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村寨风景园林的文化生态论

王乐君 孙 鹏 周 曦

（1.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2.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71）

我国苗族起源于远古时代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盟。几千年来，它一直以其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分布面广、支系庞大、语言复杂、文化丰富而著称世界。

在中国众多少数民族当中，苗族无疑是历史悠久的杰出代表之一，距今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现今贵州的苗族有397万人（2010年），约占全国苗族人口（942.6万人，2010年）的42%。而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则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1]而其风景园林的文化生态性特征，是苗族村寨的一面镜子，反映了苗族文化历史、环境特征、选址要素、空间布局等等因素，研究它，是洞悉苗族村寨的重要步骤。

一、风景园林与文化生态

（一）风景园林学的重要性

“风景园林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规划、设计、保护、建设和管理户外自然和人工境域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户外空间营造，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风景园林学是人居环境科学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风景园林学的研究对象包含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要素，也涉及到当地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人造构筑物等人文要素，是一个地区内所有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反映。

进入21世纪后，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环境的变化和能源的匮乏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对大自然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之本性，在“美丽中国”执政理念逐步得到关注的今天，对这些原始聚落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挖掘其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因和特征，有助于对其进行恰当的保护和更新，更有助于人类去了解“可持续发展”这一早已存在于贵州大山深处百年苗寨中的良性发展模式。[2]

（二）文化生态理论由来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在其著作《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在生物学范畴内，生态是指“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能与环境相互适应。而文化生态，则是对环境的一种创造性过程，与“生物生态”、“社会生态”、“人文生态”等概念相区分，主要强调了对环境历史文化的适应性和决定性因素。

文化生态与风景园林紧密相关，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素，它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如《苗族古歌》一旦损毁、苗族文化一旦变异、苗族干栏式建筑一旦损毁，会造成人类文明的损失。

二、贵州苗族村寨风景园林文化生态影响苗族居民

（一）山地生境影响苗族村寨布局

《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载：“蛮有佯黄、讫佬、木摇、苗、质数种??处山箐者则殳林布种，刀耕火种，处平湿者则驾车引水。”《黔南识略·卷十一》云清平县“民苗于山溪小涧中筑小坝挽水上流，或设水车以溉之”。[2]苗族居民的朴素文化观和生态环境观体现在苗族村寨布局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村寨选址

贵州苗族村寨多建于避风暖和的山抱水绕处。一般为山麓山腰或者山脚，基本为山的阳面，近处有河流经过，建筑背山面水，层层而上，由于地理位置和山居的原因，居住于贵州的苗族房屋多采用吊脚楼的形式建筑。例如，位于雷公山区域的黔东南苗族聚居地，因一条巴拉河流经山区，苗寨均选址河边。因此雷公山区域的苗寨呈珍珠项链状贯穿整条巴拉河分布。

2.村寨的自然生长

依靠山区的自然环境，苗族村寨从古至今呈现顺应山势的条带状生长状态。一些较大的苗寨例如郞德寨、西江寨、季刀寨，逐渐发展为连绵而成的M型的上下寨，并分别归于不同姓氏。可见，如若没有现代文明干扰，这些大寨必定会分为数个小寨，且每个小寨占据一个山麓阳面。

3.村寨空间布局

苗族村寨的空间布局基本基于山地生境和宗教仪式的影响，呈现一个中心点或者多个中心点的布局方式，其祭祀场（又称祭典广场）是整个村寨的公共活动中心，以方便各家各户通过最快的路程到达公共活动区域。祭祀场这样一个空间布局的中心，同时作为重要的景观元素的存在，承载着苗族居民宗教文化历史变迁，也体现了苗族村寨的风景园林文化生态的重要地位。一中心（或多中心）的空间布局类型中，某些公共设施也会导致小中心的形成。

（二）自然环境导致苗族居民自然崇拜式宗教

苗族对于一些巨大或奇异的自然物的崇拜是很普遍的。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有：大树、巨石、山林、岩洞以及一些自然现象。黔东南地区的苗族聚落，至今仍有崇拜枫树的遗风。[1]而操苗语西部方言的苗族，却崇拜竹子，认为竹子是民族的象征。正是苗族居民居住环境的优越自然条件，激发了古苗族居民其最为原始的崇拜性，他们代代相传关于大树或竹子的传说，使得后人更为信以为真，从而使这样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发展为一个苗寨里的“护寨之神”。

（三）风景园林形成与苗文化生态发展

贵州苗族村赛从自发而成的零散的景观要素，发展到村寨空间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风景园林文化生态系统，苗文化也发展至其盛时；风景园林功能根本性转变，也意味着苗族居民文化步入了新的篇章，变成了旅游业为导向的新型村寨。

三、苗族居民对村寨风景园林文化生态意识的改变

（一）贵州苗族居民理想中的村寨风景园林生态环境

考证古籍，古人对于其理想生存环境的描写不占少数，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苗族古歌、苗族迁徙史歌等等后人已考证的苗族古籍中亦可窥见苗族居民对于生境的理想状态的描写。[2]总结其特点，有：

*夸张地描写与自然互动的画面

*居住生境融于自然山水，与自然环境紧密契合

*苗族居民适应并适当改造环境，提高生活品质

*取材本地化，可持续性强

*皆寄托着苗族居民崇尚自然的信仰和期望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

在反映苗族人民生活的长篇史诗《苗族古歌》中，可以窥见苗族先民对身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而其中具有人类最原始的生态意识。人类的生态意识起源很早，并不是苗族人民首创，但是殊途同归，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一切民族人民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生态意识尤为突出：

1.自然生万物的生态关系

苗族的宗教崇拜自然之神，属多神宗教，是因万物有灵观而成的自然崇拜。所受苗人世代供奉的堂神有日父神、月母神、龙公龙母等，这样的神灵都是从苗族先民最开始的自然崇拜演变而出。在苗族文化宗教历史中，还有许多来自自然界的物体和现象，苗族先民崇拜雷神、风鬼、神山、神石和护寨树。例如：

砍倒那棵枫香树

变化成了千样物

变成百样个物种[3]

这一句古歌，是在表述人和其他生物都是自然的产物。苗族先民将自己视为大自然之子，万物的兴起与成长都与枫杨有关，枫杨的树皮、树干、树枝、花果，都一一化作花鸟鱼虫，而树心化作了蝴蝶，蝴蝶孕育了十二个蛋，孵化出苗族先祖，成为苗族先人的祖先。苗族先人认为，生长在苗寨旁的树林山石都是“人大有鬼，树大有神”，是神力的作用，不能随意砍伐。

苗族人民受到此生态关系的影响，认为一切人类都是自然之子，都应平等对待。

2.人与自然相对公平的生态意识

苗族先民从建寨伊始，到日益兴盛，免不了要与自然相争。他们却从不只顾自身利益而随意掠夺践踏其他生命，哪怕是一草一木，也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在《苗族古歌》中，苗族先民并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和平相处。这样的文化生态，是他们高尚的道德思想的体现。

他们对于每一步劳作所可能引发的后果都做了仔细打算，这集中体现在：

若从菜园走出去，园子菜叶多又多

也怕菜叶遭踩落，若从竹林走出去

竹林里头竹子多，也怕竹节遭踩落

若从秧田走出去，秧田里头秧苗多

也怕踩断稻秧苗，不知哪边出去好[3]

这与庄子崇尚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理论有相悖之处：前者从生产劳动中获得自然规律，将自然看做崇高无比的神灵；而后者说万物归一，并没有谁高过谁，也没有神灵庇护。然而，两者皆认为自然与人类是互助关系、皆代表了古代朴素简单的公平生态意识，而且在哲学范畴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在人与自然相对公平的生态意识里，庄子与苗族先人可谓不谋而合。

3.依赖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生态意识

虽然苗族先民与现代人一样，是自然的后代，依赖自然和自然资源的获得，但他们已经先进地认识到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苗族先民也与现代人不谋而合，他们将人类意识中的生态意识视为最重要的思想，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并和谐相处，是他们从古至今首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在苗族祖先建寨的过程中，从《苗族古歌》里，都可以发现他们为了平衡自然和人类这一对矛盾所作出的努力，这是在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为己所用的条件下，崇拜自然、保护自然，并且还给自然一方自身更替的空间的生态意识。

他们已经意识到，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是有方法可循的。当一个苗族人为了使喝水畅通而去开山要“刨开泥沙去两边”时，心急火燎的神仙老人前来劝说道：

要刨就刨上山坡

别刨泥石下山冲

地方留来开田坝

开田种稻养姑娘

开田种粮养儿郎[3]

在对于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山河的态度上，苗族先民一直抱有利用得当、造福后代的思想。因其崇拜自然之神，又相信万物生于自然，所以他们不因一己之欲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这样的生态意识萌生，对于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如同《苗族古歌》遗留下来的苗族文化思想，这些珍贵的思想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贵州苗族居民对村寨风景园林文化生态的认知进步

至今在各苗寨保留的村寨面貌大致为百年内建造，而在近百年里，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迅速，使苗族居民对于村寨风景园林文化生态的理解逐渐发生了尤为巨大的转变，从自然崇拜的建造意图转变为自身休憩的建造需要，更有取悦游客的景观渐渐涌现。[3]

（三）对贵州苗族村寨风景园林的不可逆改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苗族村寨经济发展迅速，苗族居民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跨越为以旅游业为主的现代经济格局，导致大量游客涌入，本地苗族居民摒弃了原本的自然崇拜式原始宗教信仰，走出了大山。这样翻天覆地的改变自然对村寨里的苗族文化元素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经济发展的不可逆特点，更导致了这样的影响也是不可逆的。例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公山地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规划为旅游发展重要地区，其数十个大型苗寨均包含在内。苗寨建筑改变了其原始的使用性质，改造成了旅馆和商店，祭祀场也变为游客观赏表演的场所。苗文化只留下形式，而被剥空了内涵。[4]

四、贵州苗族村寨风景园林文化生态发展与传承

贵州苗族村寨历经迁徙战争，却千年不变地传承着其辉煌的文明历史，但在近50年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苗族村寨已经抛弃了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这样不可逆的改变也许是不能制止和改变的，在此基础上，如明珠一般闪耀的文化珍宝如何传承就是所有风景园林工作者们需要思考的严峻问题。苗族居民们发展着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他们传承保护其传统文化的需求是一对矛盾，任何旅游开发方式都显得唐突与冒犯。至此，笔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去解决这对矛盾，唯望在今后的工作和学术研究中得以深入探讨。

[1]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苗族文化大观[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

[2]石朝江.中国苗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3]陈青伟.《苗族古歌》生态意识初探[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20(2).

[4]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