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望与人文怀想——锦璐小说综论

朱厚刚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锦璐坚持业余写作近20 年，为读者相继奉献了《城市困兽》（2002）、《双人床》（2004）、《弟弟》（2006）、《补丁》（2006）、《美丽嘉年华》（2006）、《灰姑娘》（2010）、《看你一眼有多长》（2010）、《你好吗》（2015）等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2005），另有散文集《绚丽之下 沉静之上》（2017）。其中，《双人床》获《中篇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补丁》获2006 年广西青年文学奖，她2010 年获第九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2011 获广西第六届文艺创作铜鼓奖。她生在西北，常住南方，这种方位的迁移与她的创作特质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锦璐的作品在横向坐标中应该占据何种位置，换一句话，她的文学史地位如何？在锦璐近20 年的持续写作之后的今天，应该是到了可以稍作检视的时候了。

一、锦璐小说创作的支点

在既有的锦璐作品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均将她的写作预置在底层叙事与女性写作两个维度中进行评述，这的确呼应了她作品的部分内核与作者的女性身份，但也留下了言不尽意的空间。察其写作史，在她开启小说写作的时段，确实是中国社会思潮领域的底层叙事正盛的当口，她的作品也多是直面女性境遇的作品。但从作家的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来看，总觉得未能探得至为重要的部分，她为底层和女性代言的驱动力与可能性都不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因此，有必要对锦璐作品的来源进行慎重的研究，借此观察到文学的种种关联性。

文学史的迹象显示：每一位作家的写作都有所依凭，这是他们赖以存身的区别性标志。韦勒克1949 年出版的《文学理论》虽然对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提出了批评，但也同时承认，“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依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诗人的作品可以是一种面具，一种戏剧化的传统表现，而且，这往往是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的生活传统的戏剧化表现”[1]81。因此，本文坚持从作家的传记史料开始寻找作家创作的原初动力。小说家的散文作品其实并不是他们为表明能够持续写作的应急之举，不是小说写作的边角料和偶尔为之的余兴，而是很好地理解其人其文的史料，是观察作家的禀赋、气质、性格、情趣、家世、交谊、成长经历与思想来处的极好材料。散文写作时的锦璐观察细腻、文笔雄浑，留下很多鲜活的生活细节。因此，《重返故乡：一个旁观者的自白》《让我向你致敬》《一代人去那里相互问好》等文就成为理解锦璐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献资料。2015 年的回乡之旅，激发了锦璐思考自己与故乡的关系，也让读者得以看到锦璐创作的来处与根底。就此回看锦璐的人生经验与教育背景，或许可以有一些新的结论。

锦璐的父亲是广西宾阳人，20 世纪50 年代为逃离成分不好的原生家庭而到哥哥当兵的新疆驻留，与同样遭受身份贬抑的来自山东的援疆医学院家属子弟“将就”结合，让锦璐于1975 年成为新疆乌鲁木齐人。父亲、母亲在家庭出身、个性气质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显现，双方各自看不惯对方，但在第三方的女儿眼里，两人又不是父母眼中的模样。在锦璐看来，自己的父亲擅长画画，喜欢摄影，敢为人先翻录邓丽君的歌曲；母亲喜欢逛街、热衷打扮、喜欢上海，却又能追求上进，成为业务标兵。父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选择带给锦璐对人世的最早思索。当锦璐提笔写作时，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便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一错位现象在共和国前几十年内比比皆是，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1951）便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书写，也是此后几十年内中国人婚姻选择的缩影与宿命。小说人物高加林与孙少平的人生故事与爱情经历，其实也可视为这一现象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接续，历史的前因可追溯到城乡分治的社会格局。当锦璐开启文学世界的营构工程时，这一现象便成为她刻画人物的重要布景。

应该说，城乡关系及其对几代中国人的身心影响，构成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城市成了农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不尽的财富和诱人的享受和娱乐。同时还是个使人有出息的地方，农村的优秀人才都到了那里，那里有学问，更有权势。就某种意义而言，农村的正式领袖已经部分地流入了城市，化为新旧市民。”[2]179这样的进程伴随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也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过程，农业国度的城市化及其诸种问题是中国人无可逃遁的一种命定。“但是，城市也是农民嫌恶的地方。近代都市无不带有殖民色彩，所有的只是并非由于正常的工商业发展而致的畸形繁荣。城市是个剥削、坑害农民的地方，是藏污纳垢之处。”[2]179当90 年代初苏童写出小说《米》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现象的历史追踪。共和国时期的文学，最深处的困惑其实也是在面对城乡分治这一话题。锦璐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给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历史反应。《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秦文道那根长长的农民尾巴揭示的便是身份政治对人的后续影响。

父母虽然各自持有不同的处世哲学，但锦璐的物质生活还是相对富足的。20 世纪80 代初，锦璐家中的人造革沙发是来看电视的其他小朋友从未坐过的，家里购买的电视机还让小小的锦璐恣意地享受了一把，她孩子王的地位也就此奠定。她还观看了1981 年11 月中国女排夺得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的场面，这便是日后的热词“女排精神”的历史起点，由此锦璐6 岁的个人记忆开始汇入了时代的大潮之中。1995 年，锦璐来到广西工作，回到了父亲的出生地。记者身份与副刊编辑，让她可以到很多地方进行文化考察与采风，广西南宁、北京香山、广西凭祥、广西荔浦、重庆、香港……尤其是她在十年间五赴云南，在西双版纳、甘孜、蒙自、和顺留下了足迹与打量的眼眸。其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她考察的着力点。在她的人生历程中，广西逐渐成为她的常住地，她对南方的理解与对新疆的把握构成了她创作的一个底色。而文化观察者的角色，让她对并非熟悉的底层生活可以有更多的亲近可能，媒体人的身份也让她能接近中国社会累积而来的社会断裂诞生的底层问题。笔者曾就底层叙事与创作初衷的关系询问过锦璐，她称“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对社会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对底层写作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其实我在写作时没有刻意追求或者主动追求底层写作，我经常是会由一个场景激发了想象，以此来处理故事构成”。这段话应证了笔者阅读锦璐作品的感觉，她更多是借助这样的时代背景铺陈故事，因为生活是杂乱的，但是艺术需要形式。长时间对锦璐底层叙事动因的语焉不详，与王安忆《长恨歌》被定义为上海旅游指南而遭作家强烈反对的境遇一般，提醒读者应当适当注意和尊重作家的原意阐释。

诚如锦璐所言：“站在今天往回望，我是通过亲人间板结、僵化的关系认识这个世界的，是通过特定的一代人与命运的较量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时代变迁之中社会阶层、个人生活震荡变化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将我作为旁观者的观察纤毫毕现的文学作品认识这个世界的。”[3]31这些人世的成长与历练，成为她精神资源的起点，也是她看待这个世界的支点。按照她的说法，写作者的感受由情感世界与审美能力构成，而前述这些基本构成了她的情感世界。

二、锦璐的阅读与文学观念

应该说，阅读与写作是作家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也是作家审美能力与技法训练的重要来源。因此，作家的阅读交谊、读书笔记与阅读书目无疑是作家传记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势必是理解作家文学观念、创作资源的必要参考，更是作家史料累积与经典化的必要部分。虽然当代作家并不能或不会留下较为完备的阅读史料，但是在相关的序跋、访谈、自述文字中，总会或多或少留下阅读的印记，这给文学研究带来了便利与可能。这可以让研究者贴着作家的原意，贴着作品的真貌，贴着孕育作家作品的历史去解读，从而给出恰切的阐释。

锦璐大学念的是音乐系，毕业后从事记者与副刊编辑工作，离本科专业相距甚远。因为受到“作家”的感召而开始阅读与写作。应该说，她的阅读与从小立志成为作家的同行有一定的差距。锦璐5 岁便在母亲的督促下背诵唐诗，7 岁学小提琴并练习书法，不准玩土、玩水、玩沙子，不能钻树林、钻草丛，不准疯跑、疯跳、疯笑，以成为淑女作为培养女儿的目标。因此，后来她称自己没有太多童年的乐趣，也对大自然缺乏沈从文般的观察与描写能力，但这锻炼了她安静独坐的能力，这对写作与阅读都是必要的保障。她很早就看《格林童话》与《安徒生童话》，三年级就开始读《班主任》《小二黑结婚》《大淖记事》《边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飘逝的花头巾》等作品，8 岁的她尤其对《爱，是不能忘记的》印象深刻。当然，这些构成20 世纪80 年代文学史的诸多作品并不能被她真正理解，也不会产生写作的冲动。1988 年，老鬼的《血色黄昏》对锦璐的触动非常大，这让13 岁的她更加理解父母亲所经历的那些岁月及其残酷，对婚姻中“门当户对”的理解有了新的看法。这些文字虽有事后追忆的性质，但是孩提时代的阅读无疑会成为个体知识储备的底色，构成同时并存的文学秩序，会在写作中弥散开来。

作家池莉20 世纪90 年代的《来来往往》成为锦璐创作的一个激发点，她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阅读就是这样，你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被对你胃口的文字所吸引。阅读《来来往往》的兴奋劲儿，让我从小到大的观察和感悟活跃起来。当我试着提笔写这类题材时，完全进入到了得心应手的状态”[3]27。于是，评者便在当代文学史的篇目中找到契合锦璐的这一脉作品，也可将其置于这一历史的长时段中去评价。锦璐在阅读中更新着阅读，她曾询问过一些作家的阅读情况，他们的“杂乱”阅读让她印象深刻。她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自己阅读情况的文字，给读者和研究者理解其作品带来了新的便利。2017 年初，锦璐从广西日报社调至广西文联工作，任文学艺术研究室主任，更加频繁地接触文艺创作情况，这也是一种阅读的积累。虽则工作任务较紧，她依然保持业余写作的身份姿态。

在自行阅读过程中，锦璐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观念，她认为：“小说必须要有独特的思考，有丰富多采的经历成功转化为一种内在生命体验的思考。一部小说的文化价值在于通过关注个体来关注生命。因此，一位作家的终极任务也必须是通过他的文字来关照命运、关照时代。”[4]这样的文学理解，与前述她的创作支点取得一致，也是一种带有温情关怀的小说观念。“我关注当我们对富裕、自尊强烈诉求时，在展示丰厚物质和身份冲动时，我们的心底还有没‘善’和‘爱’，有没有与财富、自尊相生相长的精神向度。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所滋生的社会矛盾充斥着每天的新闻。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我们的周围，甚至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5]给出对社会情绪与文化心理的独到见解，应该是作家的任务之一，锦璐的思考无疑切中了要害。锦璐对社会结构中的生活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我对时代、阶层带给个人的生活变化与精神变迁特别关注”。这应该是锦璐创作的核心密码，也是她能踩着“底层叙事”潮流鼓点的原因所在。

对于几十年坚持业余写作的锦璐而言，写作的甘苦真是唯有自知。“更多的时候小说创作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另外一种行走’。在这种如苦行僧式的行走中，我更多地看到了我们必须赖以生存的世界的真相，看到生命本身的脆弱与局限，也看到人性中永不泯灭的温暖与光芒。”①在行走中观察，在观察后写作，在写作中受苦，在受苦中获得相信，这应该是属于锦璐的文学心得。在具体的展开与形式的设计上，锦璐亦有自己的择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得太快，人们心理建设出现断层，新的价值体系没有确立，普遍存在着无所傍依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恐慌。很多作家都在对这种现实进行思考，寻找各自的通道构建作品。我的通道是从‘爱情婚姻’切入”[5]。爱情婚姻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却是牵连甚广的一环。锦璐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的婚恋处境的洞察与持续关注成为她写作的一个特点。

而这一问题又是那般容易遭受误解，面对女性写作及其诸种问题，锦璐有清醒的认识。2016 年接受访谈时，她认为“作家有性别之分，但是一个成熟作家的笔下世界，就是作家视角”[6]48。在创作出好作品的路途上，女性写作者面临的困难更大，需要作出的努力更多。在锦璐看来，小说是个体性的，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心灵景象，女作家在写作时要努力让读者忽略掉作家的性别，才能走出阔大的未来。从访谈的文字版可以看出，锦璐其实对“女性主义”的评价颇有不以为意之感，反而内行地认为“作家在创作中，实质上就是面对自己、拆分自己、解剖自己”。由此可知，锦璐对写作的理解与预期都是专业且高远的，试图超出狭隘的女性主义范畴。

锦璐其实已经在试图挣脱女作家的限定，这提醒人们若将锦璐置于“70 后”女作家的范畴去评述时，要注意以代际或社会阶层划分做根据不足以解释锦璐文学的核心秘密。作为经历了南迁的西北人，锦璐似乎并没有与其他“70 后”那样“在某一特定年龄上的一批人才能在同一个敏感的年龄时期内经验到重要事件”。在1989 年的下半年，由于参与发动班级改选且因母亲的加入，她“叛变”了预设方案而遭到全班同学的集体嫌弃，这是她较为深刻的人生体会。她写作时调用的经验更多是属于个人的。因此可以说，锦璐就是锦璐，她接受与接续的应该是《我们夫妇之间》《爱，是不能忘记的》《来来往往》这样的文学滋养与文学史脉络，且这样的写作同样具有文学史可能。

三、锦璐的文学史位置

正是由于锦璐底层叙事的动因并非来自相同阶层的感同身受，所以其作品的真正闪光处并非在于关怀底层的情怀，这并非认为锦璐笔下的底层人物是失败的、隔膜的。《弟弟》《美丽嘉年华》《洞》等作品刻画的小拖的执拗性格、陈柳英的无奈沉迷、也妮对情感的执着追求及其原因都提示着更多的涵义。《爱情跑道》《城市困兽》《双人床》《浴缸漏水》对都市情感生活的观察与书写，也不具有独此一家的地位。如爱情的虚拟性或虚假性一直存在着，并不因时代的改变而变化，顾城爱情王国的坍塌与他对爱情的态度，其实正表明了这一点。

前述从传记史料的应证与作家小说观念的形成两个角度，将锦璐作品与底层叙事、女性写作的关系做了辩证。于是，锦璐创作的文学史定位就如期来到我们的面前。按照韦勒克的提醒，“我们必须把文学视作一个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完整体系它在不断地增长着”[1]306。在分析创作主体的经历、阅读、交谊诸种情况后，有必要回到文学作品内部，仔细分析其内在的构成，再将之放在一个“完整体系”中。

应该说，锦璐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还是调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生活写就的部分，这是她小说的结构性存在。散文《让我向你致敬》（2008）中母亲与同事们的集体烫头染发的举动，几乎原样纳入小说《补丁》中，写出了鲜活的工厂女工生活与女性相处的微妙心理；《一个男人的尾巴》中却是姨妈姨父的交往与交换、赵小蝶与母亲的关系成为亮色，秦文道与赵小蝶的关系在其他篇章多次重现；《双人床》中博城的几户家庭生活的不同剪影揭示了人际关系的前情，双人床的隐喻意味与四个男女的错位倒显得平常。这些是她作品中最有画面感、细节感、也最俘获人的地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锦璐作品的重要的故事时间段，这段历史是与她同在的一段历史时间，她对这段历史生活有着自己的体味与观察，录音机、露天电影、交谊舞、披肩发、电子手表、喇叭裤、时兴成衣、邓丽君、《霍元甲》、《上海滩》、《少林寺》等成为这代人生长的文化背景。她说“成长的岁月，令我在一个孩子直观的感受中慢慢融入了写作者的观察。在抚去物质的更新换代带来的眼花缭乱之后，我嗅出那如水流过的时光，浸润着一种新鲜原始的气氛。就像料场的草料，在雨后散发出的那种洇湿的味道，让人有种手脚发痒的冲动”[3]122。可以说，这就是锦璐说过的经过省察的生活，也是一位70 年代生人对此一个时代的书写与怀想。她开笔写作约在2001 年，故而有一种回望与打量的历史姿态。其中，锦璐关注的关键词是人文。锦璐经受了三年音乐系的系统训练，她散文中提及的唐朝乐队在1990 年代于中国摇滚乐的意义，对腾格尔歌唱的推崇与对当下“唱歌”热的厌弃，都是人文的部分体现。她作为一位文化观察者，在散文《幸福经济学》《幸福是一丛灌木》《和谐的彼岸》《那里的情怀》与《“诗和田野”到底有没有》以及对电影《一个勺子》的推崇，持续表达对人文的趣味与守护。

小说《灰姑娘》与《看你一眼有多长》是2010 年的作品，更是写出了文学青年的历史遭遇与人文的变迁轨迹。锦璐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圆明园文艺家群体的新闻报道，在一批校园诗人重出江湖之时，写下了这两篇较为独特的作品。《灰姑娘》里麦多多用一种近乎病态的执拗来宣誓自己的文艺女青年身份，背后深藏着的是一种对文学的热爱与人文溃败的哀叹，1994 年的那张泛黄的用稿通知单在时代的变迁中变得越发地残破与颤巍巍，直至麦多多为它争执而无端被杀，她的身死未必不是一种暗示与隐喻。作家在叙述英子（即麦多多）堕落时，其实是有着巨大的不忍之心的，但是她孤身一人，实难找到不下滑的办法。《看你一眼有多长》里老董的孤僻、潦倒、不合时宜以及最后的死于非命的结局；平哲支撑《诗早报》的仗义以及私人生活的落魄，为了家人而开口借钱甚至给企业与家庭杂志卖文；陈以莨因为外力的介入而被停止诗歌活动，在得到刘铭过的帮助后整理过去的诗稿与历史遗迹，都在讲述着诗歌在几十载光阴中的沉浮。老董的死、诗友见面会的成功、陈以莨的重出江湖实在依赖于刘铭过这样一位被诗歌生活感动的晚一代人的帮衬。刘铭过虽然成为罪犯，但他更是诗歌生活的持灯者与守护者。最后妻子慕林林挺着孕肚对刘铭过的原谅与等待，让读者看到了一抹的亮色。

通过锦璐笔下的人物，读者甚至可以看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1995）中林多米的孤独而又桀骜的身影。林多米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期对诗歌的迷恋与误入歧途，对冒险生活的热衷与亲身实践，对情感生活的过分自由的追求与受伤，对逼仄省城环境的厌弃与逃离，对婚姻的退步选择以及北京生活的热望，都在应证着一代文艺女青年的多维生活。相较而言，麦多多显然没有林多米那般幸运，脸部的烧伤、困难的家庭、被销毁的刊物都让她如同自己笔下《寒露》所写的：“只有我、还要在这里执着地等”。可以说，在老董、平哲、陈以莨、麦多多、林多米、老宋等人共处的历史情境中，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在锦璐的笔端呈现。锦璐这两部作品的叙事有新的变化，但萦绕其间的是一种无力感，“当我在小说中借人物的斗争一次次表达对精神世界、对理想主义的追问，就是表达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回避却又无处得到答案的问题”[6]53。她笔下这段诗歌（诗意）生活的远去与人们的无能为力，让读者不胜唏嘘，让人隐约读出了老舍在《断魂枪》与《茶馆》中流露的惋惜之意，这惋惜，依然是人文的而非实用的。

总之，找到“人文”这一关键词，论者就可以把锦璐的文学创作过程同某种价值和标准联系起来。而之所以要追索锦璐的教育背景与阅读书目，乃在于想把文学史过程变为互相关联的事件与作品，并能指认出单个作品的历史个性，进而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锦璐对人文传统的使用与强化，是对外在因素对人文贬抑的一种反拨，她的作品就在这一“完整体系”中确立自身的价值与方位。

注 释：

①此为锦璐获得第九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时现场的答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