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之参与式影像实验

韩凝玉 余压芳

（1.南京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江苏·南京210095；2.贵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大数据时代，当人们目不暇接的感受扑面而来的信息媒体之风，感受现代都市中信息媒体迅速发展带来新鲜感受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媒体在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而那些富有强烈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西南乡土建筑和浓郁的民俗，都真实地记载着传统乡村聚落发展的历史遗存信息，是时代的印迹，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些具有传统风貌的乡村遗产文化、景观价值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更加值得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需要渠道和途径，而媒体传播是对其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贵州少数民族乡土村落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媒体的影响力和功能不容忽视。媒体具有建设性力量，媒体的传播是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途径和畅通的传播渠道，借助媒体优势将其植入媒介语境，通过媒体将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多元扩展和存留。同时，也会使得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得到更好地延续和发展。而且，借助媒体对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中存在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将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本质的认识。因而，基于以上几点缘由，本文以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发展为例，对其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明显的、具体的参与问题予以媒体角度的解析，以期不断完善我国西南地区传统乡土村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媒体图景。

一、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概况

（一）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

自1995年起，历时3年，贵州省文化厅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嘎乡发起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1]：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由于该馆的居民是一支独特的苗族支系的原住民，并且生活在相对封闭的高海拔环境中（海拔1400-2200米），所以梭嘎生态博物馆里的原住民依旧过着这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完整保存着奇特、朴素和原真的民族文化。这是我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时至今日，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历经快20年的实践，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也在不断地推进和完善，但依旧存在些许问题。

（二）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中存在的参与性问题

针对梭嗄生态博物馆而言，保护与传承当地传统乡土村寨的文化，就是保护当地传统生活方式的原真性与活力。目前，梭嗄生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梭嗄生态博物馆的地点处于相对封闭的山区高原环境，与外界的通讯和沟通很少，因而经济条件落后；其二，梭嗄生态博物馆的原住民也就是保护实施对象，具有参与意识弱，处于浅层参与的层面特征。梭嗄生态博物馆的原住民是这里的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到自己族群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中，也只有他们才能原真地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适应梭嗄生态博物馆的保护与传承的“社区参与”的方式以及在实际操作中贯彻与坚持推进的途径。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梭嗄生态博物馆原住民的积极参与能力和参与方式问题。（这包括意识参与和行为参与两方面）以往通过媒体传播渠道的参与，对于梭嗄生态博物馆原住民而言，大多是被动参与，这也是原住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在此，笔者探索性地引入“参与式”影像这一媒体组织的参与方式，引导原住民主动性参与，以此激励梭嗄生态博物馆的原住民积极而非被动参与到梭嗄生态博物馆的保护与传承的实践当中。

二、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参与式影像的实验

参与式影像是媒介的一种小众组织形式，主要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实践经验以及原住民影像运动的传播实践。其本质特征就是由社区成员集体共同决定拍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成员（原住民）一起主动讨论问题和制作影像。影像的生产和制作过程成为社区成员（原住民）民主参与的一种方式，一种记录和保护的媒体适宜途径。这一点与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发展存在的原住民主动性的媒体参与途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参与式影像的概念

韩鸿教授认为“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也叫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草根影像（grassroots video）、过程影像（process video）等，其既可以说是一种影像类型，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套工作方法”。换言之，就是提供给草根阶层集体、主动性参与的渠道和方式，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真实记录自己周围环境，以摄影的形式拍摄下来形成影像的一种集体性行为活动。参与式影像与以往通过媒体促使参与者参与活动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转换参与视角，使参与者（草根阶层）不再是信息传播的终端，被动接受反馈信息，而是促进参与的草根阶层主动思考、不断沟通，进而成为信息的主动生产者、参与者和传播者。将参与式影像引入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之中，关键就在于转换原住民的参与视角，使他们变为真正的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传播者，而非被动的受众。

（二）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之参与式影像的操作程序

目前，针对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之参与式影像操作程序鲜有学者提及，鉴于学术研究科学严谨的精神，笔者借鉴非政府组织Global Vision社区影像的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Com社区影像的专家Kedar Sharma对于参与式影像的步骤的介绍予以解析说明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之参与式影像操作程序。他们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 （Pamela Brooke and Kedar Sharma，1997）。首先确定目标受众，即确定在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中参与的受众，即原住民。然后确定参与式影像样本（具体参与实施程序如表1所示）。

表1 参与式影像操作程序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在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参与式影像采取了与以往参与方式截然不同的媒体方式，这是调动和激励原住民积极参与其中的动力源泉。即族群中“主家”角色是原住民，是“自己人”在拍摄、表演。这些原住民以他们生活中原本的角色出现在摄影传播过程中，即在“我的故事”“家族的故事”“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及箐苗文化景观的故事”中出现，这种出现也是他们生活中的自己。

更重要的是，参与式影像的价值重心不在于影像的最终作品，而更看重影像的制作过程，即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原住民在拍摄过程中对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问题的集体讨论和协商。促使他们自己真实、贴切、主动的关心、参与和表达对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的保护与传承问题的观点。

也许有人会质疑，原住民真的愿意参与到影像的拍摄过程中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祺博士通过大量田野调查撰写其博士论文：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对贵州西部方言苗语影像的案例研究。当他看到观察笔记和拍摄过程的影像资料的时候，发现参与者的强烈参与意愿。“使我无法忽略的是这些被拍摄苗族妇女的兴奋、雀跃和满足！”[2]

可见，参与的途径改变，参与意识改变，参与角色改变，原住民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的热爱与参与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因而，针对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实践，笔者实验性引入参与式影像，希望通过这样完整的操作程序，转变参与思维，让原住民自己成为拍摄的主角和导演，增强其主动性和能动性，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发展中面临的在经济相对封闭情况下，原住民参与意识薄弱的现实问题，转换参与视角，利用少量资金、便捷的拍摄方式激励原住民的深层次主动参与。

三、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参与式影像的图景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主要集中在西部偏远（山）地区，关注领域包含环保、社区建设、扶贫解困、权益维护等。与此同时，影像类型、实践空间等也在不断扩展、延伸和细化。总体而言，如韩鸿教授所指出的，“参与式影像的社会效果正在逐步显现”。[3]

韩鸿教授进一步指出，参与式影像作为激励、促进理解加强沟通的方式，包含较多的未被社会认可的广泛的小群体内的意义认同。但逐渐会成为整个社会支持系统的极为重要的部分，这种利用参与式影像促进对话与沟通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4]

针对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的参与意识薄弱的问题适时引入参与式影像的媒体方式，引入这种逐渐显现社会效果的方式，就是寄期望于通过这样完整的操作程序，转换参与角色，增强和调动梭嘎生态博物馆原住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参与式影像促进对话与沟通的未来发展进行试验，利用媒体的简单便捷的方式最大限度的激励梭嘎生态博物馆原住民进行主动参与、协商社区保护与传承问题，以弥补和丰富以往参与方式的不足，进而不断完善贵州梭嗄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方式以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贯彻与推进保护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策略，以期不断丰富我国西南地区传统乡土村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途径和媒体组织方式，进一步整合我国传统乡土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

[1]苏东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J].中国博物馆，2001，（2）：2-7.

[2]张 祺.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对贵州西部方言苗雨影像的案例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114-115.

[3]韩 鸿.参与和赋权：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影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1，(06).

[4]韩 鸿.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D].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