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原则与美学风格

○ 乔洁琼

（青岛科技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贯穿农村工作的两个核心议题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2013年，***总书记在视察湘西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2014年，全国各地扶贫计划开始启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主题贯穿了“三农”工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制作的农村题材电影纷纷聚焦这两大核心内容，产生了一批讴歌时代精神、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题材主旋律电影，构成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一大景观。有学者将回应近些年新农村建设、描绘新农民形象的电影称为“新农村电影”[1]，丁亚平提出“小康电影”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近四十余年间聚焦中国‘小康之家’和小康社会建设、关注中下阶层和劳动阶层的人物及其生活状态的电影”[2]。本文所指涉的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是指2012年以来，紧跟国家政策变化，顺应时代潮流，服务于建设小康社会任务而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本文通过梳理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主题聚焦，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原则和美学特征。

一、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主题聚焦与典型形象

（一）主题聚焦

扶贫的目的在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而乡村振兴必须以扶贫为前提，因此，扶贫与振兴是一种先后关系，一种因果关系。扶贫和振兴的关键在于建设，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国家的扶贫工作从以前的政府救济、粗放扶贫转向精准扶贫、精神扶贫。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从各个方面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展开。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扶贫与建设

扶贫与经济建设是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主题，主要优秀作品有《刻在石磨上的勋章》（2016）、《毛丰美》（2016）、《十八洞村》（2017）、《又是一年三月三》（2018）、《三年》（2019）、《秀美人生》（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0）、《一点就到家》（2020）、《雪落牦牛河》（2021）等。这些作品主要讲述了基层扶贫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利用新的方式方法，开发新型产业，打造商业品牌的故事。作品既展现了传统的救济型扶贫和开发型扶贫的场景，也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了精神扶贫的故事，传达了“扶贫先扶志，攻坚先攻心”的精准扶贫理念。《又是一年三月三》《十八洞村》就是精神扶贫的典型作品。另外，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一大亮点是互联网思维，这使得农村电影具有了时尚气息。如《一点就到家》中，三位主角“返乡”创业，运用互联网连通农村与世界，生动体现出中国年轻一代农村人的精神面貌，与传统的农民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2. 生态环保

***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振兴不能走环境污染的老路，环保题材的影片因而大量出现。代表作品有《大漠雄心》（2016）、《山丹丹花儿开》（2015）、《定军山情歌》（2016）等。《大漠雄心》是陕西省2016年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讲述了陕北汉子石光银为摆脱贫穷，带领乡民在人迹罕至的黄沙滩植树种草，并将治沙和脱贫致富相结合，使农民在治沙中致富的故事。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人的治理中实现华丽转身，变成了宜居的家园。除了环保主题的影片外，大量农村题材电影还通过对自然风光的诗意展示，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民情相融合，既书写了乡村的生态之美，但也通过对比展示了环境被破坏的现象。如《十八洞村》中梯田、苗寨之美与被矿渣淹没的废田形成鲜明对比，影片最后村民在废田上填土种植经济作物，不仅美化了环境，也实现了脱贫。因此，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生态环保主题常常隐含于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大主题。

3. 乡村教育

为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举行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旨在加强偏远贫困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在此政策背景下，乡村教育题材的电影创作迎来又一个高潮。代表作品有《天使的声音》（2016）、《叫唤岭的春天》（2017）、《天籁梦想》（2018）、《坐着火车上北京》（2019）、《蜻蜓少年》（2019）、《树上有个好地方》（2020）、《彩云深处》（2020）、《藏草青青》（2021）等。教育题材电影涉及留守儿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在农村年轻人前赴后继前往城市打工的过程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成为农村最需要关心的“三留”人群。与之前留守儿童电影突出“凄惨”风格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农村儿童电影主要倾向于留守儿童的人格发育和精神成长，体现了新时代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教育的精神风貌。

（二）典型形象

1. 英模人物

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延续了传统主旋律电影长期以来形成的英模人物类型塑造。这些电影常常以真实人物为原型，讴歌先进人物在农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代表作品有《李保国》（2018）、《田渠》（2018）、《大漠雄心》等等。《李保国》讲述了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用生命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天渠》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先进事迹改编，讲述了黄大发克服艰难困苦，带领群众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天渠”，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大漠雄心》讲述了治沙英雄石光银为治沙奉献生命的故事，此片获得第50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白金雷米奖。《毛丰美》讲述了“中国功勋村干部”毛丰美20多年致力治理家乡面貌的故事。《为了这片土地》讲述了十大最美村干部王桂兰带领人民脱贫致富的故事。《真爱》（2014）讲述了维吾尔族母亲阿尼帕老人几十年里收养了6个民族19个孩子的故事。这些党员干部是政府扶贫工作的代言人，他们不仅具有坚强的意志，还具有进步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正是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带领人民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凸显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核心作用。

2. 农民形象

以往的农村题材电影一般将农民形象分为三类：一是具有先进思想的村干部形象，二是思想保守、胆小怕事的老实农民形象，三是不务正业的地痞二流子形象。除了第一类外，其余两类常常因其愚昧落后成为被教育和帮扶的对象。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既延续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的农民形象的刻画，也对其进行了升级。这些作品强调了农民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不再将农民看作被动的被帮扶的客体，而是看作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人公。如《卒迹》（2014）中的李二卒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农民，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并带动村民走上富裕之路，他吃苦耐劳和倔强不服输的精神体现着千百万中国农民的性格。《十八洞村》的杨英俊也是传统农民的代表，他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本可以留在城市，但是他选择了回家种地。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没想到居然种成了贫困户。为了不给国家添负担，杨英俊决定主动脱贫。李二卒和李英俊都是传统的农民，他们一个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一个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觉醒了脱贫意识，成为脱贫攻坚的核心力量。

3. 大学生村干部与返乡创业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出290万名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任驻村干部，全国牺牲的扶贫干部达800多人。以这些人物为原型的电影形象成为新时代农村电影的一大典型。他们有的刚从大学毕业，带着梦想回乡扶贫。如《秀美人生》中的黄文秀，她是一名已经走出大山，人生实现了成功逆袭的优秀青年，研究生毕业的她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决定返乡参与扶贫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她不仅把爱和希望留给了贫困的山区，还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那片土地。还有的从农村走出来，又“返乡”创业。如《达拉的青春》（2018）中的少女和萍回乡创业，最终带领其他人一起创业。再如《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乔树林，作为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商人，他返乡创业，为了村民的苹果销售绞尽脑汁企图打动网红主播，后来又带领村民治沙，他在家乡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类形象还有《一点就到家》中的魏晋北，《换个活法》中的曾勇等。与传统的英模形象常常采取仰视的态度不同，这些人物鲜活真实，不粉饰，不拔高，生动表现了千百万农村年轻人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的青春、梦想和执着。他们代表的是当代年轻人的追求和精神境界，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在扶贫与振兴背景下产生的典型形象。

4. 乡村教师与儿童

与之前农村教育题材电影中主人公大多是农村本土教师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农村教育题材电影的主人公更多的是城市来的支教老师。进入21世纪，政府和民间相继发起多个支教项目，支持大学生参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支教活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面孔。由诺明烨日执导的影片《叫唤岭的春天》讲述了研究生方菲来到哈儿嘎村成为一名乡村代课教师的故事；2021年陈怀夫执导的影片《藏草青青》讲述了来自北京的支教老师韩松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在青藏高原，与善良藏族姑娘格桑梅朵一起助力一代又一代的西藏学子改变人生、实现梦想的故事；杨真执导的影片《彩云深处》则展现了一位师范大学退休的老师到贫困山区义务支教的故事。农村教育题材电影的另一主角是孩子。新时代农村教育题材电影突出表现农村儿童的精神成长。如《天使的声音》、《天籁梦想》讲述了少数民族儿童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向阳的日子》（2018）讲述了农村娃向阳无法融入父亲新组的家庭的故事，揭示了留守儿童情感陪伴的问题；《树上有个好地方》（2020）讲述了调皮捣蛋的儿童巴王超过童年成长的故事；《坐着火车上北京》（2019）则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几个孩子坐着火车去他们心中的圣地——北京的故事；《蜻蜓少年》讲述了一群农村儿童学骑自行车的故事。这些作品摆脱了叙述儿童苦难的窠臼，将农村儿童的需求提升到精神追求的层面去讲述，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儿童故事的新变化。2017年《童话先生》讲述了一个跨国支教的故事，赋予农村儿童电影以国际意味。应该说，随着国家扶贫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贫穷已经不再是农村儿童面临的首要问题，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叙事也随之从战胜贫穷和苦难转向追随梦想和情感满足。

二、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人民性创作原则

2014年10月，***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了当前文艺的本质和目标：“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天职。”[3]此后，***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在所有主旋律电影中，农村题材电影的占比相当高。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着中国农村在奔小康过程中的时代故事。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传播了国家的农业政策，同时传播了主流核心价值观，成为农村文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坚持“人民性”创作原则，以人民立场抒发着人民情感，将农村题材电影提升到一个历史的高度。

第一，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人民性”表现在作品延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服务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愿景。作为一种主旋律电影，新时代农村电影在商业化大潮中坚守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精神，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直面社会问题。“现实主义”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术语，传入中国后迅速本土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聚焦民族解放和阶级压迫，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形成了中国电影独特的现实主义传统。1949年后，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当时文艺主潮。1958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提法正式出台，“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运用于文学艺术上”[4]，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述。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首先，这些作品都取材于当下农村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扶贫题材、先进人物和大学生村干部题材、改革题材、留守儿童、老人题材等等，这些影片没有回避现实的问题，而是直面问题，进行纪实般的书写。其次，新时代扶贫电影对现实的观照态度并不是田园怀旧式的远距离欣赏，也不是无限批判人性丑恶和农村封闭的悲观态度，而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式的激情叙述。如《秀美人生》片头的那段问答：“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之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贫困的现实完全被这种必胜的信念所打败，因此作品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些作品在高扬时代精神、歌颂时代楷模的同时，坚持人道主义关怀，灌注浓烈的人情、人性、人的尊严，站在普通人视角描写先进人物。改变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人物高大全、不接地气的弊病，也与一些商业电影动辄贬低农民、调侃农民的态度截然不同，真正体现了“人民书写”“文艺为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

现实主义是电影对当下经验的投射，是在电影中对当下某种具体状态的展开。“电影是精神梦幻，也是对现实的反映，电影是对现实的精神审视的反应，也是让人的精神得以升华的对象”[5]。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对当下农村建设、教育、改革、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现实主义观照，用影像书写了当下的乡村变革史。可以说这些影片“继承了主流电影的叙事传统，延续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6]，将主旋律电影的“人民性”原则纳入具体的创作实践，丰富着中国电影学派的创作成果。

第二，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人民性”表现在践行了社会主义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农村电影不能仅仅是国家政策的简单图解，应通过简明生动、通俗易懂的影像来讲述扶贫和农村振兴的相关政策，使人民了解并认同国家政策。新时代农村电影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改写。先进带领落后为主旋律电影长期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一个先进人物到任某落后地区，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过程中遇到思想落后、懒散成性、不务正业的落后农民，最后在先进人物的教育和带领下，落后人物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加入脱贫致富的行列。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部分延续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劳模人物与落后人物的二元对立的叙述方式，通过先进与落后的戏剧冲突完成落后人物的成长，如《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同时，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还借鉴了主流商业电影的诸多技巧，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一点就到家》通过讲述三个性格迥异的小伙子到云南古寨创业，将本地咖啡卖到全世界的故事，重塑了农村主旋律电影传统的二元结构，将“带领/进步”的叙事模式转换为“合作/互补”的叙事模式。“带领/进步模式是一带多的言说路径，合作/互补是多带多的言说路径，即多个中心人与群众在平等主义视角中的进步模式。”[7]这种叙事模式将人民群众书写为小康社会自觉的建设者，赋予他们以主体性地位。正是基于平等的视角，即便在先进/落后的二元叙事模式中，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也对传统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改写，如《十八洞村》的主角并不是扶贫干部，而是农民杨英俊。在这些电影中，先进人物并不是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存在，先进人物服务于人民，也来源于人民，这体现了典型的人民视角和人民立场，因而这些电影能够深入人民内心，代表人民心声，为人民立言。

第三，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人民性”书写表现在这些影片强调个人奋斗与民族振兴的同频关系，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表现农村年轻一代奋斗的影片中，无论是大学生村干部还是返乡的创业者，他们的命运与家乡的历史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黄文秀不仅仅是一个扶贫干部，她本身就是“脱贫”农民的一员，她个人的奋斗与乡村振兴的大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十八洞村》中的农民杨英俊，他不仅是被扶贫的对象，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卒迹》中的李二卒作为一个草根农民，他身上具有中国农民坚忍不拔的高尚品质，他的成功史正是中国农村几十年发展史的缩影。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农民常常以懒、愚、穷形象示人，是被先进人物重点关注和帮扶的对象。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从农民视角、农民思维、农民情感出发，农民成为真正的主角，成为真正的叙事主体。

也因此，新时代农村电影中有一个与以往“进城”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的“返乡”主题。那些因为家乡贫困而外出的打工者、拼命逃离穷山沟的求学者，以及在外已经小有成就的经商者、当兵者等等，他们开始了“返乡”之旅，加入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如《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乔树林、《一点就到家》的魏晋北、《换个活法》中的曾勇等。在“返乡”的队伍中，出现了很多大学生形象，他们要么作为村干部参与了家乡的建设，要么回乡创业，爱情和事业实现了双丰收，也有为了家乡脱贫而献出生命的优秀青年，如《秀美人生》中的黄文秀。个人发展与民族振兴同频共振，人民的坚韧不拔、勇于奉献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返乡”主题尤其能体现个人与时代、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人民性”的主要表征。

三、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美学风格

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延续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实证美学。在传统的田园诗的影响下，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又涂上了一层唯美主义的光晕。同时在新媒体环境和商业浪潮的影响下，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呈现日趋多元化的美学风格。

（一）实证美学

丁亚平认为，当代主旋律电影创作中主要呈现出实证美学特点。所谓实证美学有四个标准：一是纪实性，二是具有很强的实效性，三是符合归根想象和文化价值标准，四是归属与传记题材[8]。这四大特征集中体现于主旋律电影中的先进人物类型。这类影片一般采用传记片等形式，在现实中都有一个人物原型。先进人物本身就形成了社会影响力，电影这种叙事媒介再对先进人物进行丰富的细节刻画和情感描摹，更容易唤起人们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进而对观众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电影故事都来自真人真事，改编存在一个客观的参照对象，因此先进人物传记影片多强调纪实性。同时选择哪些先进人物进行改编是基于当下社会需要而定，要对现实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好的改编能够让观众对先进人物有价值期待和审美期待，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的美好想象。

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在塑造先进人物时，基本延续了这种实证美学风格。如《李保国》以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为原型进行创作，李保国扎根太行山35年，在太行山的35年时间里，举办了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培训人员多达9万人，带动发展起来的村庄百余个。创建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被认为是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去世后，河北省多地农民自发在村里设置灵堂为他守灵。在网络上，上百万人怀念祭奠他，29万多网友在手机微信中为他点亮烛光。他的骨灰，被老乡们带走撒在太行山区不同地方。在李保国精神的影响下，李保国生前工作的河北农业大学，以助力脱贫为目标的122支“李保国扶贫志愿服务队”有组织地扎根基层、奉献力量。电影《李保国》中的情节基本都来自于真实事件，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真实的力量，也正是由于影片的非虚构性，影片具有了强大的共情能力和感染力。再如《秀美人生》讲述了黄文秀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的优秀青年返乡扶贫的故事，故事讲述的事件都来自于真实事件。影片以黄文秀的内心世界切入故事叙述，让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这位将青春和梦想交给扶贫事业的伟大女性。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普遍采用的实证美学风格使得这类影片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也对社会伦理和时代精神起到了有力的宣传。此外《毛丰美》《天渠》《沙漠雄心》等等大量的英模人物传记电影都是对原型人物的艺术化再现，实证美学是农村题材英模人物电影呈现的主要特征。

（二）唯美写实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田园诗传统深刻影响了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使得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天然具备了一种唯美主义田园诗风格。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到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再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田园诗描绘出一幅幅意境悠远的乡村美景，在这里，男耕女织、长幼有序、闲适自然，与喧闹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写的就是城市犹如禁锢人的牢笼，只有田园才是人类的诗意栖居之所。雷蒙·威廉斯认为，“田园诗的发展过程本身是对封建秩序的一种选择性美化……农业劳作的艰辛和乡村社会中的黑暗现实遭到了摒弃，只留下精心挑选的精致意象，宛如一个涂了釉彩的虚幻世界。”[9]长期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我们对乡村的认识，使我们带着一副滤色镜去看现实的乡村，从而使乡村成为一个唯美的、怀旧的世外桃源形象镌刻在我们的文化精神中。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电影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图景”[10]。比如《白毛女》尖锐地揭露了乡村的阶级压迫场景。在此后的叙述中，中国电影常常混杂了田园的唯美浪漫与现实的丑恶残酷，对乡村的描述既有如《那山·那人·那狗》式的将农村描绘为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又有《老井》所呈现的落后愚昧的底层社会生存空间。

进入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所关注的乡村是中国最偏僻、最封闭、最落后的地区，影片既有对传统乡村的美好想象，同时又将农村落后的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些影片开场常常以航拍或者远景镜头交代故事环境，如《李保国》中巍峨的太行山，《十八洞村》中水田错落、美丽如画的湘西风光，《秀美人生》中广西百色蜿蜒的盘山公路，《一点就到家》中的云南风光，如果把中国农村电影中的这些影像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山河风光集锦。因此，这些意象都带有十分明显的空间喻指，一方面表现了祖国不同地域的秀美山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善良、质朴，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山峦阻碍了人们的交流，造成了村民思想的保守和愚昧，造成了中国农村的贫穷现状。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将唯美和写实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唯美写实主义。如《十八洞村》，从一声鸡鸣开始，然后镜头上移，十八洞村的美景尽收眼底，错落的青瓦房包裹在翠绿的树林间，阳光穿过树林洒落屋顶，洒落在层层梯田上。农民杨英俊正在水田边插秧，树影斑驳，水声潺潺，布谷鸟声声叫着，一只金凤凰飞越明镜般的水田，飞向太阳，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田园生活吗？可惜的是在这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外表下，杨英俊家生活贫困，入不敷出，孙女因为疾病耽误治疗成了智障儿童，儿子外出打工长年不回家，弟弟杨懒因为贫穷连媳妇都找不到，贫穷也进一步加剧了人的懒惰，生活状态的疲沓、绝望，进入了恶性循环。影片的室内景采用自然光效，呈现出一个压抑、黑暗的空间，与明亮的室外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唯美写实主义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田园诗传统，描绘了田园之美，同时又融合了写实主义风格，客观呈现了人民生活的贫穷和困难。也因此，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中的乡村意象从文人墨客的诗意想象变成广大农民生存和奋斗的现实场所，

（三）多元类型尝试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一般以国家和各级政府投资为主，用作献礼片或者地方宣传之用，主要通过影院包场、单位组织观看等放映方式实现传播，此外中央六台也是农村题材电影主要的播出平台。2013—2016年，国家持续强调农村文化投入保障和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这一时期，由国有电影企业和电视台出品的农村题材电影数量在农村题材电影生产中的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由私营电影企业和社会商业组织创作出品的农村题材电影，并斩获国内外诸多电影奖项，带动了农村题材电影的多元创作。如2016年由北京海润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喊山》入选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并获得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受传媒关注导演/编剧奖；2015年由北京太合娱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平面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心迷宫》获得第3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以及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伯爵年度优秀剧本奖。2015年5月，财务部公布并开始实施《电影精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资金主要用于资助优秀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和宣传发行放映。这激发了一批电影创作者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热情，使农村题材影片质量得到改善。2019年国家电影局组织和推进电影精品项目的资助工作，资助项目类别中包括对农村题材影片的资助，这次电影精品专项资金资助的对象包含《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秀美人生》三部农村题材影片。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迅速汇入了新主流电影的浪潮，出现了风格多样的精品力作。作为新主流大片的组成部分，新时代的农村题材电影重视市场和商业效应，在创作上进行类型化尝试，融入商业元素，摆脱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说教气息。如《我和我的家乡》采用集锦片的创作模式，集合了当前主流的喜剧明星，运用轻松搞笑的手法讲述了回乡创业、回乡扶贫的感人故事。《我和我的家乡》最终斩获28.3亿的票房收入，这在农村题材电影中是十分少见的，为农村电影的市场化进行了重要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也部分糅合了悬疑、犯罪、喜剧等类型片元素，使得影片更具观赏性。

总之，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一系列的“三农”政策，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核心内容，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书写，塑造了一系列新时代农村典型形象。这些作品在创作中不仅延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像风格，还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唯美田园风格，坚持“人民性”创作原则，极具中国特色。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丰富着中国电影学派的创作实践。在新主流电影的影响下，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积极吸收商业电影的创作经验，注重商业性、观赏性和思想性，开创了独特的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叙事范式。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服务于全国人民奔小康的美好愿景，将继续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