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企业研发投资

宋文娟 李奕

【摘 要】 降低税率、改善税制结构能够减少企业现金流出，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文章基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背景，探讨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影响机理，通过对2010—2017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的确存在挤出效应，间接税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更大，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提高，税制结构在缓解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投资挤出效应中具有积极作用。根据上述结论，文章提出增强税收激励政策的普惠性和连续性、强化企业实质性研发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加强间接税收激励政策等建议，以期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关键词】 税负水平; 税制结构; 研发投资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9-0128-06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研发投资是驱动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研发投资相关研究侧重于企业特征、公司治理和外部环境层面，而税负水平、税制结构等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尚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实际上，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对企业创新及其效率也会产生重大影响。降低税率、改善税制结构能够减少企业现金流出，增加企业创新投入，税负水平过高则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挤出效应。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税负水平高低已成为社会公众争论和关注的焦点。有企业家直指“中国税收全球最高”，有学者认为高税负导致我国实体企业利润微薄、创新不足、生存困难。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言过其实。这些争论孰是孰非？我国现行税负水平是否导致企业创新不足，影响企业创新效率？本文基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背景，考察了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结果表明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的确存在挤出效应，并且间接税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更大，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将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提高，税制结构在缓解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投资挤出效应中具有积极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

企业研发活动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阻碍企业获得外部融资。企业研发投资更多依靠内部资金进行，为了缓解市场失灵导致的企业研发投入低水平，政府通过直接参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方法试图矫正市场失灵，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研发活动具有寻租风险低、中性特征等优点[ 1 ]，对研发活动有激励作用[ 2 ]。税收政策是政府支持研发活动的常用手段，但税收优惠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税收政策激励研发投资并不是万能的[ 3 ]，税收激励缓解部分市场失灵的同时，也会加重另一部分市场失灵。部分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产生了激励作用;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会激发企业避税动机，企业通过增加报告的研发收入，降低税收负担，导致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有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加大创新[ 4-5 ]、增加研发投入[ 6 ]，只是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的企业间存在差异。江静[ 7 ]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与内资企业的研发支出没有显著关系;夏力[ 8 ]通过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只有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才能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袁建国等[ 9 ]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则不明显，并且税收优惠对不同产权、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较大。一些研究亦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中政府放弃的税收收入并没有被足额高效地投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中[ 10 ]。

（二）税负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已有税负水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等领域。国外学者对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得较为广泛与透彻，但研究结论表明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国内研究更侧重从国际比较或规范分析的角度分析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由于计算口径与比较标准的差异，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增长过快，宏观税负水平偏高[ 11 ];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增长趋势明显[ 12-13 ]。税负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14 ]，这一扭曲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15 ]。而刘海庆和高凌江[ 16 ]使用PVAR模型对省级单位面板数据分析认为，税负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阻碍经济的增长。此外，税负水平通过投资[ 17 ]、消费、技术创新等要素的影响间接改变产业结构。吴祖光等[ 18 ]实证研究发现，税收对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降低所得税税率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企业研发;税收负担加重了未来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即使现金流降低较少，研发投资也会有较大的减少。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税负水平越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越低，即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三）税制结构方面的研究

税制结构是指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税负是否可以转嫁把税收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相对而言，直接税具有更大的经济调节作用，间接税具有更大的收入和财产存量的调节作用。在一国的税收总量中，如果间接税占比较高则意味着更注重经济效率而轻公平，反之，则意味着较注重公平而缺乏效率。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成为衡量一国税制体系效率与公平的重要指标。

我国税制结构的特征：（1）流转税税负偏重，所得税税负偏低;增值税名义税负低，实际税负高。（2）第二产业税负比重大，第三产业税负比重小，资源型、生产型行业税负较重。（3）东部税负高，中西部税负低[ 19 ]。

从理论上来说，直接税没有办法转嫁，会对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间接税具有转嫁性，对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 20 ]。我国税制结构与西方国家差异较大，黄夏岚等[ 21 ]认为，我国税制结构对间接税的依赖较大，并且地区间税制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税制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更有助于看清不同税种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比重越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越高。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比重越高，越有助于缓解税负水平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7年度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避免缺失值及特殊情况对结果的影响，对样本做了以下处理：（1）剔除了发明信息披露不完全的公司;（2）剔除了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3）剔除了税负水平（Etr）大于1或小于0的公司。本文有效观测值11 325个，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以及《中国税务年鉴》。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控制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为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估计结果有效性的影响，本文采用稳健的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选用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度量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投资（RD）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投资的衡量既包括研发投入，也包括研发产出，具体指标既有绝对量，又有相对量。本文分别从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方面衡量企业研发（RD）。借鉴李维安等[ 22 ]的做法，克服企业规模的影响，选取研发投入强度（当年企业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RDin）作为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变量。

企业研发产出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考虑到专利质量的差异，发明更能体现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发明作为企业研发产出的衡量标准。为克服企业员工数量的影响，选取发明人均产出（企业当年获得的发明与企业员工数量的比值，RDout）作为衡量企业研发产出的变量。

2.解释变量

税负水平（Etr）和税制结构（Tax）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借鉴已有文献，选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税制结构（Tax）的变量。直接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契税等，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借鉴吴联生[ 23 ]的实际税负计量方法，选取企业所得税费用与息税前利润的比值作为衡量税负水平（Etr）的变量。为进一步检验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交互影响效应，特引入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交乘项（Tax×Etr）。

3.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选取以下变量控制可能影响企业研发的其他因素：资产规模（Size），选取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选取企业年报披露的资产负债率;成长性（Growth），选取营业利润增长率;产权性质（State），国有企业取“1”，非国有企业取“0”。Indu和Year分别是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变量测量方法见表1。

（三）模型设定

参考国内外研究文献，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检验税负水平、税制结构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其中：RDi，t表示第i家公司第t年的企业研发，分别用研发投入RDin和研发产出RDout衡量;Etri，t-1表示第i家公司第t-1年的税负水平;Taxi，t-1表示第i家公司第t-1年的税制结构。模型（1）主要考察税负水平与企业研发的关系，验证假设1。模型（2）主要考察税制结构与企业研发的关系，验证假设2。模型（3）考察税制结构对税负水平与企业研发关系的影响，若Etri，t-1×Taxi，t-1显著为正，说明税制结构调节效应成立，从而验证假设3。

四、实证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其中，RDin最大值为1.7357，均值为0.0465，最小值为0.0001;RDout最大值为1.312，均值为0.0071，最小值为0。说明样本公司间研发投入和研发產出差异较大，且整体水平偏低。Etr的最大值为25.4530，最小值为0，均值为0.1248，说明各企业税负水平差异很大，整体水平较低。Tax的最大值为2.1324，最小值为0.1913，均值为0.6011，说明各地区税制结构差异较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其中，RDin与Etr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0.1801，p<0.01），RDout与Etr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0.0851，p<0.01），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与税负水平负相关，初步验证假设1。RDin与Tax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0.1625，p<0.05），RDout与Tax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0.0772，p<0.05），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与税制结构正相关，说明直接税比重越大，研发投资越多，初步验证假设2。Size与RDin和RDout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规模对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Lev与RDin和RDout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负债率对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Growth与RDin和RDout的相关系数为正，说明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

（三）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税负水平、税制结构等因素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笔者利用前文建立的检验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首先，分析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税收活动会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税收需要现金支付，并且支付时间刚性，税收现金流出会削弱企业研发投入能力，从而对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通过表4中模型（1）的结果可以得知，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税负水平变量Etr对研发投入变量RDin和研发产出变量RDout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1%水平显著，这意味着企业税负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越低，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具有挤出效应。究其原因，高税负水平会增加企业现金流出，从而减少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影响研发产出。因此，降低企业税负水平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

其次，考察税制结构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理论上认为，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所占比例越高，公司研发越少。从表4模型（2）的结果可以得知，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税制结构变量Tax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这意味着相比间接税比例高的地区，间接税比例低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水平更高。这一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验证了假设2。也进一步说明，降低间接税所占比例，将减少税收对企业研发的挤出效应，非税收入改革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资。

最后，考察税负水平、税制结构及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交乘项对企业研发的影响。表4模型（3）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交乘项对研发投入RDin的影响显著为正，并在10%水平显著。这意味着税制结构缓解了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而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交乘项对研发投入RDout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意味着税制结构对税负水平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不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0—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结果表明：（1）税负水平越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和企业研发产出水平越低，即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的确存在挤出效应;（2）税制结构越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和研发产出水平越低，其中间接税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更大，因此降低税制结构中间接税的比重将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和研发产出水平的提高;（3）税制结构缓解了税负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而对税负水平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不大。

为减少税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大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增强税收激励政策的普惠性和连续性

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资质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税收激励政策的普惠性，而税收优惠政策的短期性也大大降低了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应当制定适用范围更广、适用时效更长的税收政策，一方面提高税收政策的普惠性，激励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各种资质的企业积极进行研发投资;另一方面有助于大大减少企业的短期行为，促进企业长期研发投资发展。

（二）强化企业实质性研发投资的税收优惠力度

加大企业实质性创新的税收激励力度，既鼓励企业的前端研发投资，又鼓励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前端研发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投资风险，补贴研发投资收益。研发转化环节税收激励政策，如将税收激励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结合起来，有助于研发成果的推广。

（三）加强间接税收激励政策

现阶段，我国间接税占比高于直接税，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约为7：3。数据显示，直接税收激励占我国企业研发投资税收激励的70%，而间接税收激励仅占30%。由于税制结构和税收贡献的不协调，严重削弱了以所得税为导向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因此，在现行税制结构下，应加强间接税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特定行为进行奖励，剥离企业税收优惠与企业获利之间的关联性，增强税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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