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农民进城的内生动力机制研究

时间：2024-09-03

易肖肖，罗瑶

（1.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2.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崇左 532200）

改革开放40 年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中出现剩余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农民进城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个必然过程。于是，在城市吸引力和农村农业的推力共同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2018 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来统筹推进农村发展”。

崇左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末，崇左市常住人口209.9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2.37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为39.24%,乡村人口127.57 万人。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对解决三农问题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农民进城在促进城镇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重大的意义。但农民是否进城是一个受到外源和内生动力环境影响的复杂决策过程。一方面，外源动力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农民是否进城的决策，如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户籍和社保政策等；另一方面，内生动力环境更不可忽视，首先，作为主体的农民对于是否进城拥有相当的决策权，其次，进城与否还是个体根据自身主观因素与家庭客观因素结合，然后自主选择而进行决策的过程。崇左市位于广西西南部边疆地区，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2017 年度总人口数为2499 420 人，城镇人口数为550 838 人，占总人口的22.04%。因此，本文以崇左市为例对边疆民族地区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与路径演变展开研究，这将更具有代表性。研究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具有多重理论意义。一是从农民进城的内涵入手,厘清民族地区农民进城的终极目标（农民市民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二是探讨民族地区农民进城的理论基础,从时间维度考察农民进城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对于准确把握现阶段农民进城的特点具有理论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相对较早，虽然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但是没有户籍及其黏附制度阻碍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问题，存在的主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相关问题的研究。

Lewis 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1]139-191。Fei 和Ranis 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力流动模型。[2]32-36D.J.Bogue 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转移“推力——拉力”理论,认为流出地的推力大于拉力是人口流动的原因。[3]486-509Todaro 认为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和城镇中就业概率决定了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4]138-148Stark 提出了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5]173-178

“农民进城”本质上是一种人口的城乡迁移，国外学者首先对城乡迁移动因进行了探讨，英国的人口统计学家E.G.Ravenstein提出人口迁移法则[6]。追求更大经济收益是个人和家庭迁移行为决策的动机。[7-8]1-17,80-93Lee 将迁移动力归纳为迁入地因素、迁出地因素、中间障碍因和迁移者个人因素四个方面。[9]47-57Findley S E 指出迁出地的交通区位条件以及社会准则、社会网络和迁移传统等也对城乡迁移具有重要影响。[10]163-190Mincer 和 Harbison S F 认为家庭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1]43-50Denise Hare 认为个人特征影响迁移决策，家庭特征迁决定迁移持续时间。[12]45-72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农民市民化动力问题的相关成果为研究中国农民进城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国内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方面，林毅夫认为技术进步就是市民化的外在动力源泉。[13]4-20王华、彭华认为农民迁移的根本出发点是预期收益的最大化。[14]50-55熊波、石人炳将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归纳为农民永久性迁移的动因。[15]20-26黄敏认为劳动力转移与否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人力资源因素和政策体制)两大方面的影响。[16]248-250侯志远、王静认为农民市民化的动力分为内部要素（生活条件差别、城乡收入差距、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和外部要素（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产业结构变动）。[17]73-75朱琳和王利伟认为农民进城涉及农民个人、家庭和地区环境等不同动力因素层面。[18]461-467关于农民进城动力机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方面，不少学者结合农民进城行为实践，从个体（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分析沿海或发达地区农民进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19-21]73-96，133—137，44-45，

少数民族农民进城分析鲜有学者研究[22]56-64。常用的理论有推拉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和logistic选择理论。

（三）对国内外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目前的国内外研究较少涉及民族地区农民进城动力机制和路径演化问题。因此，如何顺应改革开放40 年的潮流，分析农民不同阶段进城的特征，研究民族地区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是后期农民进城和市民化质量提升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亟待解决。

二、崇左市7 个典型家族农民进城分析

笔者从城乡联系、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农民主体、农民家庭五个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题目，访谈题目涉及父、子、孙三代，其中父代包括外祖母、外祖父、祖母、祖父，父代的兄弟姐妹不在研究范围内；子代包括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及配偶；孙代包括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及配偶的下一代，孙代的配偶和子女不在研究范围内。笔者从2018 年7 月-11 月开始，历时5 个月时间对崇左市7 个典型家庭138 人展开农民进城田野调查。从调研结果来看，7 个典型家庭138 人共有51 人进城， 22 个家庭户主进城,其中，2 号家庭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进城，人数1 号家族和5 号家庭进城农民约占家族总人口的50%，其他家庭约占四分之一。

表1 7 个典型家族进城情况

表2 进城农民人口特征统计

根据调查问卷和结构性访谈的资料，笔者从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进城前工作性质、生计方式、迁移经历、人际关系等方面分析进城农民的农民主体特征。从性别来看，进城男女比例均衡，各占一半。进城人员主要集中在18-60 岁的青壮年，60 岁以上进城人员仅为1 人。在学历结构调查中发现，进城人员学历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约占45%，低学历进城比例较高。已婚进城农民约占60%，未婚约占40%，7 个家族中进城农民大部分有着稳定的婚姻关系，已婚的男性为14 人，已婚的女性为16 人。

按照进城家庭统计进城前的生产生活方式，纯农户19 户，占比86.27%，这就意味着近9 成的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在生计方式上，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进城农民约占五分之一，纯体力劳动者占37.25%，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兼有的农民占41.18%。按照22 个进城家庭来分类，其中，进城后家庭收入以脑力劳动为主为4 户，其余18 户都是纯体力劳动者或体力脑力劳动兼顾。综上，在样本中，近9 成纯农户进城后依旧依靠体力劳动获取家庭收入，能从第一产业劳动转变生计方式的农户较少，其中还不包括非纯农户向城镇转移。

表3 进城农民生计方式

三、边疆民族地区农民进城内生动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边疆民族地区农民进城内生动力分析

1.农民进城内生动力分析

笔者在经过与专家访谈、讨论之后，在预调研的基础上，选定生计需要、提升生活品质、追求经济收入、提高后代教育质量、提升社会地位、自我实现和其他等七个动机。在7 个家族父子孙三代的调查中，发现农民进城动机并非单一的，而是多种动机并存。其中，进城动机频数最高的提升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其次是生计需要和提升教育质量，最后是自我实现、社会价值提升。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存需求是最基本需求，反观调查结果，农民追求生存需求排第三，落后于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进城农民中动机不仅限于生存需求，更多的是追求高品质生活和经济收入。根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农民进城动机从高至低，分别为提升生活品质、追求经济收入、生计需要、提高后代教育质量、自我价值实现、提升社会地位、其他。由于农民进城动机是多种动机并存，提升生活品质、追求经济收入、生计需要和提高后代教育质量成为农民进城的主要动机，四种动机占比86%。

图1 农民进城动机

2.父子孙三代进城内生动力演变

（1）父代：从7 个家庭全部进城农民来看，父代仅有1 人进城。结合2 号家庭来看，父代进城农民属于被动进城，其主要赡养人都已进城。其进城动机是追随赡养人进城养老。

（2）子代：在对子代农民的统计结果来看，子代农民进城动机集中在提升生活品质、追求经济收入、生计需要和提高教育质量上，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也是子代农民的动机选择。子代农民偏向于追求低层次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高层次的需求也是有体现的。

（3）孙代：孙代进城动机与子代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提升生活品质、追求经济收入、生计需要和提高教育质量上。但是与子代比较，孙代在提升生活品质和追求经济收入上比重略高于子代，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社会地位上却低于子代占比。主要原因是子代农民在家庭中承担教育下一代的责任，进城并非完全出于自身需求，更多是家庭需要。

（二）民族地区农民进城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1.农民主体因素

农民主体因素是影响农民进城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影响农民进城的农民主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拥有技能、所从事职业类型等。本文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进城前劳动方式作为农民主体因素。

（1）知识技能是农民进城的重要前提。进城农民比未进城农民更加年轻化。从平均年龄来看，51位进城农民平均年龄为33.7 岁，未进城农民则为58.4 岁，年龄存在较大差异。在年龄结构上，进城农民年龄集中在18-60 岁，为青壮年群体；而留守农村的则为60岁以上老年人占较大比例。总而言之，年龄对农民进城有着较大的影响。从学历结构来看，未进城农民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占85.51%，其他学历人数占不到15%，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具有本科学历未进城农民仅占为6%。笔者把具有本科学历的未进城农民进行分析，4 名中有2 人属于本科在读（实质上属于进城人员），另外2 人年龄均在65 岁左右，职业为乡村教师。单从进城农民学历结构来看，各学历层次农民都有，进城方式表现为多样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学历与农民进城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但学历是否对进城有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亟待讨论。

（2）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从婚姻状况分析，87.67%的未进城农民是已婚，拥有稳定的家庭，未婚农民约占10%。而未婚的进城农民占39.22%，比未进城农民高出近30%。鉴于此，未婚农民承担较少的家庭责任，更容易脱离农村进入城镇。

（3）劳动供给是农民进城的重要保障。生产方式决定农民生计方式。在乡村，农民以体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者占总调查人员的57.53%，有趣的是认为兼顾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占23.29%；在城镇，进城农民占41.18%。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进城农民尚未脱离体力劳动，乡村农民有一部分开始从事体力劳动，如农村经纪人、手艺人、手工业者和乡村旅游从业者。

2.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民进城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家庭主业、家庭类型、收入来源与结构、人均耕地、家庭承包土地数量、家庭成员文化水平等家庭特征因素变量对农民进城迁移都存在影响。结合自己调查设计和访谈，本文选择家庭人数、家庭总收入、非农劳动力占比、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亩）和宅基地面积等作为家庭因素变量。

（1）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家庭结构通常可以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单亲家庭。核心家庭是指由父母与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按2 个小孩算，一般为4 人；主干家庭又称直系家庭，是指父母和一个已婚子女或未婚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所组成的家庭模式，一般是3 代同堂，人数在6 人左右；联合家庭是指由父母与两对以上的已婚子女，或已婚兄弟姐妹组成，人数一般在8 人以上；单亲家庭，一般认为是离异家庭、配偶死亡、甚至未婚先孕等等。调查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几乎都是核心家庭，未进城农民及家庭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占调查家庭总数的87.5%。值得关注的是进城农民中，有1 个单亲家庭，且是独居老人，这也反映出城镇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

图2 未进城农民与进城农民家庭结构比较

（2）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民进城的可能性。笔者用非农劳动力来衡量农民的生计方式，在进城农民方面，家庭成员全部为非农劳动力的占50%，有约为50%的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低于50%，这部分家庭迁移进城镇后依旧依赖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在调查中，未进城农民绝大多数的家庭的农业劳动力占比仍然比较高，约占未进城家庭总数的90%。生计方式直接决定了农民获取报酬手段。结合耕地面积来看，63.64%的进城农民未拥有耕地，不再依赖农业生计。而对于未进城农民而言，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由于崇左市地质以石灰岩占为主，页岩、砂岩次之，境内山环岳绕，丘陵起伏，山多地少，地貌复杂多样，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体，调查人群人均耕地在0 至10 亩的占46.88%,通过土地流转的农民家庭也是存在的，农业产业呈现集约化趋势。

图3 未进城农民与进城农民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情况

（3）住房条件对农民进城有着双向影响。根据《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规定，宅基地面积会根据家庭人口数量而定，人均获得的宅基地面积大概就是20 ～30 平方米之间。从进城农民统计的宅基地面积来看，呈现了U 型分布，人均宅基地在40 平方米以上的和无宅基地的农民分别占比40.91%和31.83%，而20 ～40 平方米的比重仅为18.18%。基于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需要讨论，一是对于无宅基地的农民，进城购房成了为家庭提供住房的重要途径；二是对于宅基地面积较大的农民，农民收入成了进城的重要影响因素。再从未进城农民的宅基地统计分析，无宅基地农民占比仅为9.38%，20 ～40 平方米占比为40.62%，0 ～20 平方米占比为50%。根据与案例地农民访谈可知，案例地多以石灰岩为主，山多地少，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体，住房建筑成本较高，致使案例地农民宅基地面积较少。

图4 未进城农民与进城农民人均宅基地面积比较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民进城内生动力演变有以下规律：一是追求经济收入和提升生活品质是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主要动力；二是低层次需求仍然是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首要选择；三是子孙两代进城动力基本相同。在农民进城内生动力影响因素上，在农民自身层面表现为知识技能是农民进城的重要前提；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劳动供给是农民进城的重要保障。在农民家庭层面表现为家庭负担是影响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民进城的可能性；住房条件对农民进城有着双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