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锦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厚刚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锦璐是新世纪以来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小说家，从2002 年发表《城市困兽》起，专注于女性主义书写，她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篇小说《双人床》《美丽嘉年华》《弟弟》《补丁》等。在以往锦璐小说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她的小说中的女性欲望、女性意识，如庄园的《被欲望追逼的“城市困兽”—— 评青年女作家锦璐的小说作品》、梁慧艳的《论蒋锦璐小说的女性欲望叙事》、梁慧艳，覃春琼的《批判—自审—建构——论蒋锦璐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也有学者注意到她的小说中的“底层叙事”，如李运抟的《别具特色的底层叙事——评锦璐小说〈弟弟〉与〈美丽嘉年华〉》；还有学者关注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与审美选择，如潘立文的《论蒋锦璐小说的双性人生与审美选择》。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她的女性形象塑造，但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则关注不够。相对于锦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来说，这些男性大多在小说中处于配角位置，很多男性人物没有名字，仅仅具有一个勾勒式的形象轮廓，这些男性形象或专横霸道，或猥琐不堪，颠覆了“男子汉大丈夫”的传统男人形象书写，代表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坍塌。这些男性人物形象承载了作者对家庭伦理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一、父亲形象：自私以及爱的缺失

锦璐的小说善于把人物放在家庭空间中来刻画性格。家庭中父亲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她反对男权的价值立场。锦璐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大多模糊不清，多数甚至都没有出现具体的名字，仅仅是一个笼统的称谓“父亲”，例如，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中赵小蝶的“父亲”、中篇小说《弟弟》中的小拖的“父亲”、中篇小说《洞》中也妮的“父亲”。从子女的视角观察这些父亲们，他们大都冷漠、自私、缺乏家庭责任，对子女们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的阴影。

《一个男人的尾巴》中，赵小蝶的父亲是一位比她母亲大十岁的工人，是一个“满身葱蒜味，天一热就犯脚气双手猛搓解痒的男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赵小蝶的父母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父母离婚后，原本跟随母亲生活的赵小蝶因母亲去世被送到父亲的新家，只在那里住了一夜，由于继母的阻挠，“爸爸便死活不敢让她再住第二夜了”。无家可归的赵小蝶被姨妈收留，从此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此后父女俩自然地断绝了来往，这使赵小蝶自卑、孤僻、缺乏安全感，给以后人际交往、婚姻走向都带来了持久的阴影。《弟弟》中小拖的父亲是个常年卧床的病秧子，具有极为浓重的男尊女卑思想。小拖在弟弟丢失以后，感受到父亲的绝望和崩溃，为了“给父亲买个女人”，实现父亲延续香火的愿望，小拖外出行乞、卖淫，过着屈辱苦难的生活。在这里“弟弟”成为一种信仰，成为小拖生活的意义寄托。后来小拖拐来何前英给父亲做女人，并使何前英成功地生出了“弟弟”。何前英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熏染下，同样满脑子充斥着“男孩崇拜”，“何前英这辈子就盼着能有儿子。但是接连养下了四个女孩。”“无论如何，家里还是得要添个男孩。这是全家人的盼头。”（《弟弟》）在《洞》中，父亲的形象是只停留在也妮对童年的记忆中。也妮的父亲在她五六岁时就离家出走了，从此杳无音信。也妮对父亲的印象定格在父亲的一个拥抱上：“爸爸离家出走的那天早晨，忽然非常动情地抱了抱她”。“临别的拥抱是也妮对爸爸所有记忆的定格，同时也意味着终止。”这个拥抱成为也妮多年以后的美好回忆。哑叔的形象与也妮的父亲形象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是离家出走。哑叔处境困顿，对儿子心怀忏悔，哑叔早年离开儿子，致使儿子根本不认识他。可眼下“儿子躺在医院里，尿毒症，没有钱就只能等死。”在这种情况下，哑叔铤而走险，准备挖一条地洞盗取财物，来挽救自己儿子的病。“我都没养过他——我现在又是这个样子……没脸啊。等搞到钱，从邮局寄给他。不给他知道是我。”（《洞》）也妮得知这个秘密之后，决心帮助这位可怜的父亲。但父亲形象在也妮成长中的缺失，也直接造成也妮不可弥补的成长中的伤痛。最后哑叔儿子的死，使得哑叔挖地洞这件事失去了意义，他的忏悔变得失去了着落。

这三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模糊不清，都没有名字，具有速写式的勾勒特性，一方面这是小说叙事的自身要求，这些“父亲们”承担给子女“制造不幸”的叙事功能，并为子女的性格成长提供环境；另一方面，这些“父亲们”也是作者批判“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思想的意义承担。一般来说，“女性主义作家把男性统治女性、男性控制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称为‘父权制’ ”[1]。在锦璐的这三部小说中，“父亲”们在父权制的道路上都失败了，不是失去儿子，就是离家出走。锦璐撕开了笼罩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父爱”的庄严面纱，彰显了她女性主义作家社会批判的力度。

二、丈夫/未婚夫/男朋友形象：噩梦般的存在

锦璐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书写特色。她强调自己的女性写作立场：“身为女性，我当然脱离不了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体会生活。我以为，写‘私人性’的东西，不是不可以，但应该将女性天赋的自发性，细腻的情感与观察，还有描述，与试图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联系在一起。”[2]在她的女性主义写作中“试图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即“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两性关系是锦璐小说借以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设置，其中的男性一方，不论是处在婚姻关系中的丈夫，还是处于婚姻状态之外的男朋友、未婚夫或情夫，都是基于两性关系而存在的。在她的一系列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丈夫形象，《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的秦文道、郭明义、《给我看看》中的廖志书、《浴缸漏水》中的邱大伟、《爱情跑道》中的“男人”。这些男人形象在爱情或婚姻中，霸道、自私、无能，给女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的秦文道，出身农民，“披着一身黄土闯进城市，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拥有几千万资产”。（《一个男人的尾巴》）经营着本市最高档的酒楼——黄金海岸，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青年才俊”“成功人士”。但秦文道性格中有浓重的自卑情结，他最恨被别人看作是“农民”，喜欢用物质上的豪华排场，来消除自己内心的自卑。他母亲从老家带来一只叫六黄的土狗，当赵小蝶要带这只土狗出门散步时，秦文道极力阻拦，由于赵小蝶的坚持，秦文道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带六黄出去玩可以，但不能是吃过晚饭后大家散步的时间。也就是说，六黄要避开人。”（《一个男人的尾巴》）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秦文道因为这只农村带来的土狗，不是什么名贵犬种，担心被人看不起，但这种自卑心理又往往异于常人地实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中。秦文道甚至把性爱当成“实施报复的绝好办法”，并以此满足他的自私、霸道、征服欲和满足感。他甚至设下圈套，采用陷害、恫吓、收买的办法，赶走了赵小蝶心仪的男友匡一川，更有甚者，买通城管，打死了与赵小蝶相依为命的一条土狗，如果是出于挽回爱情的目的，尚可以理解，但做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可怕的报复心理。他对赵小蝶说：“告诉你，我不会让你好过的。你想离婚，我偏就不离。我就是要让你痛苦，要让你得不到你想要的！”这充分暴露了秦文道的残忍自私、卑鄙狭隘的一面。《双人床》中的孙玮晶尽管生活在中国现代化最充分的城市上海，但他的头脑里同样也充斥着腐朽的初夜权情结。在和苏婕的第一次性事之后，“孙玮晶从她身上翻下去，风轻云淡的说了一句，我以为你是第一次。”（《双人床》）这种思想在汪晨的内心深处也同样浓重，当汪晨发觉未婚妻陆小冰是一个处女之身时，“美滋滋地”，“心里禁不住嘲笑苏婕老公，媳妇还不是被他睡过，被他睡过之前还不知道又被谁睡过。”（《双人床》）把爱情理解为“占有”，而不是基于人格平等自由的灵魂上的吸引和喜悦，即使是上海、北京的白领男人，也还固守着这野蛮的男权意识。小说也隐含了作者对把性作为占有和支配的批判。在《补丁》中的李长海，采用欺骗、恐吓、死缠烂打的手段，成功地与张招娣结婚，但婚后的李长海和于寡妇鬼混。一次张招娣出于疑心在门外喊骂，“他竟然无耻到连衣服都不穿就出来了”。使张招娣倍感作为一个女性被侮辱与被伤害。

锦璐小说中还着力塑造了几个情夫形象，《双人床》中“男人”，年轻时与陆小冰的母亲是一对恋人，因“文革”都要被赶到农村，临别见面被红卫兵捉住，为了保护恋人，被红卫兵踢坏了……后来与有癫痫病的农家女儿结了婚。这个“男人”与陆小冰母亲来往，并非出于“纯粹的功利关系”或“最最令人不齿的交易”。这具有时代悲剧色彩的痛苦和无奈，陆小冰的母亲总结为：“感情啊，最后不得不给生活让位。”《洞》中吴静亚的情夫，“他老婆是个残疾人，可她老爸是个大官。很大的那种官。”最后没办法离婚，没能与吴静亚走到一起。曾一度让赵小蝶深爱的匡一川，“几年前开摩托车出了车祸，两个睾丸全伤了，就再也不行了。”（《双人床》）瓦蓝的“男人”也是因为车祸，“脑子有病，有毛病”（《半空》）成为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子。

锦璐的小说世界里的男性形象已经不再具有“男子汉”“伟丈夫”的英雄气概，相对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是身体阳痿，就是精神阳痿。这种对男性形象的“矮化”，一方面是出于小说叙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锦璐对男权思想、大男子主义的反感厌恶。在这一点上与上个世纪的张爱玲遥相呼应。在张爱玲的笔下，在涉及家庭中男女冲突时，“而作者的同情无一例外地放在这些‘不安分’的女人身上”[3]。

三、职场中的男性：“城市困兽”或龌龊者

社会是家庭的外在延展，家庭与社会既有相对的各自独立性，又有相互融通的一面。除了男人在家庭关系中的专横、霸道、自私之外，锦璐塑造的社会中的男性也多是庸俗、猥琐、市侩、唯利是图，充满乌烟瘴气的荒唐。

在事业上所谓成功者如郭明义、秦文道、孙玮晶等，他们的成功无非是攫取权力、占有金钱、拥有人脉。郭明义是靠了做过省委副书记的岳父，通过妻子——市委副秘书长薛芷君的运作，当上了机械集团董事长。权力的取得需要背景，正如薛芷君所言：“管你是老爹老娘老丈人的背景，还是七拐八弯姨姥姥的亲戚背景，认下的干爹干妈干姐干弟的背景，领导的跟班背景还是老板的小秘背景，总之，你得有背景。”（《一个男人的尾巴》）在家庭中郭明义需要时时“讨好”薛芷君，不仅承包了做饭等家务，还要在床上向薛芷君“献媚”。郭明义对自己的做法并非心甘情愿，他“看不起自己”，但他非常清楚，“可是如果他失去了地位，就要被人看不起。”最后郭明义欲望不断膨胀，徇私枉法、生活糜烂，“收了贿赂，而且数额巨大”“竟然在国外进了红灯区”。事发之后“很快就被检察机关立案，人也进了看守所”。郭明义从一个一线工人到成为握有重权的集团董事长，靠的不是个人的工作能力，而是通过姻亲关系的权力运作，最后的结局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靠自己打拼的秦文道又是另一番景象：他曾说出了他的成功经：“我和人交往，就是看他对我有没有好处可言。就算是芝麻大点，但我能利用上，我也会跟他好吃好喝的招呼他。哪怕他不对我脾气，或者根本不上道。我都不管。曲意逢迎，刻意讨好，有什么难呢？”（《一个男人的尾巴》）从这里可以看出，秦文道为了“好处”是不择手段的，利用蓝冬霞组织饭局，宴请、巴结公安局何局长，就是为了“好处”而“曲意逢迎”“刻意讨好”之举。另一位成功人士孙玮晶，利用大学同学做教委领导这一层关系，不仅帮助苏婕调动工作，并把本来被学校恶意拿掉的“优秀青年教师”名额，又硬生生地拿了回来，并使苏婕成功地当选为全市优秀。这些成功者所谓的成功，无非是利用权力，徇私枉法，占有公共资源。

而另外一些职场上的灰色人物，如《给我看看》中的廖书志、《浴缸漏水》中的邱大伟、《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的郭林，不仅在事业上毫无起色，就是在人格修为上也龌龊不堪。作为一个省的三流作家廖书志，“他骨子里是怕事的。从小到大他竟然没打过一次架，甚至在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之后，他的手竟也像他的胆子一样，软绵绵地提不起来”。（《给我看看》）离了婚的廖书志对同一座楼里的单身女人段丽娟，觊觎已久，为了接近她，竟然“玩了个策略”：半夜里把段丽娟的自行车的气给放了，然后又帮助段丽娟把自行车的气充好。这种下作猥琐的行径被识破后，遭到段丽娟的斥骂。后来竟然通过阳台爬进“段丽娟”的卧室……故事的结局是：在惊吓、暴怒、燥乱中，廖书志冲下了阳台。《浴缸漏水》中的邱大伟作为新闻部主任，竟然不停地给新闻部年轻貌美的顾拉拉打骚扰电话，真可谓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的郭林竟然自己注册网站传播淫秽影片。这三个职场上的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讲，他们在事业上并不占有优势，即使是在精神境界上，也是非常龌龊的。

结 语

锦璐小说塑造的一系列男性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事业中，都像一个个的“城市困兽”。他们工于算计，把男女关系也带上了算计的成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些男性身上残留着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腐朽思想。表现为蛮横、专断、霸道、虚伪。这些男性形象性欲亢奋，充满了占有、掠夺的自私。汪晨、郭林、裴虹的男友等就属于这一类。裴虹的男友性欲旺盛，“拖着伤脚，却丝毫不影响对此事的投入”。而其他的男性形象也都不具备高尚的品行。比如，留在北京的这帮人“就是要睡北京女孩。好像睡了他们就等于睡了北京，就等于在北京随地大小便了。”（《一个男人的尾巴》；《洞》中的行骗者，把吴静亚积攒的准备给女儿做植皮手术的黄金骗走，使她陷入绝望以至于自杀；还有的利用女人来贩毒卑鄙者。锦璐小说借助于这些男性形象，表达了对爱情的荒寒感，也抒发了对被“城市”和“欲望”吞噬了的人的同情，探讨了爱情的消解与重建、生存的焦虑与缓释，并为时代留下一份情感档案。锦璐的小说撕碎了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把人生的不堪和真相呈现出来。锦璐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作家，在她的小说中呈现出强烈的“审男意识”。

如果说锦璐在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身上寄予美好的想象，那么男性形象则承载了她对人性丑恶与社会正义的批判。作者对她小说中的女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而在男人那里，更多的则是抨击、嘲讽和憎恶，这当然作为小说叙事策略是必要的。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入手，则更加清楚地看到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立场。男性形象的普遍矮化，也是英雄主义叙事的坍塌，锦璐在这消解男权的后现代废墟上，试图重建男人和女人可靠的叙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