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法国在四川藏区的宗教与政治势力

胡 晓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19世纪中叶，天主教西藏教区成立。因为种种原因，传教士很难深入西藏拉萨传教，四川藏区遂很快成为西藏教区的主要活动区域。20世纪初，法国政治势力进驻四川，法国进一步对四川藏区产生浓厚兴趣。宗教势力在前，政治势力紧随其后。法国对四川藏区的入侵，显示出其在中国西部推广本国政治经济影响的野心。本文借助中法文资料，探讨20世纪初法国在四川藏区的政治宗教势力，借以补充完善20世纪中法关系史之研究。

一、法国宗教势力进入四川藏区的经过及其早期活动

西藏传教区原属于印度亚格那代牧区（AGRA），1846年被教廷划为单独的传教区，1856年正式升级为西藏宗座代牧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étrangères de Paris，MEP）负责管理。巴黎外方传教会成立于1659年，5年后获得教皇的正式批准，其总部设在巴黎。它是天主教的男性使徒生活团，自成立前便确立了全力从事海外传教的宗旨和使命，其成立和法国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17世纪下半叶，在欧洲新崛起的法国紧追英国的步伐，希望将殖民势力深入到亚洲，而天主教作为最佳的法国影响力的宣传工具，受到法国政治势力的重视，后者开始对远东天主教的发展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推动天主教在远东乃至中国地区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人陆方济（Fran?ois Pallu）、郞伯尔（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等人成立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进入远东和中国地区，并最终于1847年派出传教士罗勒拿（Charles Réne Renou）深入四川巴塘地区，为进一步进入中国西藏地区做前期工作。

西藏教区成立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不断派出传教士进入上述地区，计有杜多明（Desmazures）、罗勒拿、肖法日 （Fage）、吴依容 （Houillon）、巴布埃 （BouAurry）、古特尔 （Goutelle）、丁盛荣（Chauveau）等人。大部分的传教士都通过法国驻华大使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布的进入西藏的许可证，然而他们却遭到西藏政府和藏区民众的敌视，1865年被全部从西藏驱逐，他们中的大部分又转移到四川藏区活动。

法国天主教初入藏区，势力微弱，又因为藏区复杂的情势，传教士要不断面对藏区民众的打教运动，导致20世纪以前法国宗教势力并未在藏区形成较大的影响。

二、20世纪初法国在四川藏区的宗教势力

20世纪初的四川藏区一直处在动荡的局势中，这样的局面给法国天主教的传播带来很大困扰。尽管这段时间内四川藏区的局势从没有平静过，天主教在藏区仍有所发展。1910年西康教区成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藏区创建了以打箭炉为中心，拥有泸定、冷碛、磨西面、道孚、炉霍、莽里、丹巴、巴塘、盐井等堂口的完善的传教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藏区传教的传教士有14位。[2]

法国传教士在西藏（西康）教区取得了一定的传教成果，如表1所示：

表1 西藏（西康）教区传教概况

除此之外，巴黎外方传教会还在打箭炉创建了师范学校、孤儿院、医院、施诊所等文教慈善机构，请来玛丽亚方济各女修会的修女们管理。截至1920年，四川藏区有法国天主教开办的养老院3所，收容老人25人；孤儿院6所，收养孤儿74人；医院1所，拥有30个床位。[3]传教士开展慈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吸引藏区民众入教，同时这些慈善活动也间接推动了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了藏区天主教的社会地位。

三、法国在四川藏区的宗教政治势力之结合

（一）法国宗教政治势力结合之渊源

法国在华宗教与政治势力之结合源于1858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年，法国通过这一条约取得在华保教权。

1840年以前，传教士的进入是与鸦片相联系的，因为两者都是非法的外来事物，都具有破坏性。鸦片战争开始后，某些传教士鉴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失败经历，竟然支持这次不道德的侵略行为，又使天主教遭到中国人民更激烈的反对，随后的《南京条约》也没有改善传教士的地位。1844年，法国特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来到中国，由他主持签订的《黄埔条约》并没有出现诸如传教士、基督教的字眼，因为帮助天主教的传播并不是拉萼尼来华的主要目的。不过拉萼尼却逐渐发现扩大法国影响的最佳活动是传播法国文化，而这方面的最有利人选是法国传教士，他们“是法国势力的象征，他们打开一条思想政治之路，同样打开了一条经济商业扩张之路”。[4]“依仗着宗教因素，法国就能弥补它在商业上的不足之处。”[5]再者，法国天主教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耕耘，如果能借助传教士已取得的成就，必将扩大法国影响力的传播。有了这样的想法，拉萼尼向清政府提出驰禁天主教的提议，并最终取得成功。1846年2月，天主教正式驰禁，天主教旧址被发还。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后，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全境自由出入。法国政治势力通过取得在华保教权正式与宗教势力结合在一起，开始了在中国长期的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首先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挑战，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为扩大本国在华影响力，相继提出保护本国在华传教士的要求，不过，因为中国官员仍只承认法国的保教权，西、德、意等国的企图未能实现。再者，法国政治和宗教势力在中国的结合也受到各种批评与指责，尤其是法国国内1905年实行政教分离的法案之后。反对者认为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不利于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交往，因为近代中国教案频发，法国外交官为处理教案和中国当局不惜站住对立的一面，给予并没有真正传播法国语言文化的传教士在政治上极大帮助，并不符合法国外交界的利益。甚至于某些外交家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如法国公使毕盛便认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护权对于共和国并无利可图，因为它在一些法国并不感兴趣的问题上，经常同中国当局闹纠纷。”[6]然而无论如何，法国宗教和政治势力的确走到了一起。

在四川藏区，法国政治宗教势力的结合则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时，四川的地理位置日渐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英、法两国将缅甸、北部湾等地相继揽入自己的怀抱之后。1895年之后，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商人和士兵相继进入四川，而法国则在同一年于重庆设立总领馆，十年后并将总领馆迁至省会成都。

首任成都领事安迪（pierre Remi Bons d’Anty）的到来使法国在四川的势力大增，虽然在四川的三个教区中，政治和宗教势力的结合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带来不利的因素，但在四川藏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政治势力为宗教传播带来的有利影响，尤其是在教案处理的过程中。

（二）法国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在四川的结合

藏区法国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第一次合作始于1905年“巴塘教案”。1904年英印军队开进拉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表现出日趋严重的分裂主义倾向，四川藏区的形势也随之紧张。凤全的到来增强了教区主教倪德隆传教的信心，他建议传教士帮助清政府争取西藏人民的拥护，借以从中国政府处获得在西藏传教的权利，但“巴塘事件”不仅打破了倪德隆的美梦，法国传教士牧守仁、苏烈更被杀害。为处理“巴塘事件”中天主教所受的损失，倪德隆奔走数月，他面见提督马维骐及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后者受四川总督锡良的委派，虽然周到地接待了主教，却并未与主教达成最后协议。鉴于此，成都的法国政治势力伸出了援手，成都总领馆的Hauchecorne先生为倪德隆面见四川总督提供极大的便利。[1]成都领事安迪更亲自在北京活动，通过总理衙门与清政府达成赔银一十二万一千五百两的协议。[7]清政府并奖励倪德隆处理教案有功。藏区法国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第一次合作取得成功。

赵尔丰在推行“改土归流”期间，视藏区外国势力为改革的阻力，倪德隆虽然深知赵尔丰排挤天主教的意图，却也无能为力。[1]这一年，藏区的天主教传教事业遭遇诸多困难，受洗的新教徒减少，很难招募到新的讲道者，修院也招不到学生。[1]四川辛亥革命后，藏区的局势也不稳定，1912年，倪德隆将方济各女修会的修女及教会内的其他人员疏散到“tongolo”一个藏身之所。领事安迪亲赴打箭炉与主教商量对策。此时，西藏军队准备进攻藏区的消息传来，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命令藏区民众对付汉人和欧洲人，“tongolo”也变得不安全，在安迪的帮助下，打箭炉官方又派出一百余人的护卫队护送教会人员回到打箭炉。[1]

1914年陈步三兵变，传教士们立刻逃离了打箭炉，倪德隆与陈步三交涉无果。尽管有安迪出面积极斡旋，法国的政治势力同样也遭遇失败。[8]1917年藏区局势更加紧张，藏军入侵川边，云南军阀唐继尧及四川军阀粉墨登场。藏军、逃兵，盗匪的骚扰，传教士处境堪忧。混乱的中国，无能的北洋政府，即使有政治势力的帮助，法国天主教在藏区的遭遇仍然困难重重，似乎毫无希望。

1920年，“打箭炉教区”（又称“康定教区”）替代“西康教区”，教务巡阅使光若翰巡视四川期间会见了倪德隆，听取了后者对“打箭炉教区”教务的汇报。法国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相结合，在中国的乱局中加速着法国在中国西南扩大其政治经济影响的步伐。

[1] Rapport annuelle desévêques de Thibet 1878、1906、1909、1910、1912，archives des MEP/EDA.

[2] J.-M.Planchet.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1923[M].quatrième année.Pékin: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1923:254及（法）热拉尔.穆赛.布里吉特.阿帕乌.耿昇译.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J.-M.Planchet.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M].quatrième année.Pékin: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1923:254.

[4] Pascal Collineau.les missionnaires agents de l’ inf luence-fran?aise?[J]:l’ exemple du problème politico-missionnaire au Sichuan.dans Jacques Weber.La France en Chine（1843-1943）.Nante: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1997.

[5] 金重远.拉萼尼使团和中法黄埔条约[A].楼均信.郑德弟.吕一民.中法关系史论[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119.

[6]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493.

[7]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G].北京:中华书局，1959:556—557.

[8] Aude BIELLMANN.L'Inf luence Missionnaire Fran aise dans Les Marches Tibétaines[J].dans Jacques WEBER.La France en Chine （1843-1943）.Nante：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