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现况

□江一舟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起源

(一)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康渝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以来通过实践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从而为由中国开始，并在全球推动实现马克思“真实共同体”理论打开了道路[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全体人类利益相关和命运相连的立场出发，表达一种为了提高全人类相互促进的共同体观点。这体现出共同体理念在当代社会符合潮流的特征，与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联合具有理论与现实的相关性[3]。卢德友指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大同天下”的观念。通过深入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真实共同体”的过程中，应意识到当前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充分认识到当今时代世界历史的正确走向，并建立共同的全人类价值思考[4]。学者牛先锋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虚幻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在现今条件下对“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伟大目标的一次伟大尝试[5]。

(二)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孙聚友在其《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文中写道：“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中国对于当今世界进步发展的理想追求，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相联，观念的相通，更有着价值上的相融。这具体表现为，“天下为公”的观念共识，同时存在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其中包括着“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6]张岂之教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寻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一次实践，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包括天人和谐的探索精神；以民为本的政治原则；仁者爱人的基本出发点；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等[7]。郝园园从中国文化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入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仅需要各国通力协作、同舟共济，深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化交流互鉴代替文化隔阂冲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造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8]。

(三)当代世界文明发展对中国的时代要求。众多学者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起源时，对于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潘于旭在其《“地瓜理论”中的“块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一文中，用“块茎”思想驳斥了西方传统“树状”思维对人类思想发展的禁锢，“树状”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围绕着物质实体而形成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关系，边缘(树冠)无论多远，均为复制或模仿单一的中心——即树根而形成。因此，在世界中的表象，即可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根”，而其他的一切社会活动均由最基本的资本经济运作为根基，由此确立了资本主义对“世界中心”的实际性控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基于“块茎”思维所建构，“块茎”相对于“树—根”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扁平化、多样性的存在。消除了“树—根”思维必然出现的阶级分化，“块茎”之间“质”的交流是平等和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单向的和被支配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实际解决了中国复兴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简单的取代传统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根”这一世界中心，还是另辟蹊径再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社会体系[9]。

有学者认为：从历史来看，无论罗马统治时期，还是所谓的“Pax Britannica”，或是当今由美国提供的民主和平，并不是真正创造和平，而是通过权力占有支持下的核心压迫边缘的结构。陈玉刚指出，随经济发展在世界联通化构建普遍有利于世界各国并共同分享的全球性治理体系已具备充分条件，世界格局正在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西方主导下的二元国际体系向各国共商共建的全球体系转变。中国正是这一新体系的推动者和构筑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缔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崇高目标和价值关怀[10]。中国能够在当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人类的未来发展构想，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当前亚洲经济在近300年的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成为领跑者；外交部前副部长刘振明认为：随冷战结束，世界性的和平稳定局势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并且在21世纪的头十年，大量的区域性合作机制，在中国及中国周边展开，提供了前期实践支持[11]。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一)开放包容的新观念。学者李爱敏在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一文中，详细写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国际体系层次的“共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拥有国际主义的工具和价值观念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新型权力观、坚守正义承担责任的新型义利观、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的新型文明观和“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交往观[12]。新观念的提出，是对当前服务于各国现实利益价值体系的一次冲击，是否能够得到世界的接纳还需要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人类共同价值。黄真认为，“共同价值”思想是我国立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潮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趋势[13]。费孝通用“共意”的概念来阐释“共同价值”，认为“共意”代表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基于人们的价值观而形成[14]。杨宏伟、刘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等理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15]。

(三)国际主义是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原则和理念。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思维从国际的大视角考虑全球战略问题。陶文昭认为，在新的时代，国家之间需要采取合作共赢的思维，而不能搞互相对立，才能有所发展[16]。国家主席***曾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已不符合时代要求”[17]。倡导世界各国持守国际思维，从国际的大视角看待国家间的关系，处理国际事务。石云霞认为，当前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符合人们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愿景[18]。邵发军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维护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消解国际社会矛盾，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19]。

三、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初步探索

(一)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中国周边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利益最为密切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时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依托。要建立中国与周边各国在政策、道路、贸易以及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强化加深现有经济合作，塑造双边共同价值意识，推动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最终建立共同的安全基石[20]。

中国与周边关系发生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当前的权力结构，从历史来看，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直接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形势，好则兴，坏则亡。随着中国的重新复苏，中国已成为周边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和发展市场，这无疑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双赢创造了条件。张蕴岭提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生的发展史与欧洲一体化过程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中国作为绝对的大国必然要主动为周边各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保持天然的地缘优势不影响双方的信任关系[21]。

(二)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不同路径探索。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经步入新阶段，双方对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和共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以达成初步共识，但仍然需要通过新的文化交往，提高东盟各国对中国的信任，减轻“中国威胁论”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同时，通过构建新型安全机制，体现出中国用平等协商、沟通交流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22]。

卢光盛指出“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中国在进行湄澜合作时，要保持“利益-责任-规范”三者的统一。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动力和保障在于能够拓宽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及其深度，这一“共同利益”甚至应包括湄澜流域各国共建“安全保障”，尤其当湄澜流域国家长期惯用“大国平衡战略”时，中国应发挥其经济引导、市场广阔的优势，加深和夯实中国与湄澜各国的经济合作利益。这也要求中国作为域内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通过提供稳定的国际公共服务，让湄澜国家搭上中国的“便车”[23]。

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上，最早在199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在《美国在亚洲：正在出现的太平洋共同体》文中指出“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设，这包含老布什政府所主张的“经济一体化、民主化和地区安全机制”时其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重要组成。不过随着克林顿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重心集中于朝鲜问题以及小布什政府推行的“反恐”战略，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未有实质性进展。2002年日本小泉首相提出新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包含“10+1”(日本与东盟10国)，“10+3”(中、日、韩与东盟10国)到最终“10+6”(中、日、韩、澳、新与东盟10国)。其中前两层机制已经得到有效的构建和运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地区国家对华经济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双方联动效应显著，还很难说形成了“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传统共同体构建已不能适应复杂的亚太局势，陆克文总理的“亚太共同体”构想被认为是以大国为主，注重大国协调，引发东盟国家的消极反应。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因对美国态度摇摆引发后者抵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增信释疑在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将是一项长期工作[24]。

中国与日、韩拥有相近的文化，相近的生活习惯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理应如同德法两国一样，能够放下历史包袱构建地区性共同体。但这种研究角度弱化了美国作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在地区合作上的影响，德法能够和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在欧洲统一建立的北约组织，成功化解了欧洲内部的安全问题。而中日韩之间，却在近50年的时间里，受美国构筑其冷战“反共产主义”同盟的影响在共有价值方面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直到今天，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依旧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田凯指出，在亚太新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中日之间关于领导地位的竞争也成为矛盾的焦点。东亚各方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对构建“东亚共同体”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但政治上的复杂性，需要各国领导人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求同存异以实现东亚地区合作的突破[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