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朱国祥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 于1877年在其《中国》著作中首次对丝绸之路作过诠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间) 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得到东西方学者的赞同。《中国大百科全书》“丝绸之路”条目定义为“中国古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经中亚通往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简称‘丝路’”。
然而,随着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条道路。不同时期的丝绸之路走向和贸易物品之变化,是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民族、政治、经济、宗教等形势演变而形成的。因此,便有“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金银之路”“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信仰之路”等称呼。
回鹘的族源可上溯到商周时期的鬼方,周至春秋时期称之为赤狄,战国至两汉时期称之为丁零。据《史记·匈奴传》 载,回鹘人的先祖丁零(狄历) 人为匈奴所役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敕勒) 是赤狄人的后代,后成为铁勒众部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840年,回鹘宰相联合黠戛斯人击杀回鹘可汗,直接导致了漠北回鹘汗国的灭亡。汗国灭亡,一部分回鹘人留在了蒙古草原,其余大部分人分四支迁移:一支南迁长城附近,“南迁的回鹘达27部之多,加上南下的回鹘溃兵散卒、零散部众,南迁的回鹘人约有30万”[1],后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另分三路西迁:第一支西迁至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又称甘州回鹘),甘州回鹘控制进入中原的丝绸之路,11世纪被西夏李元昊吞并;第二支西迁至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又称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存续时间大致9世纪中至13 世纪晚期;第三支西迁至葱岭西楚河、七河流域一带,称葱岭西回鹘(或称黑汗王朝),葱岭西回鹘存续时间约9世纪中叶至13世纪早期。
以佛教的传入为媒介,印度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医学及天文历法等),越过帕米尔高原而落户西域、河西走廊等地,对回鹘文化多有影响。
古印度梵语言文化对回鹘语言文化有着重要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吐鲁番胜金口、高昌故城、木头沟、交河故城等地先后发现不少与婆罗迷文有关的回鹘语文献。据甄别,可大致确定的这类文献有79件左右。其中,57件是梵—回鹘双语文献,14件文献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7 件是以婆罗迷文作注的回鹘文献,另有1件回鹘语文献中夹杂着梵语词汇[2]。印度语文在回鹘中主要用于佛教寺庙,相应地,使用者也主要是僧侣,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我们在俗人题写的朝山铭文中也可看到对婆罗迷文的使用,说明不少民间俗人也通晓来自印度的这种语文[3]。大凡用回鹘语和梵语双语书写的文献,其时代一般都早于仅用婆罗迷文书写回鹘语的单语文献,说明回鹘人对婆罗迷文的熟悉程度在逐步加强[4]。从上述与梵语相关的出土文献数量和种类来看,回鹘人可能很熟悉梵文佛教文献。除了上述文献实证材料之外,借词被认为是民族文化交流之“活化石”,下面我们主要从回鹘文献中的梵语借词来看古印度语言文化对回鹘文化的影响。
1. 回鹘文世俗文书中梵语借词
这里选择的材料是以小田寿典等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为底本[5],并结合耿世民与李经纬的著作[6],列举梵语借词加以分析:
(8) Vrxar<skt.vihāra.寺院(Ex03-6)
下面是出现具体世俗文书之语境:
初五,我Somas iri
需要带利息的芝麻
kärɡäk bolup qayïmtutin. 从qayïmtutin 处
用自己的钵借取了十二
钵芝麻。秋
初时我将偿还二十二
芝麻如数偿还
如我推迟不还,就按民间
惯例连同利息一起偿还
如果我在偿还之前不在了
män ini…就由我弟弟……
十五日我Marlan
qa asïɣ qa böz kärɡäk bolup
需要带利息的棉布
从Qayïmtutïn处借取三个半
tas böz aldïm yanɡïta
粗棉布。(秋) 初
yiti tas böz birürmän
我将还七个粗棉布
如未如期归还,按民间
惯例,连同利息一起
如数归还。归还前,如我发生什么意外,
äwtäkilär bilä köni birsün-
及家人一起如数归还
lär t(a)nuq tämür t(a)nuq证人Tämür证人
ol män marlan ösüm 我Marlan自己
2. 世俗文书中的梵语借词分析
1. 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梵语借词列举
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一部佛教文献。《慈悲道场忏法》是一部佛教忏悔的仪书,它流传至今一直为佛家用来灭罪消灾、济度亡灵的一部经书。
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13]中梵语借词共有91个:直接借入的梵语借词共46个(限于篇幅,此略);间接从Toch.A/B(吐火罗语A或B) 为媒介转借而来的梵语借词共45个。
(9) karm(a)p(a)t <Toch.A/B.karmapath <Skr.karmapatha(善) [36]51
(15) madar<Toch.A.mātār/Toch.B.mātar<Skr.makara(水兽) 2916
(16) m (a)habut <Toch.B.mahābhūt <Skr.mahābhūta(四大) 0643
(17) maliki <Toch.A.Mālīkā/Toch.B.Māli ka<Skr.Mālikā(摩利迦花) 1338
(19) namo<Toch.A.namo<Skr.nama(南无)0165
(20) namo but <Toch.A.namo budha <Skr.namobuddhāya(南无佛) 0165
(22) pr(a)mit<Toch.A/B.pāramit<Skr.pāram itā(度) 0718
(23) rahu<Toch.A/B.rāhū/rāhu<Skr.rāhu(羅睺) 2432
(26) sadu<Toch.A.sādhu/Sogd.sδ’w<Skr.sādhu(善) 2057
(28) sumer<Toch.A/B.sumer<Skr.sumeru(须弥山) 2902
(38) tirte <Toch.B.tirthe <Skr.tīrthika(外道,外学) 0369
(40) vairaɡ <Toch.B.vairāk <Skr.vairāɡa(怨恨) 0624
(43) vyakrit<Toch.A/B.vyākarit<Skr.vyākti(受记) 1508
(44) yantirlIɡ<Toch.A.yantär<Skr.yantra(机关) 2336
2. 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梵语借词分析
梵文对回鹘文佛教语言的影响不能低估。吐火罗人居住的地方大致是今天的新疆焉耆、库车一带。回鹘人西迁之前,佛教在这一带取得了几百年的繁荣。庄垣内正弘认为,古维语里(即回鹘语,下同) 的印度借词基本上是通过吐火罗语进入古维语的这一事实。吐火罗语使用印度西北部的婆罗迷字母,它和天城体字母是同一系统,这是在中亚地区记录的所谓的佛教徒混合梵语的字母,本来就是和天城体字母同属一个体系。特别是自从发现《弥勒会见记》 (Maitreyasamiti)这一从吐火罗语译过来的文献以后,才知道了曾经认为是从古梵语直接借来的一些词,都是通过吐火罗语的媒介而来的。庄垣内正弘曾系统地论述,梵语词干-a/-ā、梵语的-i/-ī,-u/-ū词干、梵语的-C(梵语-in/-jit/-C) 词干与古维语的词末的形式,二者为有规律的对应关系的。此外,他还就吐火罗语、梵语及古维语音的对应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梵语音与吐火罗音这一对应关系,完全可以换写成吐火罗语言与古维语音的对应关系。[14]庄氏发现古维语中的梵语词词末形式是有规律变化的,而这一变化后的形式比梵语原形式更接近于吐火罗语中的梵语词。其他一些回鹘语中的梵语词与吐火罗语中的梵语词相似或相近。回鹘文献中的梵语借词无论是直接或通过其他媒介而来的,这91个梵语借词语音与回鹘语词语音几乎相同或非常近似。可见,回鹘语深受梵语的影响。
梵语有广义与狭义之称。广义的梵语主要是指吠陀语(上古印度四吠陀语言)、史诗梵语(两大史诗的语言)、古典梵语(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宗教、哲学、科学著作的语言)。狭义的梵语只指古典梵语。“梵语曾是古印度文化史上的主要通用语文,佛教大乘使用梵语一统天下,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有众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以古代印度四大语言,值得一提的是梵语。这种语文号称天语或神语,既是古印度一切语言中最完善之语言,又是用来记录佛业的语言,著有大量的经典著作,遗留后代”。[15]。中国唐朝两位高僧曾对梵语有记载。唐玄奘《大唐西域记》 卷二:“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与天同音,气韵清亮……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16]义净法师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一则创学《悉昙章》,斯乃小学表章之称……本有四十九字……六岁童子学之,六月方了”。[17]由此可见,玄奘法师和义净法师都记述了《悉昙章》是印度6-7岁儿童学习梵语的启蒙读物,包括先学梵文字母(玄奘记载47个,义净记载49个)。梵文是记录古印度梵语最主要的、存在时间最久的一种书面语言。
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语言的发展同民族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民族语言的借词,是当它同其他民族发生联系时才借入。不管哪种语言都或多或少从其他语言中吸收借词来丰富自己的语言。借词反映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化交流,对于研究民族关系很有价值”[18]。苏联语言学家阿巴耶夫系统地阐述了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他指出“语言史和民族史的联系,自然有两个方面。可以从语言史到民族史,引用语言材料来阐明某个民族的历史,这是一种方法。相反,也可以从民族史到语言史,运用民族史的材料来阐明语言中的某些现象、过程和变化,这是第二种方法”[19]。语言之背后往往隐藏着民族学资料,亦能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线索和旁证材料。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它是变化最慢、最稳定的一个特征。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之背后是鲜活的人。因此,我们可通过回鹘文献中的梵语借词来研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梵语借词的分布、扩散及借贷过程不仅能推论出古代印度民族的迁徙、接触和文化交往情况,也往往能折射出梵语进入回鹘语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与其他回鹘文文献材料相比,回鹘文世俗文书借词材料价值显得更重要。其一,回鹘文世俗文书不同于宗教,是官府或个人为了各种目的写下一种文书。官府文书是官方的敕令、收税的记录。私人文书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为了各种需要而书写的文书。这些回鹘文世俗文书大致可分为:行政文书(敕令、赋税令、户口登记、摊派、请求豁免租税等)、买卖奴隶文书、买卖交换土地文书、租借文书、借贷文书以及其他文书(如遗嘱、书信、家庭费用支出、请佛像等)。质言之,回鹘文世俗文书直接地反映出当时回鹘居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经济情况,是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其二,上述回鹘语世俗文书中8个梵语借词,无一例外皆为音译借词。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 91个梵语借词几乎都是音译,这种音译梵语借词不是偶然的。“唐玄奘法师明五种不翻:一、秘密故不翻,如‘陀罗尼’是。二、含多义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无此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而摩腾已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20]1057玄奘法师提出“五种不翻”原则,其实是:有五种词语只能音译。玄奘的“五种不翻”理论同样适用于梵语—回鹘语翻译。当回鹘语无法恰当保留源语言梵语时,梵语借词的音译形式却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之内涵。“音译即不翻之翻”[21]却也道出了翻译的实质。回鹘语中梵语借词,多为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物名、佛教术语等。残留于回鹘文献之梵语借词,是古印度梵语言文化对回鹘文化影响的一种“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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