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生态政治：《抵达之谜》的动物书写

○ 冯溢，张帆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一、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1932—2018）在创作过程中密切关注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1]，实现了文学文本与殖民历史的对位与暗合。无论是《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1971）中处于瘫痪状态的非洲大陆，还是《重访加勒比》（The Middle Passage：The Caribbean Revisited，1962）中缺乏智识活力的国家与个人，都是奈保尔借助独特的文学想象，试图还原真实的后殖民时代。在《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7）中，这种现实境遇与文学想象的交叠更为深刻。小说以半自传体的形式记叙了主人公从家乡特立尼达到英国定居的过程，在由殖民色彩浓厚的瓦尔登肖（Waldenshaw）庄园所建立的话语场域中，奈保尔运用大量笔墨展现了人类与动物的联结，并借由具象化的动物他者的塑造，批判了英国对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

正因为小说中犀利的后殖民批判，《抵达之谜》一经出版便受到学界的瞩目。当前，学界大多以小说中人物身份的主体性建构为根基，将后殖民时代的生存困境作为落脚点展开研究。如周敏认为，《抵达之谜》与奈保尔多元混杂的身份密切相关，它解构了传统的英国性，呈现一种与殖民地背景和解的倾向[2]；张德旭解读了主人公渐进、曲折的认知模式，戳穿了所谓同质国民身份的谎言，传达了奈保尔有关深层人际交往的伦理愿景[3]。但鲜有人对小说中的“非人类主体”书写—动物书写，以及其指示的潜在文化内涵进行分析。事实上，动物叙事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结，尤其是动物意象在投射殖民地人民的身份和映射文化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文社科领域便开始关注动物伦理及人与动物的意象联结，形成了“动物转向”的研究趋势，并逐渐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拓展动物批评的话语范畴。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参与为动物叙事注入了新的活力，促成动物叙事更为丰富的实践场域。其中，“后殖民动物批评”首次被纳入理论关照是在哈根（Graham Huggan）与蒂芬（Helen Tiffin）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2015）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从生态视角切入具体的文学文本，试图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动物意象、动物场景、动物与人的权利关系”[4]。书中所提出的后殖民动物批评是后殖民生态批评中的重要一脉，是一种将对动物自身的关注投射至特定的文化与历史场域下，试图从中窥见动物形象的隐喻功能和指涉作用，而这一隐喻和指涉作用具有揭示殖民活动的重要作用，能够实现“对殖民主义思想和话语的颠覆”[4]。事实上，在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下，动物、自然与人类社会一同构成了环环相扣的巨型系统，这一系统与“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化导致的自然资源掠夺与现代化观念及全球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东西方政治权力的较量”[5]密切相关。基于后殖民生态批评中对殖民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这一审视，后殖民生态政治将视角归置于混杂和跨文化视阈下的政治诉求，力图挑战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殖民政治，为塑造新型的政治设想提供参考方案。

在综合考量作品整体特色的基础上，本文将从后殖民语境下的动物叙事出发分析小说文本中的动物表征，通过对比动物与殖民地人民同质的生命困境探讨二者被他者化的命运，并通过解读小说对后殖民文化危机的呈现分析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学叙事是如何联手牵动了对殖民霸权的解构，以期彰显奈保尔独特的后殖民生态政治观，为后殖民文学与动物研究的碰撞和交融提供参考。

二、动物表征下的文学想象

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教授就奈保尔小说中的场景描写进行探讨时提出：“奈保尔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观察能力，而且把它限制在一种特殊的观察方式上。”[6]这一独特的观察方式在《抵达之谜》的动物叙事中得到再现。小说以叙述者对周围人物、社会和动物的观察为主轴展开，既刻画了动物自然之美，又直面人与动物间的不和谐因素，在交互性的编排模式中传达了作者对动物生命的理解，为动物建构其自身存在的主体性。

作为一位坚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奈保尔将对动物的喜爱融入《抵达之谜》的文本创作，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夙愿。在瓦尔登肖庄园生活时，叙述者常常以寻找动物为乐，无论是曾在河床石灰石缝中栖息的大马哈鱼、深水坑中一动不动的梭鱼，还是在高高低低的树枝间爬来爬去的田鼠，都是叙述者在这一寂静乡间最好的伙伴，最大的收获。这些充满自然之美的动物使他不由赞叹“这种美景至少让我享受了一年”，后又再次赞叹“这种美景至少让我享受了两年”[7]232。其中，野兔的形象常常伴随叙述者内心的欢愉，并多次出现在小说中。叙述者与野兔的初次邂逅是在一个雪后的黄昏，他欣喜地将野兔视之为上天赠送的礼物，观察它们在雪地上的觅食和玩耍。“这些兔子的画面，特别是它们在雪地上带来的新色彩，唤起了或者造成了这个冬日白天的另外一些细节：将近黄昏时的雪光；草坪周围那些陌生而空旷的房子变得洁白、清晰也更加显眼。”[7]3这幅由雪和兔组成的画面清新、动人，在叙述者看来，相比于洁白的雪地，野兔被映衬的好似有些脏兮兮的色点为凛冽萧瑟的冬日带来了新的色彩。由于这一多样的存在唤起了叙述者对庄园附近一片树林以及旧果园的回忆，野兔的敏捷和活力，也就超越了其自身存在的物质世界，唤起了叙述者对精神世界的建构。从这一角度而言，野兔摆脱了人/动物二元对立中的被动形象，参与并影响了叙述者的认知行为，换句话说，野兔不再是单纯的文本符号，而是以其肉身实体进入了现实世界，成为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存在。针对动物的“有灵”说，笛卡尔提出，动物的存在“遵循了机械运动的原理”[8]，动物不仅以机械的方式回应外界刺激，其构成也与机械系统类似。在身心二分的形而上学原则之下，这种动物机器论认为动物拥有如同机器般运作的物质实体，而不具有人类的理性思维。不同于笛卡尔的论述，奈保尔否定了动物机器论，通过对灵动的野兔的书写，宣告具有原始和野性之美的自然动物们拥有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意义，更具有与人类同等价值的能动性，打破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逻辑，还原了动物自身的主体价值。

事实上，奈保尔对动物主体性的肯定，更体现在其对动物情感能力的尊重与宣扬上。正如哈根和蒂芬曾质疑现代科技对动物的殖民，认为“所谓的科学拯救世界的潜力是为了满足西方的自利需要和政治目的”[9]4，而动物与人类同样具有丰富的情感意识，同样具有“欲望、痛苦和内心的复杂性”[9]59，以此鞭挞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权益的剥夺。在《抵达之谜》中，叙述者赋予庄园里一匹老马情感认知的特性，他深入老马的情感，将其从机械论的寓言中解放出来，展现了叙述者强大的共情能力。由于年老体弱，这匹高大漂亮的老马被抛弃在庄园里，只能孤独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尽管老马不免被遗弃的命运，叙述者却并不认为其已至垂垂暮年，强调不能仅是透过简单的以年龄为标志的生命轮回看待老马，“在我看来，他仍然肌肉发达毛皮光滑发亮；它就像某个上了年纪的运动员或体育健将，在力量和机敏已经消失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他们那长年累月训练出来的身体的优雅”[7]39。在得知老马曾经在赛马场上声名赫赫，有着精彩的成绩和突破性的记录后，叙述者沉浸在了以老马为中心向外延展的人性化同情中。它是否会在意当下和曾经所处的环境落差？它是否会怀念当年人潮涌动的观众？在一个个充满温情和体谅的追问下，引领读者换位找寻答案，这与库切（J. M. Coetzee）所提出的“同情是允许一个主体暂时分享他人的存在主体”[10]不谋而合，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智性认知，同情从道德话语的实践出发，在更深层面解构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维护了动物的主体性。随后，叙述者看到老马失明的左眼，他充满了紧张和痛苦。当他走近时，“它不得不掉过头来，用那只明亮而充满信任的右眼看着我，那眼睛在我看来根本不显老”[7]39，虽然无法破译老马想要传达的内容，但它的情感似乎通过眼神的交流传达给了叙述者。伍尔夫在谈到人与动物的语言差异时曾提出，不具备言语能力的动物与所谓高等动物的能力同样重要，应当“重新思考语言、伦理和物种本身之间的关系”[11]10，而动物的非言语能力便是指沉默、凝视、手势、反射动作等等。这种非语言能力体现了语言、艺术和社会形式本身的不人道性，它们同样能够演化为自生系统，摆脱所谓的“创造者”的控制。在这里，奈保尔透过老马的凝视，肯定了老马的情感能力，通过赋予物种情感的方式强调了物种平等的论断，从正面回应了后殖民动物批评的理念。如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一文中对自己在浴室中赤身裸体与小猫相遇场景的描述，当德里达面对自家小猫的凝视时，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随后又因为自己产生的这种羞耻感而感到“更加羞耻”[12]。这是由于，当德里达面对小猫时，瞬时性的反应使他未能回溯到传统的物种观念来审视动物的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小猫被赋予与人类相似的凝视机制，充当凝视行为的生发者，而人类则成为在这一过程中被凝视的对象。无论是猫对德里达的凝视，还是老马对叙述者的凝视，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动物的主体性，这种肯定与人类优越于任何非人动物的基本假定相悖，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此外，作者借助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和谐，贬斥人类对动物主体性的否定，在另一个角度上引领读者建立跨种族的情感联结。如前所示，作者极其喜爱野兔的活力和灵动，每每散步时都以寻找野兔为乐。但是野兔却常常被用来满足人们的狩猎心理。奈保尔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捕猎场景：“首先由那些雇来的助手把山谷中的动物朝着有猎人的方向驱赶，猎人们就隐藏在大车道上一包包干草堆的后面……也许，那只野兔的尸体是在其中的一次狩猎中被射杀的……死的动物很快就失去了价值……最终遗弃，任其腐烂、干枯。”[7]204作家通过描述猎杀野兔的残酷场景，揭露了人类的暴行和恶劣兽性，人类将动物从主体贬斥为被人类把玩的客体，猎杀野兔在极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刺激心理和展示狩猎的技术，用一种视动物生命如草芥的漠视观念掩盖虐待动物以及动物遭受痛苦的事实。奈保尔通过对人类的“非人化”猎杀行为的谴责，揭示人类社会强加给动物的物种暴力，批判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伦理模式与政治思维。

由是观之，奈保尔将野兔和老马进行隐喻性书写，聚焦动物生命的本身，运用文学叙事的力量表征物种的和谐与冲突，进而提出有关动物主体性的命题，重构了强调平等的话语规则和伦理观。将作者对动物的关注置于文本的后殖民语境中，可以发现，奈保尔笔下的动物表征并未停留在单一的文化场域中，而是更多地与殖民地的人类“他者”紧密相连，勾勒出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交缠。

三、身份同构：作为“他者”的动物与人类

索尔特（Henry Salt）曾言，人类从残酷和不公正中得到的解放，与动物的解放，“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单独实现”[13]。也就是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二者不可分割。在《抵达之谜》中，奈保尔将动物与人类并置，例证了被圈养、猎杀的动物他者，与历史上在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被压抑、规训的殖民地人民类似，都是被权力关系奴役和支配的对象，是相对于人类和殖民帝国而存在的他者。从这一意义上看，作者将动物与人类的联结引申到种族化群体的政治和文化联结中，强调动物与人类同构的生存困境，使得小说成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隐喻性书写，更是赋予了文本叙事更深层次的政治内涵和伦理思考。此外，小说借助动物隐喻了殖民活动的产物—他者的模仿行为，这种模仿既是关于后殖民文化环境的评判，更是对认知偏见等殖民创伤的自我求证，试图“寻求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建立一种相似的道德认同”[14]。

动物和人类二者共同被他者化的遭遇，首先体现在被漠视和被剥夺的生命权力。在奈保尔的笔下，动物描写常常伴随屠宰场的出现。他在《抵达之谜》中写道：“那里，总会有一些腹部饱满、健壮的公牛被关在围栏里，它们平时面无表情地待在那儿……这些牛现在只是等着有顶篷的拖车过来，将它们装车从这条弯曲的峡谷公路上运送到镇上的屠宰场。”[7]203在这种情形下，动物被否定了生命权力，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肉食习性，而人类对肉食的欲望又反过来推动了屠宰场和肉类加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动物作为弱势他者的身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叙述者看到挤奶工和儿子把一匹小马阉割、致残，甚至“牵着那匹还在流血的牲口回来”[7]37时，虽然他意识到这不仅代表了人类纯粹的残忍，更是对生命的漠视，但只要想到牲口总有一天是要被运送到屠宰场的，他作为施暴者的“心里就能好过些”[7]37，这一自觉合理化的情感过程，展现了人类的暴行，更呈现出动物在人类权威压制下的生存状态。

动物被屠宰的命运暗指了殖民扩张时期如镜像般存在的殖民地人民的生存困境：黑暗的奴隶制。为了论证奴隶制的合法性，殖民者否认殖民地人民的生命权力，对其进行动物化、非人化的隐喻，并以此作为虐待他们的必要前提，从而实现奴隶买卖的正常化。对殖民者而言，“有些人被视为有用的动物，必须被遏制、训化，使之温顺；其他人则是害虫和掠食者，必须消灭”[15]。在《抵达之谜》中叙述者回忆了与故乡特立尼达同处于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岛的殖民环境：“土著印第安人已经不存在了，三百年以前他们就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统统杀光了。”[7]181从中可以窥见，殖民地被压迫的人们如同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一般任人宰割，被排除在应当享有的保护、权利之外，而殖民者通过随意处置印第安人的生命，将对其生命之决断变成死亡之决断。通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生命政治”理论下的“赤裸生命”，这种对于生命的排除可以得到进一步理解。阿甘本提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属于主权者的共同体实践，主权者的共同体试图通过生命政治建立一个“只有少数人进入的特权空间”[16]，而被排除在此特权空间之外的生命则随时面临被杀死的命运，他们在被弃置中丧失了对自我生命权力的掌控，成为可以随时转变为赤裸生命的“神圣人”。可见，这种生命形式“既不是社会生命，也不是自然生命，而是被抛弃的、任人摆布、无人保护的生命”[17]。《抵达之谜》中动物所遭遇的物种霸权与殖民时期的奴隶制和大屠杀均呈现出主权者与“赤裸生命”的对立，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类将动物生命从人类生活中隔离出来，对动物进行控制和征用，使之沦为“赤裸生命”；当某些人（如殖民地奴隶）被迫从人类的共同体生活（殖民者的帝国文明）中隔离出来时，从被剥夺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开始，他们被迫让渡着生命权利，成了随时可以被杀死的生命。因此，主权者眼中的“人”与人眼中的动物具有了同样的属性，即被捕获、被侵犯的他者属性，二者的身份也就在物种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暴中达到了异体同构。

其次，借助动物形象戏谑地比喻了前殖民地思维在后殖民时期的运作。被殖民者试图通过模仿行为融入宗主国文化，但是，作为殖民活动的产物，任何模仿行为都只能是表面模仿，不得不面临身份迷失的宿命。在《抵达之谜》中，园丁皮顿的形象塑造便展现了这一模仿行为。殖民时期，园丁与杂工同出一辙，由于此类工作完全不需要技能和知识，往往由身份低微的黑人或殖民地契约劳工担任。在具有殖民背景的瓦尔登肖庄园中，园丁是被边缘化的“他者”形象，不得不以孤独者的状态游离在庄园之外。为了抵抗这种边缘化，园丁皮顿通过多种方式使自己在表面上有如殖民者的姿态。比如，他极其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会按照季节的变换添置适宜且时尚的服装，使自己看上去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在言谈风格上，皮顿模仿自己曾经在部队侍奉的上级军官。服装与谈吐的结合使得皮顿在表面上看起来与实际身份有了极大的偏差。但叙述者对这种表面模仿嗤之以鼻，他通过对一只来自较远地方的拉布拉多猎狗的行为描写，讽刺了皮顿的虚荣和伪装：“（猎狗）像皮顿一样，它紧紧沿着草坪另一边的建筑物旁边走过去，此刻它的前肢上方隆起，两眼直盯盯地往前看，这一神态表明，它心里清楚它现在来到了不属于它的领地中。”[7]255小说的行文表面上是对狗的动作和神态的描写，实则引导读者将皮顿的形象代入，讽刺了皮顿的虚荣和附庸的自卑情结。除了行为的细节描写，叙述者还使用“失望”这一词汇来形容这只总在招惹麻烦的狗，同时表达对皮顿的态度。在了解了皮顿的职业后，先前的身份认知在叙述者心中瞬间崩塌，叙述者“失望”于皮顿的伪装，更“失望”于皮顿对宗主国文化的盲目附庸、对自身所代表的殖民地身份的羞耻感。究其根本，皮顿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殖民统治下作为他者的生存之困，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当个体面对宗主国与母国文化不可调和的差异与矛盾时，如果一味谄媚宗主国文化，“将会被同化而失去固有的文化特征”[18]，那么对于身份的追寻便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可见，以皮顿为代表的众多殖民地人民，为了看似与宗主国文化相容而抛弃了原有的文化传统和自我认知，为了使自己能够看上去与宗主国文化相融，皮顿在扭曲自我认知中，通过无条件的模仿，抛弃了本国文化传统，导致身份的迷失。

通过动物意象的书写，奈保尔经由动物的他者身份具象化并隐喻了帝国权威，呈现社会中被压迫的交集，展现了权力压制下被侵犯的生命权力；同时提出了殖民文化环境带来的迷失困境，促使读者在文本阅读中不断思考殖民文化下对待宗主国文化应有的态度，以及对于身份的追寻。

四、通往后殖民生态政治

通过《抵达之谜》，奈保尔引领读者体认动物的主体性，并在后者被边缘化的运行机制中，探寻动物他者与人类他者的身份趋同。正如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同伴物种宣言》（The Companion Apecies Manifesto）中强调应当关注动物个体与人类背后的那些“强制性、构成性和历史性的”[19]因素，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奈保尔将人与动物的身份同构，与前殖民地和前帝国社会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传达了作者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及对后殖民生态政治的追求。

一方面，奈保尔将基于理性工具的物种霸权指向帝国殖民下的种族主义，而随着种族主义而来的殖民时期的苦难历程与后殖民时代的心理创伤，象征着于殖民地而言的社会危机。其中，《抵达之谜》中多次出现的畸形的牛的形象，便是物种主义的缩影。叙述者指出：“一度那里有些牛受到某些畸形物的折磨，在这些牲口身上的各种地方长出一些奇怪的额外的肌肉肿块……”[7]8更为费解的是，“只有一些数字烙在它们的臀部……有一些信号表明，辅助受精或怀孕出了毛病：那时有些日子，就会把长得怪模怪样的牛关在那里，与那些健康的牲畜隔离开”[7]93。文中畸形的牛，暗示了西方发达国家无视传统物种规律，通过非自然的饲养方式使牛的身体畸形，给牛带来身体上的折磨。在人类整体认知视角下，农场动物只是作为家畜而不是作为个体动物而存在的，以农场动物为代表的整个自然界被人类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可以通过理性文明和科学技术控制和改变的有机体，也就由此形成人类文明与动物生存的二元对立。在畸形的牛的背后，暗含了同样基于理性文明的殖民压迫的关联历史，人类对动物的改造与殖民者的暴行如出一辙。出于物种主义，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考虑其他生物的生存；出于种族主义，殖民者将被殖民者个体及其文化视为“像动物一样”的未开化他者，认为殖民地充满了落后、野蛮和黑暗，他们打着“文明”“进步”的旗号，理所当然地以可以带来“拯救”的使者形象对被殖民者进行文化和武力殖民。就像那些在臀部被打上数字烙印的奶牛，它们被打上的数字烙印将跟随着它们从出生到死亡，毫无动物主体性可言；许多特立尼达岛的黑人曾经被迫“留着特定的发型”[7]179，以之作为奴隶的一种标记，而这种特殊标记所形成的心理创伤也一代一代相传，久久无法弥合。在作者笔下，这种心理创伤表现为深深的恐惧、羞耻和自卑。当叙述者与一位黑奴的后代谈起殖民时期的遗址时，这个黑人男孩“竟然咯咯地笑了起来”[7]183，虽然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看上去似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的样子就像很久以前做了什么错事，现在希望别人原谅他似的”[7]255。男孩的无言，是对自己“无法成为欧洲人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20]的窘迫，展现了殖民者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认知暴力。可见，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在后殖民时期，对殖民地人民而言，借理性之名，行霸权之实的殖民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终究是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殖民带来的心理创伤不只是潜伏在个人的认知思考中，更深深地影响着曾遭受殖民的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建构。在创作《抵达之谜》之前，奈保尔于20世纪70年代探访了印度。此时的印度在甘地夫人的政治强力下宣告进入“紧急状态”，政局激荡，智识混乱。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奈保尔撰写了《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一个被殖民历史、种姓制度、甘地主义深深影响和形塑的印度，并对充满恐怖暴力的印度现状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印度在模仿和不安中“失去了整合和适应的能力”[21]149。历经被侵略、被征服、被掠夺而后独立的印度，在智识上仍然寄生于别的文明，无力摆脱殖民地机制，缺乏统一的国家信条和政治自觉，它时刻处于衰败的危机之中，成为“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21]11的受伤的古老文明。而以印度为代表的许多经历过被殖民的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难逃被殖民文化困囿的泥沼。西方文明的入侵使得本国文明逐渐被侵蚀，即使摆脱殖民地压迫并宣布独立，纯粹的本国历史早已在殖民历史中消亡。

另一方面，殖民者的种族主义不仅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曾经的文明帝国也在经历反方向“入侵”带来的社会危机。《抵达之谜》中乌鸦盘旋往复搜寻新的筑巢地点的过程映射了这一社会危机：“它们在山谷中的鸟巢已经完全失去了。当榆树枯死的时候，它们就会失去窝巢。它们正在搜寻筑巢的地点……在前往伦敦的火车上，从威尔特郡到汉普郡，我看到了同样的殖民景象，乌鸦巢出现在以前从未出现的地方。”[7]323成群的乌鸦迁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曾出现的反向移民大潮。由于殖民主义长久地将西方与殖民地塑造成文明与愚昧的两个极端，许多殖民地人民对西方充满了崇拜和仰慕，继而在战后逐渐迁移到所谓“进步”的宗主国。人口的迁移带来了异质文明的冲突，传统的英国社会和文化早已不在，而曾经作为一种集体想象身份的英国性，也在各种文化的对立和交融下变得暧昧不明，并指向一种“全球化的无边界文化”[2]。

《抵达之谜》中，叙述者自身便是一个从有着殖民背景的特立尼达岛来到曾经的殖民中心英国的例证，而他所生活的瓦尔登肖庄园便是此时局的缩影。在这里，传统的英国社会遭到入侵，殖民者的地位不断被弱化。由于先前对英国浪漫性的理想建构，叙述者常常以文学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动物和景色，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的一切都应如同出现在课本中的英国乡村和英国白人。随着主人公人际交往的深入与认知的渐进，传统的思维定式不断遭到挑战。首先，庄园具有浓厚的殖民背景而并非纯粹的英国乡村。小说中的管家、司机与园丁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传统意义上殖民社会的身份印象完全相悖，大家都是相对于庄园世界而言的“外来者”“入侵者”。菲利普先生作为管家，虽不是庄园主，却掌握着这个小小庄园的全部大权，不断地对庄园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作为庄园主的房东，本应以“殖民者”的身份出现，享有至高的权利，然而其存在却并不突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庄园的衰败并抑郁而终。在叙述者看来，衰败的庄园不单单是指这个有着殖民背景却惨遭“反向入侵”的庄园，更是指传统的、充满了霸权主义的英国社会。因此，奈保尔的后殖民写作将殖民活动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宗主国与殖民国的身份进行了置换和颠覆，使得对立的两方含混、暧昧。其次，叙述者先前了解的有关英国城市的描述性语言与实际生活无法匹配，甚至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对身份的不安和无根漂泊感。叙述者不断意识到，伴随社会中的殖民解体和人口流动，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已不再明晰，传统意义上的英国国家和英国国民都在经历身份的变化，因此叙述者曾在经验自我时期形成的对宗主国的认知倾向，与实际感知产生了巨大的偏差。也正因此，奈保尔在小说中借用乌鸦寻觅巢穴的过程譬喻移民活动，提出“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将失去属于某一国的概念，而成为国际性的城市”[7]371，在全球化浪潮引领的当今时代，单一文化将不复存在，先前英国所持有的纯粹的英国性也不断瓦解，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和思想的流动和变化。显然，奈保尔将政治思考融入了文学想象，传达了对种族和宗教交际互融的呼唤，为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平等提供了参考。

奈保尔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展示了基于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的压迫，批判了物种霸权，在传达对动物的高度关切的同时，揭露了殖民活动下肆虐的种族主义及其给殖民地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如朱峰所言，奈保尔的自然“铭刻了充满暴力—通常是殖民暴力—的痛苦历史，提醒着人类努力的局限性”[22]。小说中乌鸦形象的塑造，跳脱了传统的殖民与被殖民的身份框架，解构了传统的英国性，传达了作家后殖民生态政治的愿景。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个人应当正视本国文化，在文化认同与交流的过程中，包容文化差异，进入“既能够面对自我，又面向世界”[2]的政治性空间。奈保尔笔下的动物与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一道被赋予了后殖民政治言说的能力，借此打破了物种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强权色彩，在人与动物的相互联结中展望了和谐共生的、健康的后殖民生态政治。

五、动物书写的政治向度

伍尔夫认为：“物种话语的普遍性使物种主义研究成为西方客观性和社会性形成的基础。”[11]6这是由于物种主义背后的解放和权利话语过程常常被用来确定和区分人的主体性，与物种主义相关的话语实践与种族、性别问题具有广泛的联结性。由是观之，《抵达之谜》的动物叙事不仅在情节上塑造了对动物权益的坚守，更充满了政治性与历史性的隐喻。小说塑造了充满灵性的动物表征，重申了动物的主体性，而动物与殖民地人民遭受的同质化霸权主义呈现了二者他者身份的内在关联。因此，人与动物的联结，不仅是伦理学的重要议题，更关涉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解读。通过考察前殖民地与前帝国社会在当今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奈保尔将视角投向当下全球性、流动性的后殖民生态政治，传达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和谐愿景。小说维护了广泛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正义，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一份文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