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

陈 娟 杜兴端

（1.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四川省农科院 信息所，四川·成都 610066）

一、引言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现阶段我国居民的总体消费需求不高，消费倾向偏低，尤其是广大农村消费市场，屡屡陷入“启而不动”的困境。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如家庭收入、消费心理等微观因素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消费环境等宏观因素。其中，城镇化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从而直接推动消费总量增长，并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需求约束问题。因此，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承载着启动消费和拉动需求重任的背景下，积极推进城镇化是现阶段我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1]

乌江，发源于贵州省境内威宁县香炉山花鱼洞，流经黔北及渝东南酉阳、彭水、武隆等县，在重庆市涪陵区注入长江，干流全长1037千米，流域横跨贵州、云南、重庆、湖北四省市，共59个县市区。2011年，乌江流域59个县市区总人口2976.2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70%以上。该地区不仅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是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贫困山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乡二元消费矛盾在该地区较为典型和突出。[2]因此，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结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研究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国内学术界对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对消费增长的拉动效应较强，[3]其内在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居民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部分农村居民会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务工，有的就此转化为城镇居民，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而言，务工收入普遍要比务农收入高得多。同时，随着农村居民人数的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将会减少，单个劳动力所占有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相应增加，这有利于创新农业经营形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从而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

二是城镇化有利于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当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水、电、路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力度不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将明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电冰箱、空调、电脑等现代化的生活消费品更加容易地进入农民家庭，提高农民生活的消费层次。此外，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构筑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推进农村商业网点的合理布局，使连锁经营、代理配送等环节逐步向农村延伸，[4]提高农民消费的便捷程度。

三是城镇化有利于形成消费的示范效应，提高消费效益。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城镇居民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产生的示范效应会逐渐影响并改变进城农民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从而提高进城农民消费理念的现代化程度；而城市现代化消费产生的“跟潮效应”、“认同效应”等也会进一步刺激进城农民的消费需求。城镇化导致的进城农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和空间，并从客观上起到“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最终使城镇聚集消费的功能得到增强和提升。[1]

四是城镇化有利于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总体较低，主要集中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层次，对发展层次的消费需求不高。城镇化的推进能够促进城乡之间经济、文化以及信息的交流，实现城乡市场的有效对接，优化现有的产品需求结构，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主体，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5]比如城镇化的发展将会改变农民的消费偏好，增加教育、文化、娱乐、旅游以及住房等发展方面的需求，提高农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三、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

黔江区地处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四省市的结合部，是重庆市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总人口约54万人，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3%，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研究黔江区的发展个案，对于研究整个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数据与方法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0-2011年间黔江区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黔江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我们所用到的指标包括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指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表现，记为ECt；二是城镇化指标，用城镇化率表现，记为URt。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以1985年为基期，采用重庆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1985年不变价表示的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城镇化对消费具有促进效应，因此消费应该是城镇化率的函数，ECt=f（URt）。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模型可以表示为：ECt=C0+C1URt+μt

其中ECt表示第t期黔江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URt表示第t期黔江区城镇化率，μt是随机误差项。为了防止出现谬误回归，我们采用协整分析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函数模型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进一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收入与消费之间短期均衡关系。我们采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1。

（二）变量间关系分析

首先通过散点图分析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图1即为黔江区城镇化率与以1985年不变价调整后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间的散点图。同时表1也给出了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间是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988325。

图1 EC与UR的散点图

表1 EC和UR的相关系数矩阵

（三）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采用增广迪基——富勒检验（ADF）进行平稳性检验。表2给出了时间序列EC、UR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表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ADF）

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消费支出EC和城镇化率UR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他们的一阶差分变量D（EC）和D（UR）也是非平稳变量，但是他们的二阶差分变量D（EC，2）和D（UR，2）的ADF统计量都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他们的二阶差分变量D（EC，2）和D（UR，2）具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EC和UR都是二阶差分平稳序列，即I（2）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四）协整检验

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组合后平稳的序列就是我们所说的协整方程，并且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于EC和UR都是I（2）序列，我们采用Engel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被解释变量EC和解释变量UR之间的协整关系存在，说明EC和U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被解释变量EC中不能被解释变量UR所解释的部分形成一个残差序列，该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如果该残差序列不平稳，则EC和UR之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

首先建立黔江区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得到结果：

从检验结果来看，方程（2）中常数项和变量UR都很显著，F值反映模型也很显著。拟合优度R2=0.91563，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DW值反映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表3 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检验（ADF）

表3 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检验（ADF）

注：C，T，K分别表示ADF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线性趋势项和检验的滞后阶数；检验的滞后阶数由SI C准则确定。

变量（C,T,K）ADF检验值 临界值（显著水平）伴随概率 结论t（0,0,0）-3.181547 -2.792154（1%）0.0046 平稳

（五）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黔江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短期影响，我们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研究：

其中，ecmt是误差修正项，且

将ecmt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并根据最小二乘法（OLS）估计误差修正系数，所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模型估计结果的F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为0.026994，说明模型估计在5%水平下整体上是显著的。D（URt）的系数估计值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系数估计值等于23.70543，它所反映的是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短期影响，即在短期内，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将增加23.71元。比较长期均衡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发现城镇化对黔江区农村居民消费的短期影响小于长期影响。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估计值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系数估计值为-1.246023，符合反向修复机制。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估计值反映了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偏离长期均衡时的调整力度，其绝对值越大，则从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的速度就越快。误差修正模型（4）反映出，当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城镇化率之间关系出现短期波动时，通过（-0.246023）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一）1985年到2011年间，黔江区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与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了良好的同步性。

（二）从长期来看，黔江区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

上文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城镇化对黔江区农村居民消费的短期影响小于长期影响，说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在长期内对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加有效。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针对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制度障碍，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消除户籍制度以及医疗、社保、住房制度等方面的弊端和障碍，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尤其是道路、电力和通讯设施，同时完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优化农民消费环境。

三是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破除城乡分割的就业藩篱，打破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同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增强农民就业能力，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农民消费能力。

[1]蒋南平，朱琛，王向南.中国城镇化与农村消费启动——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检验[J].消费经济，2011，(2).

[2]熊正贤，吴黎围.西部贫困山区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研究——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0，(6).

[3]张书云，周凌瑶.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11).

[4]林秀清.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2011，(3).

[5]秦小珊.论城镇化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作用[J].湖湘论坛，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