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各域满族民居传统环境景观语言比较研究

韩 沫

（东北电力大学 艺术学院，吉林·吉林 132000）

满族先民居住过的地窨子、马架子只能作为原始的建筑符号，已不具备圆满诠释满族民居特点的功能。从时间来看，满族称谓始自17世纪，至今近400年，比较而言，像羌族碉楼、苗寨吊脚楼这样完全民族格式的民居环境，满族人已经丧失殆尽了。满族人在进步的同时，一方面换来一朝之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民族文化消亡的种子，这不仅仅是君权的问题，也是精神文化没落的大代价。

满族人确认他们自己分为下列三种群体，即佛满洲、依彻满洲、蒙古满洲。实际上，大部分佛满洲人都声称自己是在吉林省的宁古塔地区土生土长的，只是后来才扩散到四面八方。

清朝社会为了全力构筑自己的帝国，与其说是被动，准确地说是自我认同、迫切地渴求被汉化。他们更需要一个固定的住所，以利于随时照顾自己的农田和圈养家畜。满族民居景观在北方明确地分化成两个方向：一个是代表清统治的八旗驻地民居景观环境；一个是分散在各地的普通百姓的民居景观环境。前者有从东到西甚至全国的统一性，后者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地域的不同发生着变化。

本文着重介绍受社会发展和区域模式影响较大八旗驻地满宅和普通满族民居，以辨传统与发展之于民居文化的推力。

首先要说明的是社会进步和地区模式是促成北方各域满族民居景观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清八旗驻兵在全国散开的同时，流民和地方百姓自发的交流随之而来，同八旗驻防依等级和五行风水布局城池不同，满族民居在各地的涌现更呈现出随意性和自主性。

一、草原之上的满蒙民居

1615八旗制度初成，蒙古地域被带入的满族民族文化也越来越多，旗内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迅速满化；清中后期后，则是旗人的日趋汉化，乃至几近相同。

绥远城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相比较，建筑装饰方面差别突出。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八旗蒙古“其祀祖先，则供雕刻铜像或木偶……”蒙古族祭祀用的铜像或木偶，实属地方风俗模式，满族习俗是西屋的祖宗板、祖宗匣，二者的区别无疑会影响以西为贵的满族先民习俗，以至削弱或根本改变了西屋墙面的装饰或建筑格局。再者，蒙古旗人对当时食不尽的荐牲采取挖坑掩埋的方法，而在满族民居景观中最具其本民族特色的索罗杆子名存实亡。从表面看这是生活习俗的改变，深层则是对满族祖先文化的淡忘。

随着八旗蒙古社会地位逐渐巩固，满蒙居住习俗，民居形式参乎彼此。辛亥革命爆发，八旗制度瓦解，社会组织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旗人混迹汉人中，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民风习俗，除个别偏远地外，满族民居逐渐在内蒙古消失。

内蒙古科右前旗的满族人是清朝天聪年间（1634年），萨木嘎其其格公主下嫁时从北京带去的满族族人，正宗的“佛满洲”族源，他们的生活用语仅保留着20%的满语，同蒙古人交流会很吃力，所以还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科右前旗满族屯自然村地域平阔广袤，住户间联系不多，根本谈不到有相互联结的院落，零散分布，只有正房，没有厢房和高大围墙，都是用当地碗口粗细的圆木材围合起来防护夜晚野兽靠近的木栅栏，以游牧为生，院子里没有马厩、苞米楼子，却有猪圈，这被当地蒙古人惊愕。80年代其内还有典型的万字炕，入户门在南向偏东，进入后往左有“排叉子”，把这个规整的长方形分成东西两间，“排叉子”非砖非石非土垒砌，而是用当地木材从棚上直接落地，这与东北满族室内暖阁接近。

房舍取暖系统仍是室内灶台、火炕，从室外烟囱排烟，烟囱是这个大草原上最典型的满族民居符号——跨海落地烟囱，分立在房舍东西山墙两侧，同山墙有“桥”连接。

二、高原之上的满族民居

西北陕甘宁地域历史上均有八旗驻防城出现过，原宁夏新旧满城辖域，今日康来渠以西、良田渠以东是历史上的新城，这里八旗驻防城布局均仿京师驻防城的布局：城墙围合规整，城内道路南北向东西交错呈棋盘状，无斜向通道，东西向的小巷间，有兵房两排，前排院门南向，后排院门北向。按八旗牛录分布各区域，四向大门，四角角楼，旗地及庄园分布于城四周之外，城池结构严谨。

不同的是绥远城将军衙署在城中心点，四方分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而宁夏新满城将军衙署在城内西大街，这主要源于满族人以西为贵的习俗中统天下汉民族意识。宁夏将军府宅院后院有花园假山，似江南园林。

兵丁住院中轴对称分布，典型的合院布局。整体习俗不变，格局、装饰均为传统满族样式，不同之处，在各家院内几乎都有葡萄种植，这是其他北方满族民居环境中所没有的，这样的民居景观得益于西北干热少雨的气候，比较适宜葡萄生长，此景延续到1935年。

这里民居取暖系统同满族传统样式稍有不同，室内炕沿下面挖开一个火门，烟道从炕里面穿过联结到炕的墙角处，自墙角处建烟囱通向房顶。烟道一端通往烧火口，另一端通往排烟的烟囱。

这种方式在东北满族普通百姓住户中少见，内部热气烘热地面，这样既增加室温，还节约了不少能源。

（三）东北满族民居模式同京津四合院、南方建筑的比对

满族建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建筑体系。其发展过程受汉族影响最大，趋于相似。然而，满族及其先民毕竟是一个生长繁衍了几千年的民族大系，有自己的习俗、信仰，表现在民居建筑文化方面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其高大的建筑体量和宽阔的庭院。

满族建筑的高体量从地基处就有表现。最初，单体建筑多建高台之上，而汉族将重要建筑建在高台上，而满族居住用房，甚至包括仓房等建筑，也都有高台做地基，这在清人入关前是满族建筑很明显的特点。皇太极时“大内宫阙”，建于高台之上，约四米，此时期“宫高殿低”同中原“殿高宫低”的传统习俗截然不同。这是满族先人长期居住山区，依山而筑、居地高起的真实反映。这种建筑习惯不断完善，逐步呈现出由高到底的一个发展趋势。满族民居发展成熟后多用砖石混砌，台基样式简单，在腿子墙下至迎风石上承压梁石一块，台基周边砌筑砥垫石，保护墙角的完整免于破损。还有在腿子墙下安放角柱石、压梁石、迎风石的，一般都是棱角分明精致平整的石条。

有前后廊的宅室，在廊的两端内侧，砌筑两垛砖墙，北京叫廊墙，满人习惯叫看墙。看墙的处理有几种方式：一是券门或廊洞，二是磨砌成光面，饰以砖刻或满墙雕刻。

满族民居高台同汉族比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高台的高度呈现由高到低的趋势，用材简单、范围较小；不突出装饰和变化；高台隐藏不露，比较含蓄；高台院落的空间形态呈聚拢趋势。

北方各地满族民居宅院格局总体相近，格局整齐方正，多进式大院成为默许的规制。正房坐北朝南，方位端正，高大的举架，平列对称的排列布局，内院单体建筑互相避让利于采光，形成错落松散的区域，建筑实体的笨重感，格局已不便于任意的凹进凸出，建筑硬山或悬山式，缺少依地势而变的灵活性，近乎刻板或平淡，更缺少南方民居建筑的高低错落和轮廓变化。即便临街，也以倒座房或后檐墙为视觉效果，街路两边的变化主要是门楼或落地大门的不同，宅邸间相互的区别，多是靠门宇装饰的不同来实现。北方平原聚落之外，也有山林莽野，纵横沟壑，地形变化多样，但受满族民俗和清八旗驻军移民影响，建筑形式差别不大。

满族民居的建筑举架高大，厚重实体冬暖夏凉。南方多采用砖砌空斗墙，或木板围就，北方则多用三合土砌筑墙体、土胚墙或砖砌墙，单层建筑很高，普通人很少建二层。这些差异同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总体来讲，北方干燥，为了保温，北方半坡遗址中的房子多是直接建在地面上或半地下。较南的河姆渡遗址则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适应多雨和洪水。

东北其他民族的取暖方式不止局限万字炕，变化多样，还出现了山炕、腰炕、顺山炕、连二炕、连刀炕、地炕等几种形式。

满族民居取暖方面考虑周到，建筑各个细节都有体现：增厚的墙体、窗牖的南大北小、暖墙、地炉、火盆等。满族民居中灶台都连着火炕，做饭的同时，也加热了火炕，节约了能源，一举两得。正是由于炕与灶台的毗邻，导致卧室同厨灶间紧密连接进而牵制了房屋平面的多样变化，而显平阔规整。几方面的牵制和约束，北方满族民居单体建筑保持长方形的规则平面，即便变化也是平展出开间的数量，三间延展为五间、七间，而南北进深向几乎没有凹凸变化，至多前后有前廊后厦的增扩。千屋一面的长方形平面，虽然缺乏变化但可以给室内提供良好的光照，技术上为墙体的高厚和屋顶的坡面规整提供了可能，并为室内东西分间的格局预留空间。

北方住宅外墙围合，院内多有高大乔木，冬季落叶后颜色较单调，从建筑装饰上来看，北方满族民居整体院落景观比较朴素，但时常用大红大绿等民俗颜色调解。在建筑细部处理上，做到“粗材细造”。所以厚重的北方满族民居，并不代表缺乏精湛和技能，恰恰相反，受北京皇城官府的影响和满汉融合的交流，满族民居在普遍采用乡土材料和“粗材”的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建造精良的民居大院。正是《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写照。

满族民居建筑粗材细作的艺术处理方面，主要体现在门、窗牖、隔扇、屏风、影壁、花罩等的内外装修装饰上。大门和门楼、腰门是装饰的突出部位，体现主人身份地位。其木构件涂饰油彩的地方较少，而砖雕、石雕、木雕工艺更为考究，一座院宇内这三雕的数量和精湛程度往往反映了主人的社会背景。彩绘可以体现在梁枋等大木受力构件上，而三雕则即在木作的收尾处、戗檐砖（枕头花）、山墙花、山坠、穿头花、腿子石迎风石处多有体现，这种粗材细作的雕饰工艺为北方满族民居建筑提供丰富的装饰情趣，敦厚不失精巧、粗犷不失隽秀。

满族民居景观构成、建筑风貌、特点是其在与自然气候相适应过程中形成的，对待传统的建筑元素，要有甄别地对待，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民族间的交往，其建筑文化不断固旧革新，但保暖、御寒的基本需求没变，从中反映出的文化内涵也愈来愈明显，既有北京传统四合院的特点，也因其规模之大、用材之粗犷、格局之考究而自成一体。

北京民居庭院中正房亦坐北朝南，分列正房、厢房、倒座（南房），并以部分墙体连接各房舍后檐墙而成合院。大门位于南墙偏东处，《易经》中此方位是大吉之位。北方满族民居早期大门开在东南方向，后期更习惯于将大门设在庭院中轴线南端的南墙的正中位置。从风水学上讲，坐北朝南的庭院，门开在南或东南最吉，北方冬季，多有偏北风，寒风凛冽，日照较短冬季漫长，大门设于南或南偏东侧，可以避开西北风直灌宅院。

北京四合院一般平地起房，或只将单体房舍落于高台之上，而满族民居（多指城镇大户）则习惯整体院落高于原平地，前者是承托建筑，后者是承托院落。满族单体建筑在院落高台之上，也另起高台，但同汉族建筑高台相比，单体建筑台高较矮，变化小，即便王公官宦的宅邸也少变化少装饰，一般都是直上直下的一整块土台，造型简单明了。而不像汉族建筑的高台那样逐层放大，富于变化。另外，满族建筑在承托建筑时，高台的边缘被建筑及围墙占领。高台上的空间被实体硬性限制，其空间形态则是向内聚拢。这与汉族建筑中的高台是截然相反的。

从空间布局来看，北京四合院的长宽比变化较小，而满族民居的单院四合院的长宽比在纵向上延伸很大。京四合院和满四合院都有二进式、三进式的格制，但京四合院既受纵向轴线控制划分空间和序列，又在横向上出现了跨院式的庭院空间，形成复合式的四合院。满族庭院很少有复式的合院，极少出现横向的跨院式的院落。庭院在纵向上过长，会使院落成为长长的长方形，房屋采光不足，而不如京四合院紧凑实用。这给大户集体居住带来不便。比较起来只有二进式或三进式四合院内多有后园子和西花园的平面布置，但纵向上尺度适宜，中庭开阔，一般不会出现庭院过长的弊端。满族旧礼俗“以西为贵、以右为大”，长者居西屋，北炕，这正好和汉人“以东为贵、以左为大”的情况相反。

京四合院和满四合院用来分隔院落空间的建筑载体不尽相同，京四合院多设二门、三门，可是垂花门，亦可是月亮门，满四合院采用低矮腰墙（花墙）的居多，通透敞亮，或干脆只设内院影壁。若合若离空间划分含蓄。

关于满族民居，笔者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模式，就是在其民族性的民居消失之前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景观环境语言。这很吃力，因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主人，满族在眷恋故园的同时，他们一直欣羡于先进文化带给他们的新鲜讯息，即便是辉煌的康乾盛世遗留下来的满族古民居，也极难剔除汉文化以及其他先进文化符号在其民居建筑中的显现，当关注到这种显现越来越明了，越来越不可回避，越来越普及的当口，满族民居的民族独立特性似乎消失了，也许削弱的民族独立性正是满族民居环境的特点，但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成员，在纷呈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绝不可能赘于满族民居建筑环境的融合性和过渡性而让其退出甚至抹灭。所以同其他世界任何文化一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几个方面探究满族民居景观环境的整体面貌、曾经的活力、地域间微妙的差异甚至对后来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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