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古歌文化内涵及功能

陈为兵

（贵州财经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作为中国民歌体裁的一种，少数民族古歌通过口耳相传或记述于文的形式，在苗、布依、侗、彝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是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活化石，是极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以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古歌为例，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古歌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作初步的探讨。

一、少数民族古歌的文化内涵

作为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古歌，蕴含了丰富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精神、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为重新认识和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提供重要的依据。

（一）创世古歌中蕴含着民族信仰

除彝族、水族等少数几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之外，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很多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民族信仰都保存在其民间口头流传的创世古歌中。这些少数民族的古歌大都体现了其祖先对于天地万物和人类起源的思索和认识，蕴藏着其童年时期朴素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凝聚成独特的民族信仰。

布依族古歌记录了一套完整的创世神话[1]。其中《混沌王》 《盘果王》两篇说宇宙之初是一片虚无，混沌王哈了一口气使得世界变成一片混沌，后来盘果王用鞭子一挥，将混沌世界劈成两半，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赛胡细妹造人烟》则叙述了天地分开以后，布依族的祖先布杰用自己的身体如牙齿、汗毛等变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等，用泥土捏成十二个太阳。造世之后，大地经历了旱灾，于是又出现射日英雄布杰，然后又经历了洪灾。《洪水朝天》的传说中描写了一次大水患，唯一逃出洪水的是伏羲兄妹，在神的劝谕之下兄妹成亲繁衍人类。战胜洪水、人类开始繁衍之后，布依族祖先依靠对自然的直观进行了大胆想象，《十二层天十二层海》即是布依族祖先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和想象出的模式。由此可见布依族古歌通过一系列优美的神话组成一个完整的创世说，形成一个完整的原始宇宙起源论。

类似布依族的这种创史说，在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中也是很丰富的。苗族古歌[2]如《开天辟地》 《运金运银》 《打柱撑天》 《铸造日月》等都是关于开天辟地内容的古歌，讲述了世间万物是由三十多位神人以及一些巨兽共同创造的故事；而《枫香树种》 《犁东耙西》 《栽枫香树》 《砍枫香树》则讲述苗族的始祖本是古老枫树的故事；《洪水滔天》 《兄妹结婚》也是关于洪水巨灾以及兄妹遗民人类再造的故事内容的古歌。

彝族古歌和布依族古歌一样，也是把物质性的清浊二气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彝族古歌《天地祖先歌》[3]中，也记载了天地万物的形成伊始是一片混沌，“清气变为天，浊气形成地”，天地分离后，创世之神的名字则为米恒哲。

通过对这些天地起源的学说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各个民族的创世说具体细节各不相同，但却有着诸如世界起源于混沌、神人造万物、旱灾和洪水、兄妹成婚等共同的母题。各少数民族中古歌均包含了各少数民族童年时代生活的印记，蕴藏着早期人类朴素而又极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现了童年时期的人类对于自然社会以及宇宙的探索、想象，并结合不同的物质文化因素最终形成其各自的民族信仰观念，如对大自然的崇拜，对一些动植物、图腾以及灵魂的崇拜等，成为其民族凝聚力的内核。

（二）英雄史诗古歌中体现着民族精神

少数民族古歌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除了对生命的起源、形成、发展以及原始的农耕生活有所描绘外，这些古歌中还创造了一批英雄、巨人，他们要么是一些创世英雄或文化英雄，要么是一些率领部落迁徙、进行英勇战争的首领和勇士，为氏族部落的生存发展立下了大功。这类英雄史诗类古歌体现出少数民族征服自然、主宰自己命运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坚强意志，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民族精神。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各少数民族先民们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常感自身的软弱无力，因此需要借助幻想和想象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在古歌中创造了一大批神话英雄，如布依族古歌中的盘果、安王、文信等、苗族《跋山涉水歌》的巨人神、彝族《支嘎阿鲁传》中的民族英雄支嘎阿鲁等等，都是智勇双全、神力无比、爱憎分明、决胜一切的神话英雄人物形象。这些神话在反映少数民族的英雄崇拜之外，体现了各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战胜自然的民族自信。

另外，还有很多古歌反映了崇尚团体协作的民族精神，例如在苗族古歌创世神话中，涌现了剖帕、样公、养优、姜央等一大批英雄群体。这些群体分工非常细致，各负其责，或天地辟开，或丈量天地面积，或制造火，狗、鸡、牛，每项工作都是由专人负责，共同协作。又如仡佬族古歌中有三个创世英雄集体：汉布什客群体、布比密群体和阿膺徒群体，正是这三个英雄群体奋力协作才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世使命。这些群体形象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众多少数民族精神中蕴含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当然这种民族特性也是与特定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位于云贵高原东部的苗族、仡佬族等居住区，地势险峻，环境恶劣，物质匮乏，其先民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辛的。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想要生存下去，必然要强调集体协作，摈弃个人主义。

（三）古歌记载着民族历史

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缺乏自己的文字，加以环境的闭塞、人才匮乏，因此无法出现像中原地区那样有一大批专门撰写史书的作者，因此古歌就成了少数民族记录民族历史的重要工具。如汉文单行本《民间文学资料·苗族古歌》中反映远古战争迁徙内容的就有16首，反映苗族进入彝族统治区域内容的则有5首；盘县彝族古歌《六祖的传说》 《戈阿娄》等也记载了彝族先民开天创地、迁徙寻地等历史内容。

以苗族为例，历史上，苗族是一个迁徙频繁的民族。苗族迁徙的历史，生动地被记载于古歌中，叙述了苗族先民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不畏艰难险阻，扶老携幼举族西迁的过程，是一部反映苗族迁徙生活的史记。如《迁徙歌》：“为着何事来/为啥要搬家/居住山坡上/吃的是杂粮/吃的是野蒿。年成旱象重/敌兵来干扰/天干三年整/旱象三春秋/农子若虫死/僵尸满地铺。妇女做无收/男人白干活/编对竹箩筐/担着孩子走/挑着女儿逃。”其生动具体的场景描写，让人不觉身临其境，对苗族艰辛的迁徙历史画卷有了形象的体验。

再如在布依族中流传广泛、影响很大的的古歌《安王和祖王》，主要是叙述安王和祖王之间争夺权力的历史事件。虽然是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古歌，自然与正史有别，但无疑生动地反映了布依族社会的变迁，成为研究布依族变迁史不可或缺的佐证材料。总之，对少数民族和人类的远古历史研究，都不能忽视民族古歌的作用和价值，特别是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而又缺乏史料记载的少数民族，古歌在传承民族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古歌反映了民俗文化生活

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由于各民族古歌记载了大量有关爱情、婚嫁、丧葬、祭祀等风俗的描写，因此各族人民把古歌当作民俗生活的重要内容，世代口耳相传，于重大节日、婚嫁及丧葬仪式的酒席宴会上传唱，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反映了多姿多彩的民俗生活。

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古歌几乎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里，如民间节日、祭祀祖先、婚丧嫁娶，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劳动休憩间隔期间甚至建房搬新家、走亲访友、向客人敬酒时都要唱古歌。如在苗族地区在重大节日如过春节或祭祖时，出嫁的女儿回到娘家时，宴席上会与家中或同族的兄弟姐妹一起对唱《姊妹歌》。彝族古歌主要以唱古民歌、婚仪歌、酒令歌、丧祭歌这几类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反映劳作的歌谣，如采撷歌、狩猎歌、农事歌、牧歌等。就古歌展演的场合来说，古歌多是在各种宗教仪式或民俗活动中演唱与传承的。例如布依族在丧葬祭祀仪式中演唱古歌，其丧葬礼仪和习俗多以歌唱的形式逐步展开，有一整套完备的非常严格的程序和仪式。这些少数民族通过古老的歌声将民风民俗一代代保存并传承下来，使得古歌成为本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名片。

二、少数民族古歌的文化功能

（一）道德规范功能

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古歌承载着其民族所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蕴含着这些民族的完整的道德价值观体系，成为传统道德规范的载体和教化工具，对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选择和行为准则起着广泛的渗透性影响和深刻的内在制约作用。

敬老爱幼、家庭和睦是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基本的道德观。几乎所有民族的古歌都强调要处理好家庭成员关系、孝敬父母、注重家庭团结和睦。仡佬族古歌《叙根由》中的《婆媳不和》篇，鞭挞了婆媳不和这一社会现象，劝诫世人切莫效尤，要与人为善，表明了仡佬族追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家庭和睦愿意景，堪称处理好家庭人际关系的训诲歌。苗族古歌《岩林和他的母亲》，生动地讲述了岩林孝敬母亲的感人故事，岩林为了满足染上了疫病的母亲想吃鱼的愿望，在严寒的冬天，不惜用身体融化河冰捕鱼。

在恋爱方面，少数民族多崇尚婚恋自由、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反映这一点的古歌举不胜举，如苗族古歌《龙女》 《牛郎和织女》 《百鸟衣》 《灯花》等等，都表现了苗族人民对美好忠贞的爱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心灵诉求。

少数民族古歌中还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于“义”“利”与“善”“恶”的是非观念和取舍标准。在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到处体现着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如“隔山赶肉，见者有份”“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等等，即崇尚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的道德准则。如苗族古歌《蒋爱财与李害仁》对蒋爱财见利忘义的行为进行了尽情鞭挞；而《保生树》则对为拯救饱受旱灾濒临死亡的乡亲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保生进行了尽情歌颂。古歌反映的道德意识，是该民族道德的规范或缩影，是个体对本民族认同的基础，本民族成员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以此为纽带牢牢凝聚在一起。

（二）对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依赖于对共同的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必然依赖于共同的精神依托，对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共同理解。一个族群对于祖先的崇敬，实际就表现了共同的精神寄托，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心理归属感的表达。

例如，对苗族人而言，古歌创世神话中“姜央”，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并在苗族人祭祀活动屡屡出现，这就体现出苗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祭祀活动对处于原始生活状态的人们来说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并赋予他们某种庄严感和神圣感，同时由于这种祭祀活动需要人们之间通力合作方能营造出摄人心魄的氛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活动确实能够起到维系部族秩序的作用，并且在这种仪式上又使各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体现和强化。古歌中对于生命起源的歌唱，正是通过对族群历史文化记忆的追溯，因而在多样的文化符号中形成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定位，从而整合凝聚本民族的共同心理。

（三）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布依族、苗族、彝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的古歌创世神话，演绎了各种各样的族源传说，认为自己是由某种动植物变成的。如苗族古歌中认为苗族起源于枫树，布依族古歌中认为人是由猴变化而来，或认为是人与猴婚配繁衍而来。彝族古歌中则有“人是雨那里出”“人是大石头上出”、“人是雪的后代”等说法，这种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的哲学思想，最终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思想。

再如少数民族古歌中的洪水再生神话，就认为神代表大自然万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冒犯神灵就会遭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如仡佬族古歌《叙根由·阿仰兄妹制人烟》[4]中阿仰的大哥、二哥因为骂神仙格彻爷爷（大自然的代表）多管闲事，就被格彻爷爷分别教了“抠花桑树船，外面泥巴糊盖口，里面牛屎来浆缝”“抠白占树做船，外面用石灰糊盖口”，而阿仰则因为劝告大哥二哥不要骂格彻爷爷而被教以“抠杉树做葫芦，外面用漆来涂，里面你就竖着坐，鸡蛋夹在胛孔下，葫芦随水飘上天，鸡崽叫时你蹬开”，结果洪水漫野之后，大哥二哥被淹死而阿仰则幸免于难，并在格彻爷爷的指点和帮助下创造了仡佬人，由此可见得罪天神（大自然的代表）必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样的神话之所以在少数民族之中广泛流传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古代社会，苗族、仡佬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所依存的自然环境恶劣，在缺乏改造自然环境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只能顺应自然环境，靠天吃饭，因此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来说更加珍惜自身所在的自然环境。因此诸如“圣山”“圣水”“圣林”的说法在少数民族中屡见不鲜，凡是被冠以“圣”字的地方都是不容人们亵渎的，更不允许随意砍伐、耕种、田猎的，这就无形当中起到一种保护大自然的作用。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起着支配作用，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界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少数民族古歌中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环境荣辱与共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起着很好的调控功能，具有极大的现代价值。

三、结语

贵州地区各少数民族古歌在文化特征、生态伦理意识和文化传承功能等方面，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但其自身仍保留许多该民族文化特质，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原生态的自然景观焕发出美的光辉，具有极大的审美意义及现代价值。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古歌中体现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强调自然环境保护，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黎汝标，黄义仁.布依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2]潘定智，杨培德等.苗族古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7.

[3]王子尧，康 健.彝族古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4]罗懿群，吴启禄.叙根由[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