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民族史撰述结构体系与叙史风格

田文红

（成都师范学院 东南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四川·成都 611130）

一、《汉书》以纪传体断代史记述民族史的编撰结构

《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的体裁而断汉为史，以纪、传、志、表四种体例记载西汉历史。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1]《汉书》有关民族史的内容也是按照这四种体例编撰的。《汉书》的“纪”以编年记事，既是全书的纲要，也是《汉书》记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纲要，相关史实的详细记载则放在“传”中。《汉书》的“传”重视记录有关民族问题的历史文件和档案，如《韩安国传》详细记录了韩安国与王恢就汉匈和战问题进行辩论的具体内容；贾谊和晁错有关民族问题的上疏也在各自的传中予以记录。这些记录使《汉书》民族史撰述的内容更为充实丰富，体现了《汉书》“文赡而事详”的叙史风格。

《汉书》的“志”记载典章制度，其中包含了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内容。《食货志》记载了民族交往、交战对社会经济和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地理志》反映了因民族交往而造成的人口流动、置郡设县的情况。《汉书》的“表”记载了因西汉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而对相关人员封侯封爵或免爵的情况。《百官公卿表》记录了掌管归降蛮夷的典客、典属国和越骑校尉等官吏的设置，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情况。志、表的记载补充和丰富了《汉书》纪、传对民族史的记述，宜将其纳入民族史撰述的体系之中。《汉书》以纪、传、志、表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体例整齐的体系，完善了民族史撰述的体例，丰富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较全面地展示了西汉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风貌。

《汉书》的民族史传专门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等三传，此三传对《史记》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首列《匈奴传》突破断代史限制，追溯匈奴的早期历史，重点记述匈奴与西汉的交往和战、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反思和总结了西汉的民族政策。《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合并了《史记》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四个民族史传，这些民族地区通过置郡设县已经纳入中央统治，虽时有冲突，但不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合并四传亦从体例上突出了汉匈关系的重要地位。《西域传》是突破创新最多的民族史传。《史记》对西域各国的记载见于《大宛列传》，而该传主要记载张骞和李广利的事迹，西域各国只是随附记录。《汉书》取消了《史记》的《大宛列传》，将该传中有关张骞和李广利的记述写成了人物合传《张骞李广利传》。对西域各国，则创立《西域传》逐一记述，并注意记载西汉与各国的交往、都护的设立和西域修奉朝贡等史实。这就改变了《史记·大宛列传》以人物传记体现西域各国历史及其与西汉关系的叙史方法，在体例上更为整齐，接近于西域分国史与民族关系史的综合。该传又因“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2]（P3874）记述史实也更为翔实深入。《汉书》改变了《史记》将民族史传交错编排于其他人物传记之间的作法，将上述三篇民族史传集中编排，并置于内传之后、外戚传之前，整齐了体例，体现出《汉书》对民族史撰述的重视。

二、《汉书》民族一统的民族史叙史风格

宣扬天下一统，将中原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是西汉社会广泛认同和推崇的思想潮流。贾谊认为，“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3]虽有上下之分，但天子为首，蛮夷为足的观点，已将中原和民族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之整体。司马相如也曾宣扬“遐迩一体，中外禔福”[4]的观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则认为各民族同源共祖，[5]黄帝是中原各国以及周边各族的共同祖先。上述观点体现出西汉大一统的天下格局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班固认同他们的思想，并在《汉书》中加以记载和宣扬，他也赞同司马迁“匈奴，其先夏侯氏之苗裔”的记载，将匈奴与华夏作为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对待，反映出把华夏族和少数民族视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意识。[6]

《汉书》将中原华夏及周边少数民族视为一个整体的叙史原则，经《汉书·地理志》从地理疆域这一特殊角度予以集中体现：

1.该志开篇即强调黄帝“协和万国”，尧舜“九州逌同”、“四海会同”，宣扬天下一统。

2.记录西汉“开广三边”置郡的情况。开地斥境使汉代的统治区域大大超越了过去所有的王朝，《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各郡的地理区划和山川形势，逐一记录了西汉将过去未被纳入中央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置郡设道、建属国都尉予以统治管理的情况，从而肯定了西汉开疆拓土，建立和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就。

3.以分星封域维护天下一统。“分星封域”即指古人将天上的星域与天下的地域相配的学说。早在周代，就有保章氏对九州之地进行分星封域，但西汉时期开疆拓土的地域当不在其中。《汉书·地理志》将西汉新开置的郡归入秦地，并以天文星域进行了划分和匹配：“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雟、益州，皆宜属焉。”一句“皆宜属焉”，便将西汉时期开疆拓土新置各郡都纳入了西汉天下，划入了秦的分星之中。分星封域虽有局限，但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体现了《汉书》为维护西汉天下一统的成就，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的观点和做法。

颂扬汉德，反思武力征伐，主张各民族友好相处。《汉书》对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的仁德之政颂之以“呜呼，仁哉！”[7]文帝仁德之政的重要内容亦即致力于民族修好，维护多民族国家之统一。文帝曾与匈奴单于修书，表达其欲“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的修好愿望；[8]（P3763）对自立称帝的南越尉佗，文帝通过“招携以礼，怀远以德”[9]使其重新称臣，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汉宣帝时期，“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安定祥和，“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8]（P3832）《汉书·宣帝纪赞》称赞宣帝：“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将汉宣帝与周宣帝相比，评价极高。

《汉书》对汉武帝的评价大有深意。通观《汉书》，对武帝的武功高度重视，并如实地记载其取南越、灭东越、平西南夷、东击朝鲜而设郡，出击匈奴而斥境，通西域而入贡等武功，充分展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在《武帝纪赞》中却逐一列举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太学、协音律等文治，对其武功只字不提，还微言讥刺武帝因大兴武功，没有能够继续文景时期的恭俭以济民，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可见班固对汉武帝的武功持记述史实而不赞赏的态度。《汉书·西域传》详述武帝下罪己诏、悔征伐一事，亦可见班固反思武力征伐，总结民族政策得失的意图。因此，班固提出的“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实质上还是羁縻政策，既为羁縻政策，武力亦不过是实现民族间和平友好的后盾，礼仪文化和仁德才是能带来社会安定、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长久之策。

种别域殊，以其故俗治。《汉书》继承了先秦夷夏之辨思想，提出“种别域殊”观点，体现出夷夏观的两个特征：

1.承认民族差别，并将其归之于文化习俗与社会经济形态之不同。两汉时期的夷夏之辨具有礼仪文化之辨，而非种族血缘之辨的时代特征，[10]班固虽对少数民族夷狄视之，但他提出的“种别”，强调的是夷夏之间文化习俗和社会经济的不同。他认为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礼仪制度等方面落后于华夏，如西南夷的雟“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11]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夷夏之间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如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他们游牧射猎，勇猛善战，以畜肉为食，穿皮革，盖毡裘，尊崇“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婚俗，[8]（P3734）有着与中原迥异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对夷夏之别的影响和作用。班固在《匈奴传赞》中说，夷狄之人“人面兽心”，“圣王禽兽蓄之”，被认为具有民族偏见，是其夷夏观局限性的表现。他同时也强调夷夏外内之别是由于“远近之势异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等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因素所致。而如果斤斤于夷夏之别，就会产生夷狄“不足以烦中国”的观点，[12]这与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势是不相符合的。班固的“种别域殊”观，为“以其故俗治”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巩固了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2.以中原文化礼仪影响周边民族。班固曾力排众议建议汉和帝与北匈奴交往。他驳斥“拒绝弃放，不与交接”的观点，主张“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13]可见，班固主张通过民族间的交流往来，以中原文化和礼仪影响周边民族。《汉书》中不乏以夏化夷的观点和事迹，比如，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朝廷礼仪均“如汉家仪”；[2]（P3916）“巴、蜀、广汉本南夷”在秦置郡以后，逐渐融入华夏；匈奴单于号称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语言中“若鞮”是“孝”的意思，加之于单于尊号之前是匈奴仿效西汉皇帝以“孝”为谥号的表现，更是匈奴慕从汉文化的表现。[8]（P3829）

三、结论

《汉书》的民族史撰述，反映出各民族通过战争、和亲、遣使、移民以及经济贸易等多种方式的交流往来。民族间长期而深入的交往与融合，促进了民族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共同的进步。《汉书》继承《史记》民族史撰述的成就，完善了纪传体史书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较完整地记述了西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汉书》的民族史撰述，对研究西汉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历史及民族关系都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与学术意义。

[1]刘知几.史通·二体[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班固.汉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班 固.汉书·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班 固.汉书·司马相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阎 静.《史记》、《汉书》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中的地位[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6]赵永春.论班固的民族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2002，(2).

[7]班 固.汉书·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班 固.汉书·匈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班 固.汉书·南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汪高鑫.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J].人文杂志，2011，(2).

[11]班 固.汉书·西南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班 固.汉书·严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范 晔.后汉书·班彪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