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视域下民族地区经济状况变迁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郎德上寨为例

李辅敏 赵春波

﹙贵州理工学院 马列部，贵州·贵阳 550003﹚

一、旅游开发前朗德上寨经济状况

郎德上寨四面群山环绕，村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流入美丽的丹江。解放前郎德上寨的村民并没有因为寨子的美丽而使大家变得富庶，却曾经因为贫穷而饿殍遍野，因此而与朝廷抗争，几乎导致家族灭绝。解放后虽有所好转，但以农、林业为主的郎德上寨由于受地形狭窄、山高谷深、土少岩多、耕地有限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村民仍然用“苦”和“穷”来描述旅游开发前的生活状况，上郎德村民陈正国说：“我们这里田少土少坡陡，生产困难。收成好的时候，100来户村民劳作一年，才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是买盐、用油、电费等开支就要靠挖折耳根、林木收入来维持。当时把树木砍了，从这条河放到巴拉河，再从巴拉河到清水江，有木商来收，挣点油盐酱醋茶小钱，但是遇到天灾还是要饿饭。”境况并没根本好转。村民陈正州也说：“以前家里靠种烟叶维持生活，一年下来往往连粮食都不够吃”。“过去没改革之前太苦了，因为一条田只打六七十斤米，不够就吃红苕，玉米掺杂。”以开办“苗家乐”为主的老支书陈正涛回忆说，改革开放以前，甑子里的米饭，是给年幼的小孩和年长的老人吃的，时值壮年的他，就吃着包谷、红苕、洋芋拌几口米饭，还吃不饱。这里的老百姓和雷山所有苗寨的村民一样，渴望着有一天能有一甑子白生生的米饭。

除了农、林业，郎德人旅游开发前的经济情况还可以从他们的财富象征——银饰的拥有量来考察。白银是苗族财富的象征，历史上苗族常年迁徙，漂泊不定，他们习惯用白银装饰自己，喜欢把所有的财富戴在身上，人走则家随，以钱为饰保值财产。所以在郎德上寨，世代传习着一种习俗，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投入熔炉，锻造成丝，编制成花，錾刻成衣。每逢苗年节，苗家女子盛装披银，项戴数个镂花银项圈，胸前配挂重大银锁，腕间携戴数对不同样式的银手镯，可见苗家人对于财产的概念都表现在拥有银饰的多少。即便是对银饰如此看重，在1987年刚刚开始民俗旅游开发时，郎德全寨98户人家却仅有18套盛装银饰。

二、旅游开发视域下的朗德上寨

郎德上寨旅游开发之初的接待方式，是由村里自己出资来做。村民回忆，当时为做好对外接待，村里还把村集体山林里一棵有两人合抱般粗的杉木卖掉，得两千余元，才勉强接待一个年头。接待表演节目，都是村民义务参加的，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刚刚开放的郎德，农民的生产生活仍然以农业为主要内容，旅游在郎德上寨，只是他们发展经济的一个补充。郎德上寨旅游在1986年开头之年，旅游收入仅为0.7万元。有游客到来，以表演活动待客，可以得到一些钱来添补些油盐；游客不来，则各自干着他们自己的农活。

经过这么多年的旅游开发，郎德知名度有了大幅提高，现在几乎天天有客人，天天有演出，每场收入在400～500元之间。陈正涛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一年他们平均要演出三百天，每场收入四五百元。统计结果显示，1987年到2010年20多年间，郎德上寨村民平均经济收入由220元增加到2941元（参见表1），旅游收入从0.7万元到280万元以上，平均每年增长150%以上。村里电视机由5台增至77台，缝纫机由20部增至97部，自行车由15辆增至62辆，手表由10余块增至400多块，银饰由18套增至118套，平均每户一套，每套价值5000元以上。

三、郎德与报德两村比较分析

根据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从1987年进行旅游开发到现在，郎德经济和生计方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多大程度上是旅游开发带来的，这些单从历时研究当然远远不够。郎德上寨与邻近的报德寨地理位置、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等方面皆有共同之处，但郎德上寨民族旅游发展了20多年，报德没有。因此要考察旅游对民族村寨的影响，可以把两寨的收入结构状况进行比较。

我们把在郎德上寨调查的58人与在报德寨调查的58人的家庭年总收入分为10000元以下、10000元-13999元、14000-17900元、18000元-21999元、22000元-29999元、30000元-38000元六档进行分析。

第一、郎德上寨家庭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43.6%，家庭收入在10000元-13999元之间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约25.5%，也就是说家庭总收入在14000元以下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69.1%；家庭年总收入在14000元-17999元之间的家庭数与家庭年总收入在18000元-21999元之间的家庭数相同，均占总家庭数的5.5%，即家庭年总收入在14000元-22000元之间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11%；家庭年总收入在22000元以上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19.9%。

第二、报德寨家庭年收入在14000元以下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44%；家庭年总收入在14000元-22000元之间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36%；家庭年总收入在22000元以上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20%。

可以明显看出，郎德上寨家庭年总收入在14000元以下的家庭数占总户数比例高出报德寨25.1个百分点，家庭年总收入在14000元-22000元之间的家庭数占总户数比例却低于报德寨25个百分点，家庭年总收入在22000元以上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比例基本持平。换句话说，除22000元以上这一档外，其余各收入档郎德上寨都比报德寨收入要低，说明了郎德上寨村民收入差距较大，呈不均匀分布。

什么原因呢？调查所得上述家庭年收入数据来自于正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年份。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显示：2007年国内农民工收入普遍上涨200元，月收入达到1200元左右。外出务工人年均工资收入过万元是很正常很普遍的。[1]这很好地解释了郎德上寨家庭年收入在14000元以下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比例高于报德27个百分点。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即可使家庭年总收入达到上述数字。报德寨有49%村民认为他们家庭总收入的第一来源是工资收入即外出务工收入，其次是农业和养殖业。相比之下，郎德上寨有高达48.2%的家庭认为旅游收入在他们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农业、养殖业和手工业分列第二、三、四位。郎德上寨的直接旅游收入及其带动的相关收入让村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报德寨被访者收入来源中无旅游收入。报德村民虽然从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上优于郎德上寨，但报德村民其实是羡慕郎德上寨村民的，从下述感叹中可窥一斑：“郎德上寨从全镇来说是比较富裕的，搞旅游开发好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景点，如果有人来搞还是可以的。县里、镇里具体没有开发报德的打算，只是口头上讲一些”（访报德村梁跃伟，2010年8月20日）。“报德村很少有游客来，偶尔包个车来转一圈就走了”（访报德村陈俊显，2010年8月20日）。表述虽然有差异，但传递出了一些共同的信息，那就是：旅游开发的确对开发地郎德上寨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郎德旅游开发对周边村寨辐射小，并未带动他们进行旅游开发，政府对周边村寨开发旅游引导和扶持力度也不够，周边村寨村民感到不公平和无奈。像郎德上寨村民那样在家一边搞旅游一边从事传统农业及其他行业，既能获得可观收入又不用背井离乡可以照顾家庭，这是很多少数民族村民的共同愿望。

四、支出

在家庭支出情况方面，郎德上寨与报德寨家庭年总支出在5000元以下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比例同为约23%，可以想见是家庭基本开支刚性所致；家庭年总支出在5000元-8999元之间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的比例郎德上寨约43.9%、报德寨为28.4%，推断这一差别出现的原因，在该支出段郎德村民用于家庭房屋维修和生活消费方面较报德要高，这与他们从事旅游接待需要提高房屋质量，需要增添设施设备以及由于第一收入来源是旅游收入，较外出务工收入来的更轻松一些，对未来预期更美好一些，所以敢于消费。像郎德一周能负担至少吃3次肉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数75.9%的比例就要明显高于报德家庭数占总家庭数67.3%的比例，生了小病能立即就医的人数比例两寨虽然都达到90%以上，不过相比之下，郎德上寨还是较报德寨略高一些。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郎德村民比报德村民敢于消费，这也证实了我们的设想，旅游开发确实改变了郎德上寨村民的消费观念，由于旅游带来的收入相比外出务工要相对容易，郎德人对未来的预期比报德人要乐观，所以敢于消费。

五、结论

搞旅游业并没有使郎德上寨总体收入更具优势，但却提高了郎德人的生活质量。旅游开发使郎德上寨村民对生活的预期更加乐观，虽然从总体收入上看郎德上寨略低于报德寨，但由于对旅游收入的预期值较高，郎德上寨人的消费意识已逐渐从低层次需求的生存消费，发展到逐渐提升的享受消费，消费观念从节制型向舒展型消费转变。旅游开发使郎德经济更具规避风险能力，郎德上寨村民在家以旅游开发为主，兼顾农业，这种旅游经济与农业经济互为补充的收入模式相比报德寨外出打工经济加农业经济的收入模式更具稳定性。尤其是在面对诸如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情况下，虽然旅游经济和打工经济同样遭遇困境，但相比郎德村民，报德返乡农民工由于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农业技术荒疏，明显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这时，郎德上寨经济结构的抗风险优势就明显显现出来。

[1]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DB/OL].千龙新闻网2008-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