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叶陈毅 管晓 陈依萍 杨蕾
【摘 要】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为追求高质量发展,降低成本粘性、协调内部结构已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文章首先以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18年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深入探索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对其产生中介作用的路径选择,从管理者行为角度为有效配置资源、科学控制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成本粘性将会损害企业绩效,同时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其次按照产权性质借助分组检验得出结论: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国有企业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则表现为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制造业企业; 成本粘性; 低流动性组织冗余; 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14-0095-08
一、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经济实现转型的决胜阶段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在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政策理念,将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放在重要位置。2015年5月19日由国务院正式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2016年3月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将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8个方面推出30项措施助企业降成本,将降低成本作为中國经济的五大任务之一。为确保我国制造业行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当务之急是重点关注企业应如何合理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经济效益。
正确认识成本粘性是有效控制成本的先决条件。传统成本习性理论证明:企业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关系符合y=a+bx的模型,成本增减与业务量变动方向无关,仅仅与业务量大小相关。Anderson et al.[ 1 ]通过实证方法研究成本和业务量的关系,得出成本和业务量之间并非简单线性相关,而是存在一种非线性的相关关系。管理者决策影响企业成本配置效率,流动性低且转换成本较高的冗余资源能否在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是否导致其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产生的中介作用有所差异,目前,我国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
本文以沪深A股主板上市制造业企业2012—2018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深入研究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对其发挥中介作用的路径选择。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与以往从影响因素角度研究成本粘性的文献不同,本文从管理者行为角度研究成本粘性现象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丰富了关于成本粘性的相关研究;(2)紧扣当前政府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的背景,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入手,剖析成本粘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以期为管理者实施成本管控与提高企业绩效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分析
学者对传统成本性态深入研究后发现,当业务量变动幅度相同时,企业成本的增减变化并不相同。Anderson et al.[ 1 ]借鉴经济学中“价格粘性”的定义,即价格不随供求变化呈严格正比例变动,将企业成本与收入变动呈不对称、不等额的现象定义为成本粘性。Subramaniam和Weidenmier[ 2 ],孔玉生等[ 3 ]将成本粘性的研究范围由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扩充到营业成本和营业总成本,并证明这些成本费用均存在粘性。综上所述,成本具有“易增难减”的特点,成本粘性是一种成本量与业务量二者之间的变化呈不对称的现象。
基于代理理论观点,首先,管理者出于维护自身薪酬和职位,为使自己控制的资源更多,有构建“商业帝国”的动机,“帝国建造”可以使管理者获得自我成就感,并增加可直接调配的资源。对于管理者而言,扩大企业规模和过度投资是构建“商业帝国”和体现自身经营能力最直接的方式,还可以降低其被解雇的风险并创造更多的晋升机会。对于企业而言,不仅不会提高企业的销售业务量和员工的工作效率,而且会保留过多的闲置资源,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损害企业价值[ 4 ]。王珏[ 5 ]在控制经济因素的条件下,用自由现金流量衡量管理者帝国构建动机,发现管理者帝国构建会形成企业成本粘性,最终降低企业价值。其次,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代理问题突出,加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意图更加明显,往往不再将投入产出比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而是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增加非生产性成本谋取控制权私利[ 6 ],造成成本粘性压缩企业利润空间的严重后果。肖珍蓉和张楚堂[ 7 ]研究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性,成本粘性对企业并购价值有显著降低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削弱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影响[ 8 ]。最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使管理者对资源配置的出发点不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而是通过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造成企业难以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对资源数量和结构进行重新配置,进而导致成本与收入不呈同比例变动。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使企业难以适应外部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加剧企业承担的经营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收益[ 9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即成本粘性越严重,企业绩效就会越低。
(二)成本粘性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的关系分析
Cyert和March[ 10 ],方润生和龚毅[ 11 ]将组织冗余定义为企业组织的实际投入量超出既定水平的资源存积。Sharfman et al.[ 12 ]对组织冗余的研究有突破性贡献,从资产流动性和专用性两个角度将其分为高流动性组织冗余和低流动性组织冗余。高流动性组织冗余是指能快速调动、流动性高且转换成本较低的冗余资源,具体包括暂时不用于支付的沉淀现金、现金等价物、未被利用的原材料和存货等;低流动性组织冗余是指难以快速调动、流动性低且转换成本较高的冗余资源,具体是指支付给职工过高的薪酬、闲置的固定资产等。Sharfman et al.[ 12 ]对组织冗余的分类方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因此,本文也采用这种分类方法。
管理者会根据未来的业务量情况产生不同的预期,并做出相适应的管理决策。管理者预期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预期,一种是悲观预期。管理者认为企业未来的销售趋势是逐年增长的,因此,对企业未来的业务量预期往往持乐观态度。乐观预期促使其做出增加各种承诺资源,如加大投资力度、扩大企业规模,增加现有的生产力,以适应未来销售变化情况。倘若当前业务量下降,管理者会认为这种情况仅仅是暂时的,往往不愿缩减企业现有的资源和产能,原因是缩减企业资源投入的成本过高,一旦经营状况好转,需要付出高额的资金重新购置这些资源[ 13 ]。上述行为都会强化企业成本粘性,出现承诺资源与当前业务量不匹配的现象,形成冗余资源。企业成本粘性主要取决于业务收入下降时,管理者是否采取缩减企业规模的行为和其缩减规模的幅度。企业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需要在立即缩减业务规模、减少投入、裁减人员以防止更大的损失,以及一旦业务量情况发生好转时的重新购置成本这两者之中做出权衡。管理者过度自信往往会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认为企业未来形势大好、保留过多资源会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而高估现金流,即使业务收入下降时,仍相信自己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会脱颖而出,战胜对手从而低估风险。因此,管理者越自信,企业成本粘性越高[ 14 ],保留的冗余资源越多。姜付秀等[ 15 ]分别以业务良好的企业和业务衰退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管理者过度自信均会加剧成本粘性,致使企业保留过多的闲置资源。在销售量上升时,管理者扩大企业规模的倾向就会越高,相比于高流动性组织冗余,越容易产生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销售量下降时,管理者往往利用高流动性组织冗余来挽救自身资源配置不佳的负面形象,因低流动性组织冗余自身特点,管理者往往不会缩减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成本粘性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显著正相关。即成本粘性越严重,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就会越多。
(三)低流动性组织冗余的中介作用分析
低流动性组织冗余是一种资源存积现象,在企业既定的产出水平下还未开发的资源。对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制造业企业而言,低流动性组织冗余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和浪费的表现,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陶加强和李健[ 16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相关学者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朱金菊[ 17 ]通过分组检验高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高流动性组织冗余、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均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
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并不完善,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诉求不一致,相比于美国,我国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现象更严重,成本下调的速度更慢。全怡和陶聪[ 18 ]基于管理者自利视角研究企业费用粘性,发现管理者的自利动机会加剧费用粘性,追求“自我帝国”的扩建而实施过度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效应。管理者是自利且规避风险的,对未来持有乐观的预期,为保证自己所控制的资源而做出加剧企业成本粘性的决策,使资源配置处于扭曲状态,形成难以快速调动的低流动性组织冗余,这些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仅仅有利于管理者,对公司绩效的提升并不会产生正向助益作用。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成本粘性、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公司绩效之間存在着一些纽带关系,成本粘性可能通过影响资源配置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成本粘性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不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产生资源存积现象,即成本粘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实施。如图1所示,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江伟和姚文韬[ 19 ]认为国有企业肩负国家社会责任的使命,在选拔管理者时考虑政治级别,投资扩张行为的动机更强,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危机竞争意识或许相应降低,产权性质具有特殊性,代理机制的“链条”更长,更容易产生组织冗余,因此,成本粘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选择更广。非国有企业基于自身盈利的生存本能与市场导向的强大作用,必定更加倾向于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管理资源配置能力会更强,对成本粘性的管控更加科学,较之国有企业,成本粘性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其路径选择的可能性更小。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越严重,企业绩效就会越低。
H4: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成本粘性与公司绩效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H5: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国有企业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并对数据初步筛选:(1)剔除ST、*ST的上市企业样本;(2)剔除其他关键研究数据不全或缺失的样本;(3)采用WEISS模型计算成本粘性,剔除成本变动方向与业务量变动方向不一致的样本。最终得到数据1 647个。为降低极端值和异常值对数据的干扰,对连续变量依次采取1%的Winsorize处理。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深圳国泰安数据库,主要采用Excel2010、SPSS19.0、Stata15.0软件统计分析相关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从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分别选取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净利率、管理费用率,每股收益,可持续增长率、营业净利率,运用其主成分分析得到企业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
经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两个主成分,KMO值为0.769,提取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76.14%,表明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最后根据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加权计算得到企业绩效综合因子得分。综合因子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CP=0.1954U1+ 0.1955U2 - 0.1022U3 + 0.1615U4 +
0.1850U5+0.1489U6
2.解释变量
目前对成本粘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模型,分别为ABJ模型和WEISS模型。ABJ模型有其自身的局限,它只能宏观衡量国家层面或者某一行业的成本粘性,很难得到具体数值。WEISS模型能够直接测量企业成本粘性(sticky)的具体数值,可有效弥补ABJ模型的缺陷。因此,本文采用WEISS模型计算成本粘性。
其中:Sticky表示成本粘性,i表示第i家企业,t表示第t年,a表示最近销售收入上升季度,b表示最近销售成本下降季度。?驻cost表示该季度中营业成本的差值,?驻sale表示该季度中营业收入的差值。为使后文方便计算,本文采取WEISS模型中计算出数值的负值来衡量成本粘性。
3.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将低流动性组织冗余设定为中介变量,采用管理费用/销售收入衡量低流动性组织冗余。
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文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选取公司规模、财务杠杆、高管激励、股权集中度、成长性、产权性质、行业和年度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H1,设定模型(1):
本文借鉴温忠麟提出的层次回归法和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在选取的1 647个企业样本中,企业绩效的最大值为1.93264,最小值为-2.52134,均值为0.0085048,说明所选取的企业绩效相差较大。从成本粘性角度看,所选企业成本粘性最大值为3.72552,最小值为0.003065,均值为0.624452,说明选取样本企业中存在成本粘性的差别较大。低流动性组织冗余最大值为0.2940335,最小值为0.0105108,均值为0.0840961,说明样本企业中存在的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差别也特别大。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065,在1%水平呈负相关,初步验证H1。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成本粘性的相关系数为0.221,在1%水平呈正相关,初步验证H2。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93,在1%水平呈正相关,初步验证H3。同时,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高管激励、成长性与企业绩效在1%水平呈正相关,财务杠杆、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在1%水平呈负相关。
(三)回归分析
如表4所示,借助全样本回归分析,F值通过显著性检验,构建的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VIF均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1)中可以看出,企业绩效与成本粘性的回归系数是-0.0694738,在1%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验证H1;模型(2)可以看出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成本粘性的回归系数是0.0096003,在1%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验证H2;模型(3)加入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是-3.626731,在1%水平呈负相关,进一步验证H3;同时,由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的作用,使得成本粘性与公司绩效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由0.0694738下降到0.034563,说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验证H4。
表5为全样本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四)产权性质分组检验
为验证产权性质对成本粘性、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差异,本文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行分组检验。由表6和表7的模型(1)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绩效与成本粘性在1%和10%的水平均呈负相关。由模型(2)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成本粘性和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1%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由模型(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均在1%水平负相关。国有企业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在加入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后,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呈正相关,非国有企业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则变得不显著。这说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国有企业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从而H5得到验证。
产权分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569,-0.0189],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1062,-0.0016],t值为-2.0224,直接效应显著,表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成本粘性和企业绩效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非国有企业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644,-0.0204],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768,0.0252],t值为-0.9920,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成本粘性和企业绩效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H5。
五、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替换
本文采用净资产净利率代替企业绩效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全样本稳健性检验中企业绩效与成本粘性在1%水平呈负相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成本粘性在1%水平呈正相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在1%水平呈负相关,加入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后,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由0.0149112下降到0.0100372,说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发挥着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的t值为-3.3968,直接效应显著,由此又一次验证全样本中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
在国有企业组稳健性检验中,企业绩效与成本粘性在1%水平呈负相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成本粘性在1%水平呈正相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在1%水平呈负相关,加入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后,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在5%水平呈正相关,表明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在国有企业具有部分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零,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的t值为-2.8999,直接效应显著,又一次验证国有企业中低流动性组织冗余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稳健性检验中,企业绩效与成本粘性在10%水平呈负相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成本粘性在1%水平呈负相关,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在1%水平呈负相关,加入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后,企业绩效与成本粘性负相关关系不再显著,说明非国有企业中低流动性组织冗余起到完全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零,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的t值为-1.6240,直接效应不显著,又一次验证非国有企业中低流動性组织冗余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与本文研究结论一致(限于篇幅,相关表格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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