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影响下的躁动：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穷人形象

涂慧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年）是英国浪漫主义伟大的诗人。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曾称他是他那个时代诗坛上伟大的风景画家。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1842-1927）认为他的出发点是“纯地形学的”，“他的终生任务是描绘英国自然，面对面地描绘他直观所及的英国自然风貌”[1]65。受西方批评界的影响，国内传统评家通常将华兹华斯与“自然诗人”“自然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近些年人们的研究，赋予华兹华斯更多的称号，如生态诗人、“反田园”诗人、“博物学”诗人等。无论批评家们对华兹华斯贴上何种标签，不难发现，他们的批评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华兹华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

作家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问题，是近几年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一个研究热点。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不完全相同，主要是因为文学地理学批评不仅突出作家的地理环境写作问题，也更强调文学作品的发生问题和作家的地理基因与地理记忆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讲，作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地关系问题，而人地关系的理论基础直接来源于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华兹华斯的诗歌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地理环境描述，为文学地理学批评打开了一扇方便的门道。本文笔者试图聚焦华兹华斯叙事诗作中生活或行走在乡村里的穷人，以他们表现出的躁动情绪为切入点，探讨华兹华斯如何将地理环境与穷人的躁动情绪联系起来，达到塑造穷人形象的奇特效果。

一、华兹华斯与19 世纪前后的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

华兹华斯的自传体长诗《序曲》（The Prelude，1700-1850）、《布莱克大娘和哈里·吉尔》（Goody Blake and Harry Gill，1798）、《爱丽丝·菲尔》（Alice Fell）、《荆棘》（The Thorn，1798）、《索尔兹伯里平原》（The Salisbury Plain，1842）和《迈克尔》（Michael, A Pastoral Poem，1800）等叙事诗都涉及地理环境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的问题，这些诗作都可以被看作是诗人对地理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倘要理解他的这种思考，我们就有必要追溯一下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19 世纪前后的演变过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是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体质特征、心理状况、民族精神、经济兴衰、人口分布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地理环境决定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 年）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说明大自然和人类的相互关系，认为气候决定人的体格、声音、性格和智慧，季节影响人的外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 年）认为海洋影响人类的精神生活；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5 年）在《居鲁士远征记》中记述了许多有趣的关于地理学和人种志学的观察记载，认为人口分布的疏密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 年）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的特性和社会性质。16 世纪中叶，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 年）在《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指出，地理环境是引起人类多样性的原因，气候不同造成了人们在体格、习性和为人处事等方面的差异。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孟德斯鸠的思想。1748 年，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 年）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了法与气候性质和土壤性质的关系，认为气候对人的体格、生活习惯和勤劳程度，对民族性格、地方习俗和饮酒，及疾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强调了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约束性。

从根本上来说，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正式奠定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2]94，对19 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探索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黑格尔（Hegel）、洪堡（Humboldt）丹纳（Taine）等人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运用于文学，阐释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北方文学”中强调了气候对南北文学产生的不同影响，大自然的景象对南方和北方的诗人激起了不一样的情绪。她指出：“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3]46-47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每个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民族和环境，伟大艺术家写的外在自然环境其实都是真实的，尽管他的感觉受自然景物的影响，“因为自然不只是泛泛的天和地，人也不是悬在虚空中，而是在小溪、河流、湖海、山峰、平原、森林、峡谷之类某一定的地点感觉着和运动着”[4]323。洪堡在《宇宙》中指出，季节和气候对不同民族的文学描写手法和诗意的色彩产生影响。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中探讨了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指出文学创作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其中环境是指地理环境。

以上不难看出，19 世纪的哲学巨擘和文学巨匠愈来愈关注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毋容置疑，生活在18 世纪末19 世纪上半叶的华兹华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18、19 世纪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1787 年，华兹华斯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同时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知识视野和文化视野。1790 年暑假，因为受到卢梭的思想的影响，他与同学一道去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既受卢梭的思想的影响，又熟悉法国语言，并在法国居住过一段时间，不言而喻，华兹华斯自会受到与卢梭同为法国启蒙思想代表孟德斯鸠的影响，也自会了解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华兹华斯早4 年出生，她在华兹华斯去法国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处女作《论卢梭的作品与性格书信集》，且在18 世纪90 年代和19 世纪头10年之间发表了大量的著作。虽然她所发表的大部分作品并未署名，但上层社会和文学界人士都知道作者是她。并且，斯达尔夫人对莎士比亚非常熟悉，对莎之后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哲学家和史学家也非常熟悉，她还在1800 年初，师从洪堡学习德语，以便阅读歌德等人的原著。洪堡是华兹华斯同时代的德国人，是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而华兹华斯对自然哲学兴趣浓厚，他提出的情感论与洪堡关于博物观察与自然审美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十分接近，洪堡指出自然也必须借由人的感受来体察。至于丹纳，因为他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华兹华斯逝世之后，在此不加赘述。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孟德斯鸠、斯达尔夫人、黑格尔及洪堡等人只是从理论上阐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艺术之间关系的观点，从而为18 世纪的西方文学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为19 世纪的西方文学地理学提供了探索经验，而华兹华斯则将“地理环境决定论”付诸于文学写作实践，真正体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文学的关联。

二、华兹华斯笔下的地理环境与穷人的躁动

华兹华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运用和阐释，主要体现在他将地理环境与人物的命运和情绪联系在一起，且前者对后两者产生了影响或决定作用。从他的诸多诗歌作品来看，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他笔下的穷人往往表现出躁动的情绪，如《索尔兹伯里平原》中的旅人奔走在几乎荒无人烟的原野上，或风雨呼啸的森林边；《废毁的农舍》中的玛格丽特衣衫褴褛却固守在潮湿寒冷的破屋里；《布莱克大娘和哈里·吉尔》中的布莱克大娘冻得发僵，在寒霜月夜里偷取哈里的篱笆；《山楂树》中的红衣女子在荒凉山上的山楂树旁痛哭；《露西·格瑞》中的露西在风暴肆虐的荒原中翻山越岭，上坡下坡；《迈克尔》中的牧羊人迈克尔无畏风暴，疾走在山岭原野中去拯救他的羊群；《西蒙·李》中年迈力衰的老猎人西蒙在荒凉破败的艾弗庄园挖一截腐烂的树墩；《坚毅与自立》中的拾蛭者在荒无人烟的水乡佝偻着腰身捕捉蚂蝗等。这些穷人生活境遇各不相同，躁动方式也不一样，或与战争、与饥荒、与疾病、与遗弃及与工业革命时期乡村生活巨变等有关，但如若细读与这些人物命运相关的文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引起他们躁动的原因不仅仅与经济和个人遭遇有关，更有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关。

关于“躁动”一词，《辞海》有三条释义，其中第二条是“因焦急而活动”[5]2875。由此看来，躁动的产生与个体的心理状况有关，多由于个体内心的焦虑或着急所引起。就华兹华斯上述作品中的穷人而言，躁动是穷人个体情绪的一种外在表现，往往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有关，具有情景性。如若考察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气候对人的精神状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就不得不考虑在他之前的一些重要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博丹的大量研究都是围绕气候影响人类精神和心理的因素而展开的，并据理说明因气候的原因，造成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之间的差别。孟德斯鸠则关注气候下的人类活动，认为不同气候带下，人们的思维特征和内心的感情冲动差异极大。早期的学者们普遍地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气候因素对于人类身体的作用，类似于气候因素对于其他一切生命包括动植物的作用。在特殊‘刺激物’的影响之下，生理性适应便孕育而生。”[6]110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气候，包括阳光、雨露和水分，对人类身体的作用与对动植物的作用是一样的。虽说将气候分为炎热、寒冷或温暖的划分方式显得有些老套陈旧，不能兼顾系统的气候分布带和气温分布带，也不能包涵气候概念的各个要素，且与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等要素脱离开来。但是，人们仍然饶有兴趣地讨论气候对人类作用的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十分强调不同气候的影响力，甚至滥用为：“炎热使人虚弱无力，使人的机体组织松懈以至于无精打采；寒冷使得人们迟钝并行动缓慢，然而也同时使得人们变得更为强壮更为专注。”[6]111对不同气候下穷人的“躁动”行为，华兹华斯与上述观点有共同之处，并赋予“躁动”不同的含义。

一是“躁动”是穷人在恶劣地理气候环境下表现出勤劳勇敢的本质。《迈克尔》中牧羊人迈克尔居住在格拉斯密谷地森林旁边。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性格刚强，手脚硬朗，干什么事都在行，比其他的牧羊人做事更留神，更干脆利落。他对自己生活和劳作的地理环境和天气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正如诗人写道：

不论刮的是什么风，狂风唱的是

什么调，他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往往，当别人谁也不曾留神，

他却听到了南风在隐约吹奏，

仿佛远处高山上传来的风笛。

这个老牧人，听到了这个信号，

便想起他的羊群，便自言自语：

“这股风，它想派点活计给我干！”

这话不假：不论是什么时辰，

只要风暴一来，行人趋避，

老汉便上山；不知有几千几百回，

他在山上被浓雾重重围裹，

独自坚持着，从雾起直到雾散。

就这样，这老汉活过了八十个年头。[7]055-056

迈克尔对风的信号的捕捉，及对风的含义的理解，主要源自于他的地方经验，即他对自己生活之地和劳作之所形成的一种经验性的认识。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气候对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居住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人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就个体而言，气候对人的身体状况有直接而立竿见影的作用，对人的精神状况——亦即性情也产生影响。显然，迈克尔对格拉斯密谷地的气候形成了经验性认识，然而，这种经验性的认识只属于他个人的，因为“别人谁也不曾留神”。这就体现了个体对地理环境认识的差异性。迈克尔之所以对地理环境具有个人独特的认识，是因为地理环境气候对他的精神状况产生的影响，致使他勤劳、勇敢、及对自己羊群充满了关爱和责任感。这也注定了他的“躁动”表现为，一旦感觉到狂风暴雨的来袭，他不管什么时辰，都会立即上山去保护自己的羊群，且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穿行在风里、雨里和雾里。

在地理环境影响下，这种因勤劳而产生的“躁动”在《坚毅与自立》中也有所体现。老人或为苦难所磨损，为疾病所摧伤，背脊佝偻，向前低俯，头和脚差不多相抵。尽管如此，他仍然孑然一人，孤零零地游走在荒凉的水乡，捕捉蚂蟥。“这可是艰险而又累人的活计！/说不尽千辛万苦，长年累月，/走遍一口口池塘，一片片荒野；/住处么，靠上帝恩典，找到或碰上；/就这样，老实本分，他挣得一份报偿。”[7]114对老人而言，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一直行走在水乡的每一片荒野上和每一口池塘边。他的“躁动”就表现为不断地行走。他不得不东奔西跑，走遍一口口池塘，是因为“从前，它们（指蚂蟥）到处有，容易捉到；/这些年，它们变少啦，越来越少；/我还是干下去，哪儿找得着，就上哪儿找。”[7]114-115如此看来，老人能捕捉到多少蚂蝗，能挣得多少活计，完全取决于蚂蝗的数量。然而，这些年，为什么蚂蝗的变得越来越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地理环境的改变必是首要原因。因此，可以说，地理环境决定了老人的劳动收获和住行，蚂蟥数量的减少使老人的生计更加艰难，也使他永远处在行走的“躁动”中。

二是“躁动”是穷人在寒冷气候中行为更激烈，意志更坚定的表现。在《布莱克大娘和哈里·吉尔》中，气候对布莱克大娘产生的行动影响和精神影响都是显著的，她的“躁动”体现在身体冻得瑟瑟发抖，引发她一次次抽取哈里树篱的枯枝的念想和行为。布莱克大娘又穷又老，衣着单薄，吃得又差，住的小屋在山北当风的坡上，破旧又寒碜。但她喜欢的是夏天，因为夏天天气暖和，白天长，行动轻快，心情舒畅：“最讨人喜欢的还是夏天——／白天又长，又轻松又暖和；／那时，老大娘坐在门前，／像山雀一样快快活活。”[7]228然而，当冬天小河封冻时，她的境况就大不一样，她的老骨头也开始瑟瑟发抖。“凄惨的光景你不难想象，／每天夜晚都苦楚难熬：冷得够呛，她只好上床；／冷得够呛，她怎能睡着！”[7]228寒冷的冬天使老大娘彻夜难眠，苦楚难熬，冷得瑟瑟发抖。尽管也有那么少数顺心的时刻：“当阵阵狂风连夜猛刮，／把树上那些枯朽的枝柯、／厚实的木片吹落到地下。”[7]228虽然偶尔狂风吹下的枝桠能暂解老大娘的寒冷，但是在冬天她的家里从来没有够烧三天的泥煤或柴草。于是，老大娘连续多次走向了哈里·吉尔的树篱，却在一个月圆浓霜之夜，在她装满一围裙枯枝后，她被哈里逮住了。虽则如此，但是老大娘“一声没吱”，跪在枯枝上，祷告上帝让哈里这辈子别再暖和。似乎是她的祷告得到了上帝回应，因为从此以后，哈里就一直“躁动”不已，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的牙齿老是打战不止，浑身冷透。当然，哈里所受到的惩罚，也暗含了诗人对老大娘这样的劳苦弱者的同情和关爱。

《露西·格瑞》中，露西的“躁动”体现在她意志坚定，不畏风暴的肆虐，独自欢快地走在荒原雪地上。露西住在辽阔的荒地上，没有同伴和朋友，但却是一个甜蜜温柔的孩子。受父亲之托，她带一盏灯进城去，为母亲照亮雪地。露西趁早提灯上路，欢快的步子变换不定：“山上小鹿哪有她活泼：／她步子变换不定，／脚儿扬起了白雪粉末，／像一阵烟雾腾腾。”“她上坡下坡，越岭翻山，／却没有走到城里。”[7]011从积雪的河滨到木桥的中段，都留下了她一个挨着一个的脚印。但这么恶劣的天气，露西为何不放弃前行，选择回头？诗中最后两节的传说似乎给了我们答案：“石块上，沙土上，她只顾前行，／从来不回头望望；／唱着一首歌，寂寞凄清，／歌声在风中回荡。”[7]012露西活泼、意志坚定、无惧寂寞的性格跃然于眼前。

三是“躁动”是穷人面对荒凉，宣泄内心极大情感苦痛的一种方式。《废毁的农舍》是一首优美绝伦、极度深刻的诗作，曾受柯勒律治的大加赞赏。这首诗触及英国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困苦生活，浸透着诗人深切的同情，或许是诗人希冀借助自己讲故事的天才，教会人们如何感受他人的各种颠踬困顿。诗中，玛格丽特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有勤快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但由于病虫害肆虐了整整两个季节，地上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加上战争年月，让她曾经拥有的欢乐土地遭到了锥心的伤害。丈夫大病渐恢复后，发现微薄的积蓄难以抵御变故和衰年，变得阴郁消沉，最终入伍，留下一小袋金子，离开了家。玛格丽特曾经神色温柔，用井水笑脸招待每个过路的客人，但从此后一蹶不振，或漫游很远的地方，在田野里游荡，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人，或独自在家哭泣叹息。因为丈夫不在家，她的茅舍荒颓了——

“从前，每当十月的寒霜第一次降临，

他都会补好每一条裂缝，用新稻草束，

修葺棕绿的屋顶。玛格丽特就这样

漫不经心地独自挨过漫长的冬天，

直到霜，雨，化冻，让这破屋塌陷。

她睡觉的时候，夜晚的潮气

使她胸口冰冷，刮风下雨的日子，

即使坐在自己家的炉火旁边，

也有风吹动她褴褛的衣衫。但是，

她仍爱着这不幸的地方，无论如何，

也不肯离开这里；她心爱的那条路，

这简陋长椅，仍带给她苦恼的希望，

那希望扎根于她心里。她就在这儿，

朋友，在病中淹留，就在这儿死去，

这断壁残垣里最后一个人类住客。”[8]045

以上这段是玛格丽特故事的高潮部分，它留给读者、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是玛格丽特内心的悲伤和灵魂的自尊。面对冬天里的寒霜、雨雪、潮气，即使胸口冰冷，即使衣衫褴褛，玛格丽特仍然爱着这个不幸的地方——她的家，不肯离开。她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度过余生，但却用极深却无力的爱爱着眼前荒凉的家。在荒凉的裹挟之中，沉默成了她宣泄悲情苦痛的唯一方式。正如布鲁姆所言，“玛格丽特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摧毁她的正是她最优秀的禀性：希望、回忆、忠诚和爱”[9]198。

同为情所困，但却与玛格丽特不同的是，《山楂树》中的红衣女子面对荒凉的山顶，在山楂树旁痛哭，以痛哭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悲痛。这位红衣女子名叫玛莎·雷伊，原是个活泼而烂漫、真情厚意的少女，却遭男子斯蒂芬的抛弃，怀了孩子后，她也疯了。此后，无论白天黑夜，不幸的玛莎都要冒着雨雪，冒着风霜去那片荒凉的山上，坐在那山楂树旁，哭诉不休。即使是在最恶劣的天气里，她也坐在那里哀嚎：“一阵阵雨雾，一阵阵风，／我找不到任何篱笆或屏障，／而那风！同寻常的风相比，／要猛烈十倍，好不夸张。”[8]069狂风暴雨都未能阻止她的“躁动”，未能阻止她的恸哭哀嚎。

三、以艺术化的手段塑造穷人形象

华兹华斯就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物命运、性格和情绪间的关系，写出了许多生动有力、令人百读不厌的叙事诗。他在叙事诗中塑造的穷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给人一种真实的印象。他们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表现出的各种“躁动”，能唤起人们普遍的同情，从而产生共情。虽然这些穷人产生于诗人的想象，但是他们又超越了诗人的想象，普遍地存在于诗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他们既是工业时代英国乡村生活的缩影，更是地理环境影响下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外在体现。诗人采用了如下艺术化手段。

其一，意象化的艺术处理。华兹华斯强调“微贱的田园生活”（low and rustic life）是他的诗歌题材，“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来自内心的各种强烈情感都能够找到更好的土壤，能够臻于完熟，少受一些约束，说出一种更质朴有力的语言；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情感可以在一种更纯朴的状态中共存，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和永恒的形式融为一体的。”[10]597他执着于这一诗歌创作理念，写了大量关于农夫、乞丐、猎人、老妪、诗人等一批穷人的诗。因此，勃兰兑斯称他是“写下层和最下等社会阶层生活”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体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1]4

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有如此大量的穷人，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1770 年代，英国大多数人口还都在农村，且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按拥有的土地权而定。“在农村，地主贵族拥有了15%-40%的土地，甚至更多的农村生产土地。”[11]356这些地主贵族不劳而获，雇佣佃农耕种土地，并且由他们承担各种封建税收。除去各种杂税，农民们所剩无几，几乎难以养活家人。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不断地深入发展，尤其是18 世纪末的圈地运动，致使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上1812 年洪水泛滥，农民的收获化为泡影，接着又发生了灾荒。饥荒将低下阶级的广大贫民逐出家乡，漫无目标地在全国漂泊。1830 年，英国路上随处可见饿死的人们，他们的肚子里什么都没有。虽然在19 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在总量上翻了一番，但在1850 年，英国工厂工人人数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2%-5%。华兹华斯关注这样的一个乡村群体，背离18 世纪古典主义诗歌创作传统，将笔墨转向社会下层阶级，书写一个个苦难的乡村穷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

然而，他对穷人的叙事书写并非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是溶入了他对他们的敬爱、关切、同情等各种情感。他将穷人由具象上升为意象，承认他们虽然贫寒，但却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刚毅而自立，勤劳而勇敢。如《西蒙·李》中的西蒙，年轻时是一位神气十足的猎手，吹号无人能比，吆喝的声音十分洪亮。然而，当他老时，无依无靠，贫穷赢弱，哪怕是一截朽烂的树墩也没有力气挖起来。诗人帮他挖出了缠结的树根，他却感动流涕：“泪水顿时涌上他两眼，／道谢的话儿来得那么快——／感激和赞美来自他心间，／却实出乎我的意外。／我听说世人无情无义，／以冷漠回报善心；／然而，见别人满怀感激，／我又止不住酸辛。”[7]223在华兹华斯笔下，西蒙不再是纯粹的普通人，而被注入了诗人的智慧，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含义，成为了一种保持着纯朴民风的穷人意象。科尔律治曾称：“形象无论多么美，总不能代表诗人，尽管它们是自然的真实写照，尽管它们被诉诸同样准确的语言。独创性天才所创造的形象，已经受到一种支配一切的激情或由这种激情所生发出的有关思想和意象的修改……或者已经注入了一个人的智慧的生命，这个生命来自诗人自己的精神。”[12]059

其二，舞台式的戏剧化呈现方式。华兹华斯借助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将穷人置于最恶劣、最糟糕的天气中，让他们面对生命的挑战，作出行动的选择，从而更突出他们刚强、坚毅的性格，或是对亲情和爱情的执着，对劳作和生活的热爱，让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当人们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麦克白》《裘力斯·凯撒》和《暴风雨》，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或者夏洛蒂·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发现这些作品都有关于暴风雨的描写。华兹华斯在其叙事诗中也有许多关于暴风雨的描写。无一例外的，这些作品中的暴风雨都来得特别猛烈，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具有渲染的作用。这也似乎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英国文学中有这样一个关于暴风雨写作的传统。

这其实与英国的地理环境有关。英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大陆的一部分，坐落于东部的最古老的山脉被风和水侵蚀殆尽，而西边较为年轻的岩石结构却仍然耸立，且西边比东边要高出许多。因四面环海，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多风多雨，每年约2/3 的时间内，风从西方吹来，并且持续不断地吹，这意味着天要下雨。“在来自大西洋的暴风雨抵达东部低地之前，威尔士充当着屏障。由于暴风雨成功地缓解了自身的暴力，因此东部大平原享有近乎理想的气候——始于种植谷物和畜养牛群。”[13]206华兹华斯《山楂树》和《最后一只羊》等以匡拓山为背景，其他一些诗中讲到的荒野、平原也有许多集中在英格兰的西南部，那里多暴风雨，也适宜饲养家畜，如牛羊群。斯达尔夫人认为，“南方的诗人不断把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结合起来。”[3]47华兹华斯也不例外，他将英格兰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诗中人物的形象和情操结合在一起，以揭示他们最独特的形象和最真实的情感。布鲁姆谈到华兹华斯《废毁的农舍》里的玛格丽特时说，“我在西方文学史上属于海洋性气候，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见到有人像华兹华斯这样理解希望的天启力量，它从美好的记忆中汲取能量，却比绝望之情更加危险。”他还指出：“华兹华斯的慧眼看出，希望具有危险性并可以摧毁我们的本性，他独特的记忆神话也因此成为了经典。玛格丽特的希望大过她本人，也大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9]198华兹华斯置玛格丽特于荒凉、雨雪、寒霜和潮气之中，让她直面自己的情感，舔舐内心的伤痛，回忆却让她更加悲情和痛苦。

其三，作家的地理基因和地理记忆的外化。“地理基因并不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概念，它只与作家本人相关，是作家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性之体现，它的来源是自然世界，特别是作为人之生存与发展基础的地理环境；它的目标是文学作品，即它只有转化为了具体的文学作品，它的意义与价值才得到了完整而充分的实现。”[14]120-121华兹华斯之所以对作品中的人物和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如此熟悉，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半生生活在英国的乡村。他经常漫游在乡村，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与最普通的人交流，听取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通过听、看，经过回忆和想象，再现这些穷人形象。因此，可以说，他对穷人形象的塑造，是诗人对自己的生长环境和所见山水人物的审美发现和艺术传达，是诗人身上具有的地理基因和地理记忆的外在体现。

诗人对曾经居住过的山谷周围的地理环境，如荒野、山脊、湖床、山坡、山岗相当熟悉，对那里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人物怀有很深的情愫，对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1797 年，华兹华斯卜居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最后一头羊》里提到的匡托克山，也在萨默塞特郡。1799 年，华兹华斯移居到英格兰北部威斯特摩兰郡，《纺车谣》里的歌谣就在那里传唱。华兹华斯与苏东坡有些相似，二人都喜欢与农民交谈。苏东坡在黄州呆的几年里，总喜欢与渔夫、樵夫、商人等各类人群交往相谈，体察民情。华兹华斯卜居在不同乡村时，也经常与那里的人们交谈，对那里的人们特别是牧民生活非常了解，并将他们的情感和行为转化到诗作中。例如，《迈克尔》中“我”喜爱谷地的牧羊人，听他们讲故事，“那时，我是个孩子，不喜欢读书，／而由于自然景物的温柔感染，／已经体会到造化的神奇力量；/那时，这故事引导过我，去探索/我自身之外别人的悲欢，去思考／（当然，杂乱无章，也很不充分）／人，人的心灵，和人的生活。”[7]055诗人还期盼牧羊人的故事能被永久流传，“尽管这故事平凡而粗陋，/我还是把它讲出来，相信有一些／，天性淳朴的有心人会乐于听取；／我还痴心地指望：它能够打动／年轻的诗人——他们，在这些山岭中，／我离去以后，将会接替我歌唱。”[7]055

因为人不能孤立于山川草木的自然而存在，所以地理环境中的气候风土总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于人类。华兹华斯漫步于自己熟悉的英国乡间，形成了一套认识自然、自我和人类人生哲学。孙静称之为“漫游哲学”，认为华兹华斯“通过自然与乡间的闲逛来倾听自我，尊重他人，面向世界，这就是他的漫游哲学”[15]25。华兹华斯漫步湖区、游走乡间，他并非是一位消极遁世的诗人，而是用心聆听民间故事，并用他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段，成功塑造了很多穷人的形象，并希冀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穷人的故事，呼吁社会要给予他们以人文关怀和人道援助。

结 语

概而言之，华兹华斯在诗作中借助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的变化来渲染穷人的躁动情绪，通过地理特征来助推穷人一步步走向更加艰难的生活困境，这不仅是诗人塑造穷人形象和突出主题的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是诗人独特的地理观察视角和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更是诗人对地理环境对人类情绪和文学作品产生影响的理性思考。

恩格斯和马克思曾谈到：“处理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在抓住了一定时代以及一时代内一定阶段的本质特点的同时，还应注意民族和地域等方面的特点，使性格在这种特殊环境映衬下，显现其民族的、地方的气质。”[16]52显然，“地域”的特点和“地方的气质”也包括了自然地理环境。其实，在叙事性文体中，文学创作家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不同侧面接触到人物性格与环境这个问题，不同的流派在不同的文学时期采取的创作方法是不同的。就英国文学而言，中世纪文学多离开现实社会环境，忽略自然地理环境，虚构半人半神化的英雄式人物的英雄事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多描写的是社会环境中王室和宫廷贵族的生活；启蒙时期，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 —1731）虽写贫苦人们，但触及到的只是社会环境；古典主义的作家则离开环境刻画人物天生的性格。然而，在英国文学中，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华兹华斯就关注到自然地理环境写作问题。他背离英国文学中早期叙事文学传统，把视角转向社会的下层阶级，以弥尔顿式追求正义的强烈意愿，借助自然地理来刻画塑造穷苦大众，再现他们的窘迫生活。在塑造穷人形象方面，他关注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并通过自然地理环境描写突出人物的命运、性格和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环境写作方面是先知先觉的，具有超前意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这种创作方法同他的哲学观点、社会观点联系起来，把他的美学观点同他的创作实践联系起来，使其优秀的诗歌作品历经200 多年，仍为众多的世界读者所喜爱。这无疑给当前的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以启示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