨一支香烟就去睡觉”。但明显的是，他们参与的舞蹈、“村落的节日”等民俗表演，完全和以往的生活大相径庭[2]。所以，岛民们并没有按他们原有的轨迹继续生活下去，而是在“扮演”西方社会眼中的自己。多数岛屿上都已有了电力、通讯、医疗系统等现代文明的产物，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岛屿社会亦和其宗主国之间的沟通愈加频繁和紧密。虽然部分土著可能对此仍无所适从，但这早已无关紧要。

四、结语

开始于18世纪后期、鼎盛于19世纪的西方文明大举进入波利尼西亚的过程，是文明交往的过程，更是弱势文明被兼并、同化的过程。西方技术、文化和理念或许是先进的，但对波利尼西亚人来说却不一定是适合的，他们是被强行架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轨道，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适应着先进文明“赐予”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方式——一种异化的方式。在这当中，伴随着人口、资源和思想的掳掠，他们原有的民族特质和文化几乎荡然无存，正如“没有医生能够医好一个灵魂已经死亡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