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贵州山地交通

钱 星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04）

贵州深处西南腹地，远离中原，境内千山万壑，道路狭窄，行路艰难，自古谓之“蛮境”。高原山地上山脉逶迤，沟壑纵横，道路险阻。“黔处天末，重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1]“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2]不仅普通商旅难行，即便历代官员也因贵州地处蛮荒，道路崎岖盘旋而产生“畏黔”心理。贵州山地交通在自然地理的客观限制下，成为阻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战国庄穚初通自楚入滇山道，秦修五尺道，汉拓夜郎道，唐代整修黔至两粤道路，宋代辟买马通道，元明以前贵州主要在外力作用下经营山地上的道路，沟通与邻省区的交往链接。元代“驿政为大”政策的驱动下，驿道、站赤建设极盛，也拉开了贵州交通建设的大幕。明代随着卫所屯军事据点在贵州境内的布局，山地交通建设掀起高潮。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完善了贵州境内的交通网络覆盖。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交通建设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开放与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了贵州的道路交通状况，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社会局面。

在贵州的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明代是贵州交通发展的重要阶段。

明代贵州交通的发展

元朝对南方特别是西南的统一和统治，道路成为最大的阻碍因素。“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信息的及时传播事关中央集权统治。一时之间，在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催动下，全国站赤开设兴盛。“站赤者，国朝驿传之名也。”[3]在此背景下，贵州山地作为西南腹地，纳入了全国交通建设网络，“凿山开道，分兵并进”构筑的驿道和站赤在元代已将湖广、四川、云南和贵州构筑成可以互通的地理区域，加强了西南地区和中原的联系。

真正改变贵州“羊肠鸟道”交通状况还是在明代。公元1413年之前，贵州之地分属周边的湖广、四川、云南所辖，贵州并未成为中央省级行政区。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总体来说作为西南枢纽的位置颇为尴尬，中央政府历来对贵州重视不够，道路交通建设滞后，明初建省后，现在贵州版图中的部分区域尚在四川、湖广和云南管辖范围内，地域不广，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与全国其他布政使司相比还很落后。因此，贵州建省的原因还是延续了元代的政策，是针对中央政府对西南边陲的战略巩固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贵州作为湖广、四川、云南往来的中转站，加强对外交通势在必行。贵州东临湖南、西界云南，北接四川、南与广西接壤，如道路不通则云南势成孤地，而西南与中原联系必将式微。特别是明初云南的元朝势力尚盘踞多年，贵州“襟川带粤，枕楚距滇”的地位，提醒了明朝统治者要从战略目的加强对贵州交通的重视。

基于此，明代贵州山地交通在元代驿道、站赤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并成为封建社会历史时期贵州对外、对内道路交通建设的高峰时期。

明朝统治者深知道路交通对夯实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朱元璋经贵州征伐云南之时，就令：“乘其势修治道途，务在平广。水深则构桥梁，水浅则垒石以成大路。”[4]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古州侗族林宽起义，又命楚王桢、湘王柏率师镇压，兵至沅州（今湖南芷江），伐山开道二百余里，抵天柱县，深入洪州、福禄、柏里诸寨，筑铜鼓卫城，初开黎平府至靖州、古州（含榕江）及镇远三条驿道。[5]朱元璋对驿道修筑甚至进行了明确规定：“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6]

明朝设立卫所和驿道建设相辅相成。设置卫所，是中央王朝集权政治向贵州渗透的举措，是贵州趋同中原政治经济的发端。贵州卫所分布特点很鲜明，主要设置在驿道干线上，“上六卫”扼制滇黔驿道，“下六卫”控制湘黔驿道，“西四卫”守护川滇驿道。贵州卫所与驿道紧密联系，卫、站、铺成为驿道的重要节点，共同形成覆盖贵州的交通网络。

在轰轰烈烈的驿道建设中，明代贵州开设、修整驿道30条，设置驿69个、站28个。依托驿、站、铺为节点构成了五条主要的对外交通干线，这些干线或彼此连接，或通过境内的部分支线连接，最终形成一个大的交通网络。

这五条干线是：

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贵阳至云南的滇黔驿道；四川叙永过毕节、乌撒至云南的川黔滇驿道；四川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贵阳过都匀至广西的黔桂驿道。五条驿道中四条以贵阳为辐射中心，贵阳作为交通的枢纽地位在明朝就基本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川黔、滇黔、湘黔、黔桂等贵州连接省外的公路或铁路大体是按照明代驿道规划的路线建设的。

五条驿道中的部分线路实际在元代就初具规模，如重庆经播州到贵阳的南北驿道就是元代开通。明代国力强盛，对西南边地统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贵州成为十三布政司纳入全国统一行政管理后，借助驿道之便，官员商旅来去、递送官文、商贸往来、粮饷运输、朝贡等更加频繁，增设驿站、加强对道路的管理和维护不曾间断。东西向的湘黔、滇黔更是成为西南腹地通往中原的重要干线，云南、贵州到湖广需此通道，四川经贵州到湖广也通过湘黔干线，甚至越南、缅甸朝贡也由此通过，镇远青龙洞祝圣桥对联云：“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虽是清人所撰，但也反映了贵州水陆通衢的盛况。

从云南至广西的滇黔桂驿道其实在宋朝就是一条重要的省际间贸易通道，特别是马匹贸易的重要商路。明代因滇黔、湘黔驿道的开通，滇黔桂驿道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这条道路从云南出发经过宜良、师宗、罗平达贵州境，从兴义至安龙渡两省交界的红水河入广西。

天堑通途的龙场九驿

明朝贵州交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奢香夫人开辟的“龙场九驿”。

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宣慰使霭翠病逝后，其妻奢香接任执掌水西土司。因感恩朱元璋诛杀使奢香受辱的贵州的都指挥马晔，奢香愿“刊山凿险、开置驿道” 以回报朱元璋解除贵州“远在要荒，驿传官道，梗塞未置”的心结。[7]

“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8]奢香所开“九驿”，东起龙场驿，经六广驿、谷里驿、水西驿、西溪驿、金鸡驿、阁鸦驿、归化驿而至毕节驿，全长560里。九驿向东连接湘黔、川黔驿道而通四川、湖广，向西则经乌撒（今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而达云南，打开了与川、滇、湘的通道。

时间过去了近600年，龙场、六广、谷里、西溪、归化等地名尚存，龙场驿至六广驿之间的蜈蚣坡现尚存一段古驿道。大方县附近也尚存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4米的石板路——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鸦古驿道。

奢香主持开辟的龙场九驿，跨越深壑峡谷，成为贵州腹地的天堑通途，改变了贵州千百年险阻闭塞的交通状况，沟通了西南边地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各民族的交流交往由此得到巨大推动。中原、江南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社会信息和儒学文化源源传入贵州，龙场九驿的开设成为贵州交通史和民族交往史的一座里程碑。明朝人吴国伦有《奢香驿诗》专门歌颂奢香夫人说：“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开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牂柯僰道犹同风。”[9]

明代贵州交通功能

驿传是历朝历代的重要信息传播平台，驿道是驿传的主要载体。贵州水陆驿道构建了完整的驿道体系，驿、站、地铺的分工合作解决了过去交通工具落后、道路艰险带来的运输困难。

明代驿以传官文书信为主，站承担粮饷、朝贡物品运输，铺主要承担军事上的军情、公文传递。驿道的官方功能承担着提供各府州县衙门公干的口粮和马船使用；充军犯人及押解人员食宿；新官上任的差旅供给；军情传递；入京会试举人的马匹供给等任务。

此外，驿道担负着大宗货物在省际间和省内的运输。特别是粮食、盐和铜铅的运输。

明朝西南战事频繁，湖广、四川、云南每年大量调进粮食“协济”贵州，省内各司、府也要调运粮食统一运到各粮仓。粮食运输景象繁忙：乌蒙、镇雄、东川各府的粮食运到黔西北的乌撒仓、叙永、泸州粮食运到永宁仓，再通过川黔滇驿道转运西四卫。重庆、播州粮食一部分通过川黔驿道运至贵阳仓，一部分经湄潭、余庆运至兴隆仓。湖广粮食通过湘黔驿道或水运运到贵州转运各地。运粮队伍在各驿道上熙熙攘攘，景象繁忙。

贵州不产盐，所需食盐依赖外省输入。浙盐、淮盐、川盐、滇盐是贵州输入的主要食盐，浙盐和淮盐运至镇远或平溪沿湘黔驿道分销贵州各地，滇盐则由滇黔驿道运送供沿线府、州、县。川盐分运永宁或思南等地售卖。

明代滇铜外运必经贵州，主要是陆路至镇远，水路至湖广。贵州本土盛产铅锌矿，而铅锌数量远大于铜。与四川、湖广接壤临近乌江水运的镇远、思南、铜仁因其便利的水运，同时处于繁华的湘黔驿道侧畔，因而“舟车辐辏，货物聚集”[10]云南远道而来的铜、锡以及来往贵州和外省的铅锌矿贸易商，将产品由旱路运至此处转走水路。

水路交通在明朝也得到大力发展，特别是乌江成为进出贵州的重要通道，沿岸州府成为各地商人专事买卖、聚族而居之地。“辰州市”、“南京市”、“江西市”、“饶州市”、“普定市”等反映了各地商人将乌江沿岸城镇作为重要的货物中转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聚居地，正是在这些商人的推动下，贵州商贸经济繁盛一时。

思南借乌江通达川、湖之利，为“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商业繁荣”“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11]当地棉花、矿产丰富，且是川盐入黔的要津，故而“人多殷实”。铜仁虽为苗疆，但三江汇流，“商贾互集、渐比中州。”[12]

明代前承元代、后益清代的道路交通建设，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其道路规划和建设为后世拓展、完善覆盖全省的交通网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贵州对外交往提供了基础条件。

[1]陈法.黔论[J].当代贵州，2012，(21).

[2]（明）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25瘗旅文[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

[3]云南史料丛刊，第七辑《经世大典站赤篇》[M].（油印本）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

[4]明实录 洪武实录，卷209[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

[5]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交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6]明实录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42[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

[7]明史 贵州土司列传考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8]贵州通志[M].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

[9]（清）古欢堂集，39卷，黔书下 人物名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弘治）贵州图经志 镇远府[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

[11]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嘉靖）思南府志[M].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本，1991.

[12]（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