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鸦片对贵州民族风俗影响研究

陆吉康 段 艳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60；2.玉林师范学院 法商学院，广西·玉林 537000）

鸦片原产于古埃及，由罂粟果汁液提炼而成。罂粟在中国种植历史较早，宋朝时期已有明确记载。当时的罂粟花鲜艳亮丽被诗人欣赏吟咏，罂粟幼苗被当作餐桌上一美味青菜。18世纪南洋土人新式吸食鸦片的方法通过在南洋经商的华人由海路和陆路传入内地。海路由东南亚传至粤闽台等；陆路由印度以及东南亚、缅甸进入云南、四川和贵州等省。至19世纪20年代，随着鸦片在中国的浸染日广，市面上对鸦片需求日益增多，价格较高。于是有人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以获利。“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1]

晚清时期有规模的罂粟种植在19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鸦片战争后，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四省的罂粟种植已超过100万亩。[2]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12000两。[3]云南罂粟传入四川，1821年时涪陵一带已弃粮种烟。“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洲、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4]1831年，贵州“尚无栽种熬烟之事”，1835年，已有种、吸鸦片和开设烟馆。[5]1839贵州已是“遍栽罂粟，熬炼成土”了。[6]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外省奸商，每于栽种出土之初，亲来看估，预付银两，乡愚唯利是图，甘蹈法网，……现据朗岱、普定、清镇、贵筑等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7]

一、鸦片在贵州之生产

烟片在晚清社会泛滥，既有国处西方列强的侵略强行推销鸦片的外因，也有国内民众趋利偷种罂粟生产鸦片的内部因素，更甚者有些地方官吏贪利怂恿民间种植罂粟的恶劣行为。而在1858年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压力下宣布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国内罂粟的种植得以迅猛发展，国产鸦片产量连年剧增。

云、贵、川三省是中国栽培罂粟最早之区，是中国最适宜罂粟生长的地区。道光年间（1820～1850年），有广东商人往贵州经商，带洋烟入黔销售，后吸食者日众，烟价日昂，贵州绅商便从广东引入罂粟播种。因产鸦片品质极佳，好销，于是种烟区域不断扩大。到光绪初年（1875年）时，贵州鸦片生产盛极一时。后来贵州省的鸦片从自种自销发展到外运外销，求购鸦片的外地商人摩肩接踵。此后，鸦片渐向贵州省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蔓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一些贵州人见贩卖鸦片很图利，于是也开始种植罂粟。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光绪初年，粤商和桂商进入贵州省采购烟土。此后，贵州省不仅进行烟土自种自销，还开展烟土外运外销。贵州烟商还在当时湖南最大的烟土集散地洪江建设贵州会馆，作为活动据点。贵州省因而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烟土的主要产地之一。[8]

二、清末贵州之禁烟

1850年，贵州还是两广烟土的销售市场，1875之后，贵州省所产烟土，不仅充斥本地，而且打进两广和湖南的市场。清末各地烟土种植泛滥，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许多地方，适耕土地几乎都种上了罂粟。四川、云南、贵州土烟产量最高。贵州省于1907年推行中央政府的禁烟令，但因贵州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学政大员都是毒瘾患者，其成效并不大。面对中央政府禁烟令的压力，贵州省表面上开始执行禁烟令，实际上疲于应付，很不积极。

清末烟农种植罂粟与政府下令禁止鸦片烟产生严重的矛盾，具有时代的特殊性。清政府顺应世界禁毒的潮流下令禁烟符合国内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国内烟农种罂粟是数十年来的现实利益。清政府宣布禁烟使国家利益与广大烟农个人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而许多农民既是罂粟的种植者，又是鸦片的吸食者。烟农种罂粟一方面是被鸦片的厚利吸引，另一方面是要满足自身吸食鸦片成瘾的需要。自1858年鸦片公开弛禁后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禁烟，众多农民种植罂粟已数十年。烟农种罂粟也是因为要给地主交纳很重的地租所需要的。因此，鸦片烟农为了自己的生计利益，抵制政府的禁种命令也是势所必然。

三、鸦片与贵州商业的发展

晚清时期，贵州农民广泛种植罂粟，商业资本大多从事鸦片贸易。1906年清政府宣布禁烟后，罂粟种植向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少数民族地区转移，鸦片贸易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增无几。随着鸦片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枪支弹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与此同时，鸦片的价格不断上涨，当地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参与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的积极性不断高涨。1897年前后，贵州省内，每一亩地，如种罂粟，约收烟土50～60两，可售银6～8两。如种苞谷，约收220斤，仅售银1两7～8钱。如种黄豆、红豆，收入更低。[9]因此从经济学的市场角度来看，农民更愿意种植罂粟实属正常。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筹措赔款，在国内提倡种植罂粟，鸦片产量大为增加。西南地区在年底播种罂粟后，1月份须除草数回，4月份前后要施肥数回，到了5月份前后取浆收获。与小麦相比，虽然施肥、采浆等劳动较多，但收益也比小麦等作物高得多。由于汉族烟商大量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勾结土司，逼迫当地农民种罂粟。有的土司专门在清明收烟之前，利用农民青黄不接，低价收买未成熟的青烟，进行盘剥。[10]傣族土司多吸食鸦片，平民亦有吸食者。拉祜族生产的鸦片，是唯一的商品，如同货币，族人之间的借贷也多以鸦片的形式进行，完粮纳税以大烟为标准。商业主要是以当地生产的鸦片与汉人交换粮、盐、铁工具等。晚清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与罂粟的种植、鸦片的买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鸦片也起了破坏的作用：鸦片交换过程中，使枪支武器大量运入，土司头人因此加强了对当地百姓的控制，加剧了仇杀械斗的残酷性。

四、贵州民间吸食鸦片渐成风俗的原因

贵州民间吸食鸦片渐成风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家一度弛禁鸦片的政策因素，又有权贵富贾的推动作用，还有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等等。本文主要从民间吸食者的心理动机方面加以深入分析。

其一是贵州民间传说吸食鸦片可防病治病。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各种疾病盛行。民间传说吸食鸦片不仅可以避瘴气，而且可以防病治病，这种民间传说成为许多民众吸食鸦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缺医少药的贵州地区，鸦片是穷人唯一价廉的良药。鸦片具有止痛和麻醉功用，对各种常见的疼痛、腹泻、咳嗽等很有疗效。于是，鸦片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这是部分民众吸食鸦片的主要原因。民众吸食成瘾后则不能自拔，受到贫困与毒瘾双重折磨。

其二是吸食鸦片成为下层民众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鸦片具有麻醉功能，因而成为广大下层贫苦大众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

其三是吸食鸦片毫无障碍，成为民间最低廉易得的娱乐消遣方式。贵州是罂粟的主要产地，鸦片贸易成为贵州商业资本的重要业务。鸦片交易市场相当活跃。对于贵州民众来说，获取鸦片相当便利，吸食鸦片毫无障碍。

其四是生活环境的影响。晚清贵州民众长期生活在吸食鸦片现象盛行的环境里，久而久之便认为吸食鸦片是正常的，是一种时尚行为。

中国向来以农立国，罂粟种植扩大影响农业生产，导致国家面临粮食不敷民食局面。少数民族地区鸦片烟毒到清末时也日益炽烈。

[1]清宣宗实录，卷191[M].

[2]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马 曜.云南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4]清宣宗实录，卷198[M].

[5]清宣宗实录，卷264[M].

[6]清宣宗实录，卷317[M].

[7]清宣宗实录[M].卷317.

[8]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