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视角下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姬霖 魏书媛

【摘 要】 文章主要探讨在职消费中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和媒体监督是否能够起到监督作用。对超额在职消费进行划分、计量和分析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起负向激励作用，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显著。同时，验证了媒体监督在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负向激励中的调节作用，而非国有上市公司更容易受到媒体监督调节作用的影响。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引入媒体监督，并在此基础上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划分探讨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变化。

【关键词】 超额在职消费; 财务绩效; 媒体监督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14-0110-05

引 言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代理成本成为现代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愈发引人重视。在职消费作为管理者的隐性收入怎样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是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和关注重点。万华林（2007）提出在职消费具有两个属性：一方面在职消费是对管理层有效的除货币薪酬以外的激励，有利于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从而为公司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是在职消费作为隐性腐败的重要部分被学者广泛研究。因此在职消费应该存在一定的度，通过这个度划分的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如今对在职消费过度部分的度量还没有明确标准，因此如何规范在职消费值得探讨。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腐败持零容忍态度，不断加大反腐的深度和宽度。在国企方面加大了反腐力度，尤其是对公款吃喝等不正当在职消费的控制，而且出台了诸如《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政策。因此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情况以及对企业自身的影响值得关注。那么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是否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国企和非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否相同？这些都是本文探究的内容。

在国家对腐败等问题愈发重视的同时，媒体监督作为企业外部治理的重要方式，其发挥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或者行政介入机制等影响企业高管的行为，对企业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起到监督作用，甚至更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那么媒体这一外部监督机制能否在企业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对国企和非国企是否存在差别？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不仅可以加深对在职消费的研究，而且可以丰富在职消费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以及媒体监督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将构建一个在职消费模型，通过该模型计算超额在职消费并研究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同时关注媒体监督的外部治理功效，进而对媒体监督在企业在职消费中对财务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一、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一）在职消费与财务绩效

在职消费是指企业管理者利用管理层优势在薪酬以外的补偿，例如公车私用、利用公款吃喝旅游等（卢现祥，1996）。在职消费如同隐性储蓄一样，是普遍存在的[ 1 ]。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研究即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

代理观认为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会产生负向激励。在职消费是因为两权分离形成的，所以在职消费也是代理成本问题的一部分。当在职消费的支出超过了管理者产生的效益时，在职消费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管理层侵害公司财产的一种手段（Hart，2001）。罗宏和黄文华（2008）、钟娅红等[ 2 ]实证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对公司的企业绩效有着负面影响。在职消费的支出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会减少企业绩效[ 3 ]。“效率观”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隐性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管理者的在职消费绝对不是纯粹的管理过剩，它们也可以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创造商业价值[ 4 ]。两种观点的产生发展都是基于深厚的理论，有关在职消费的两种观点不一定是对立的，两者是同时存在的，协同对企业产生影响。同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是不一样的。通过划分正常消费和超额消费两类在职消费说明了“代理论”和“效率论”的统一[ 5 ]。管理者隐性收入激励性质的在职消费作为企业不可避免的正常在职消费能够对企业业绩提升产生促进作用，而企业管理者仅为满足自身私欲而产生的超额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6 ]。

综上，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两重性。一方面，企业存在正常的在职消费，也就是企业对高管努力隐性的契约补偿部分，这种隐性薪酬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企业会因为管理层权力界限模糊、市场不健全等原因导致管理者利用公司资源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在职消费超过一定的度出现超额在职消费会让代理成本增加，從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提升产生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内容，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有负激励效应。

进一步，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十八大以来，政府对包括超额在职消费等支出尤其是对国企的腐败行为加大力度进行审查、监督，并且政府审计能够有效抑制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 7 ]。重要的是2012年以来，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许多管理者都由政府任命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政策的执行情况不但会影响其晋升而且会受纪律的规范。所以，相较非国有企业的政商关系，投资主要受监管政策带来的市场净化功能影响，各项规章政策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抑制更直接（郝颖等，2018），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低于非国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第二个假设：

H2：非国有上市公司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激励效应高于国有上市公司。

（二）媒体监督视角下超额在职消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Merton在1987年就从理论方面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媒体报道会影响现有和潜在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提升公司价值。媒体治理论认为媒体可以承担信息传播的作用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8 ]。媒体报道可以发挥积极的监督职能，还可以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对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起到非正式外部监督的作用[ 9 ]。媒体曝光对高管腐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0 ]，媒体监督会影响企业的在职消费等问题[ 11 ]。因为声誉机制的存在，媒体的曝光使得管理者因为注重自己的声誉而对其自利行为有所抑制，也就是媒体监督能够抑制企业的在职消费。同时，媒体监督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价值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12 ]。

当媒体参与到市场曝光上市公司的不利报道，在外部舆论压力下管理者为恢复声誉控制非正常消费，会积极调整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媒体的信息传递职能能够促使公众更理性地參与到投资活动，并影响资本市场，对管理者的不当行为进行约束，最终调节公司的财务绩效。综上，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媒体监督对超额在职消费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

媒体负面报道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李焰和秦义虎，2011）。非国有企业出现问题并使媒体报道了其负面信息，在下一年审计意见出具时会受到负面报道的影响，而国有上市公司却不受影响（杨德明等，2012）。媒体监督对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治理效果更显著[ 13 ]。因为一方面相较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非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职业晋升中除了受公司或者自身声誉的影响外还受政治背景的影响，所以非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职业生涯考虑对媒体负面报道的回应和解决更加积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更加冗长，决策的确定和实施更加复杂，所以国有企业对负面报道的反应和其报道问题的改善都不及非国有企业及时。所以，提出第四个假设：

H4：非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对超额在职消费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的调节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ST、*ST公司样本，剔除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8 975个研究样本。研究所用媒体监督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报刊新闻量化舆情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水平的Winsor处理。采用SPSS23、Stata15以及Excel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1.财务绩效

基于市场方式如Tobin'Q衡量财务绩效很容易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同时又因为中国股票市场不完全健全，本文选择会计指标，即净资产收益率（Roe）来测量企业的财务绩效。

2.超额在职消费

在Luo et al.（2011）、Conyon（2014）、翟胜宝等（2015）以及耿云江等（2016）研究基础上，本文依据高管实际在职消费与符合企业经营因素决定的预期在职消费的差额来衡量超额在职消费。同时构建符合预期在职消费的经验估计模型具体测量超额在职消费额度。测度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实际在职消费，参考耿云江和王明晓（2016）等将“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作为实际在职消费（Perks）度量。解释变量用以下来衡量：员工人数（Emp）、管理层规模（Magsize）、营业收入（Sales）、总资产净利率（Roa）、管理层会议次数（Confer）、固定资产占比（P/A）、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所处地区（Area，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1，其他地区为0），以此构建模型（1）：

LnPerks = ？琢0 + ？琢1LnEmp + ？琢2Magsize + ？琢3LnSales +

？琢4Roa+？琢5Confer+？琢6（P/A）+？琢7Lev+？琢8Area+？着  （1）

通过分年度将制造业数据回归衡量符合预期的正常在职消费水平，回归得到的残差就是实际在职消费偏离合理水平的部分，其中残差为正的在职消费就是超额在职消费（Operks）。

3.媒体监督

本文选取媒体监督（Lnmed）作为调节变量。由于媒体报道对于企业不论是在职消费还是财务绩效以及其他企业经营指标的影响都存在滞后效应，也就是本年的媒体报道对公司本年的在职消费等影响有限，所以以上一年的媒体负面报道次数作为媒体监督的衡量指标，媒体监督选取《报刊新闻量化舆情数据库》中每家公司上一年整体情感评分为负的报道次数，具体数值是每家公司上一年负面报道次数加1的对数。

此外，还选择了独董比例（Indir）、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Shrcr1）、两职合一（Dual）、管理层货币薪酬（Lnpay）、企业成长性（Grow）和公司规模（Lnasset）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详见表1。

为了验证H1，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被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超额在职消费（Operks）、独董比例（Indir）、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Shrcr1）、两职合一（Dual）、管理层货币薪酬（Lnpay）、企业成长性（Grow）和公司规模（Lnasset）一起，构建模型（2）：

Roe = ？茁0 + ？茁1Operks + ？茁2Lev + ？茁3Shrcr1 + ？茁4Dual +

？茁5Indir+？茁6Lnpay+？茁7Grow+？茁8Lnasset+？着 （2）

根据模型（2），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回归以验证H2。

为了验证H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解释变量媒体监督（Lnmed）和媒体监督（Lnmed）与超额在职消费（Operks）的交乘项以验证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3）：

Roe=？茁0 +？茁1Operks +？茁2Lnmed +？茁3Lnmed×Operks+

？茁4Lev + ？茁5Shrcr1 + ？茁6Dual + ？茁7Indir + ？茁8Lnpay + ？茁9Grow+

？茁10Lnasset+？着  （3）

同样，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分别将其带入模型（3）进行回归来验证H4。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超额在职消费的验证结果

表2是模型（1）的描述统计结果，实际在职消费的对数最大值为24.4848，最小值为14.7269。可以看出我国各个企业在职消费之间差异很大，这可能是因为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公司规模、治理结构等的不同。

依据模型（1）将数据按年份回归，最终得到4 330个正向残差，这些数据用以验证其他假设。

（二）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3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超额在职消费的最小值为0.0001，最大值为4.2775，可以看出虽然都是超过适当的在职消费，但是不同企业超出的额度还是不一样的。管理者为个人利益而耗用企业资源的程度也是有高低区别的。同样，媒体监督的数值最小为0，最大则高达8.0510，正说明不同企业受媒体关注的程度不同，企业受到媒体监督的差异很大，可能会影响其他假设的验证。

表4是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大类后各自的均值，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均值为0.5945，相较于国企的0.5852略高。应该是受到国家近年各种政策的影响，国企在职消费受到更显著的抑制。同样，非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要更好。媒体监督则与之相反，国企的媒体监督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受到媒体的关注。

（三）回归分析

1.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根据模型（2），利用全样本进行回归，同时按照产权性质的不同分类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第二列显示的是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明显看出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财务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H1得到验证。表5的第四列显示非国有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国企则不显著（第三列），同样验证了H2，受国家政策等影響，非国有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激励作用更显著。

2.媒体监督对超额在职消费和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H3，本文分别用全样本以及产权性质不同划分的国企和非国企数据按照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在表6的第二列可以看出在全样本回归中，超额在职消费和媒体监督的交乘项显著负相关，明确验证了H3，媒体监督在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而第三、四列同样验证了H4的猜想，非国有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和媒体监督的交互项显著性要高于国有企业，说明非国有企业受到媒体监督的影响程度更深。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首先论证了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负向激励，也就是超额在职消费的存在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是不利的，且这种负向激励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更加显著。其次，媒体监督对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有显著调节作用，媒体监督作为外部监督治理手段有其重要作用。同时，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来说更容易受到媒体监督的影响和调节。

因此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由于在职消费的两重性，完全消除在职消费是不现实的，但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可以从内部控制、治理结构等多方面控制超额在职消费的出现。（2）由于媒体监督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应该重视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尤其是负面报道，根据报道内容及时改善存在的问题，尽量减少负面报道的出现和跟踪持续报道。（3）因为非国有企业受到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其对于媒体的关注应该更加重视，以此来改善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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