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再检验

邱强 洪文杰

【摘 要】 在国内审计市场，大所是否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文章以1999—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裁决性应计数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以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定义审计质量，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相比国内本土事务所，国际四大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对公司盈余管理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向上盈余管理的抑制上;但就国内本土事务所而言，市占率越高的大所并不一定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其所审计的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程度反而更大，面临的审计风险也更高，说明在鼓励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时，需注重加强后续监督指导。

【关键词】 事务所规模; 盈余管理; 审计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18-0140-07

一、引言

会计师行业是一个特殊产业，其与受查客户间具有双边独占（Bilateral Monopoly）的行业特性，这在中国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会计师事务所需要考虑经济效应和声誉效应，一方面要出于经济考虑，为追求更大的市占率，不惜以降低审计质量来留住客户;另一方面要考虑声誉影响，通过维持较高的审计质量来树立品牌声誉。那么到底哪一种效应影响更大呢？

在审计市场，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因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审计服务的质量。DeAngelo[ 1 ]认为大规模的事务所往往能够提供更高的审计服务质量，这是因为大规模的事务所如果因为审计质量问题而声誉受损，将会失去更多的获取未来准租（quasi-rent）的机会。“深口袋”（deep-pockets）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四大的审计品质较高，一个相关解释认为，由于规模较大，国际四大更重视自身的品牌和声誉，其在全球都能维持相同的审计品质水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2 ]。那么中国审计市场是否也是如此？有研究指出，一国的法律体系能够影响国际四大的审计行为及其对审计客户确认应计金额的态度[ 3 ]。故此，引发思考：在目前中国还缺乏完善的法律环境和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程度下，国际四大是否还能维持其同等的审计质量？同时，近年来一系列审计违规事件，也引发外界对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质疑。

基于此，本文以事务所抑制公司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能力作为审计质量的定义，在过去研究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影响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审计市场的独特性重新检验事务所规模因素与受查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联性，力图为中国审计市场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性，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在西方成熟市场下，国外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一致意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与品牌声誉，能增加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在许多研究中，国际四大甚至被当作高审计服务质量的代名词。Krishnan[ 4 ]研究了四大与应计利润的相关性，发现四大比非四大报告有更低的应计利润，证明了四大具有较高的审计质量。Behn et al.[ 5 ]证实，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不一致。Francis et al.[ 6 ]和Choi et al.[ 7 ]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事务所越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并能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总之，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四大代表了更高质量的审计。

国内不少文献对大所能否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支持的观点认为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同样保持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大型事务所更能抑制公司操纵盈余。如漆江娜等[ 8 ]研究发现，经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操控性应计略低于国内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蔡春等[ 9 ]发现，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高于前十大事务所。吴水澎等[ 10 ]以2003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考虑了自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十大，而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又高于国内非十大。宋衍蘅等[ 11 ]发现，国际四大在抑制操纵性应计上表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而国内所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林永坚等[ 12 ]对可操控性应计进行了进一步细分，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克服了自选择偏差，对国际四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与本土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操控性应计更小，而且在区分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方向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正向操控性应计显著更小，而负向操控性应计则与本土事务所没有显著差异。郭照蕊等[ 13 ]采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为视角，研究发现国际四大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不支持的观点认为国际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没有显著差别。夏立军等[ 14 ]发现，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没有显著性差异。原红旗等[ 15 ]选取2001年沪市A股数据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意见具有明显的影响。刘峰等[ 16 ]认为，与非四大相比，四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法律风险更低，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某些方面来看，四大甚至比非四大更不稳健。王良成等[ 17 ]认为，大所具有“相机决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審计质量，大所的审计质量并不是一贯的高。郭照蕊[ 18 ]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在审计质量上没有显著差异，某些年度的四大甚至比非四大更差。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大所在抑制盈余管理上表现出高质量的审计，而我国的实证研究表明，不管是国际四大还是国内大所，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表现出的审计质量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可能与我国的制度背景及样本选取的时间窗口较短有关。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仍需重新检验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在审计质量的研究上，DeAngelo[ 1 ]以会计师个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观点来探讨审计质量的议题，发现单一客户对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影响较小，换言之，事务所规模愈大，审计工作愈独立。尽管国际四大在我国所占的市场并没有发达国家市场那么高，但其规模比国内事务所要大得多，而且由于其全球性声誉，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将面临更大的损失。此外，大规模事务所拥有更为专业成熟的审计技术及审计程序，因此，大规模事务所更有专业能力发现客户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題，据此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较之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更高。

盈余管理按其方向可分为向上盈余管理（Upward Earnings Management）和向下盈余管理（Downward Earnings Management）。向上盈余管理以调高企业利润为目的，向下盈余管理以调低企业利润为目的。Kim et al.[ 19 ]利用美国市场数据发现，四大能够抑制管理层做高盈余的动机，但无法减弱管理层做低盈余的动机。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因为向上盈余管理更符合企业管理层最大化其利益的动机，因此，除非为了一些特定的目的事项（股票逆回购、延迟纳税等），企业一般不会进行向下盈余管理。同时，管理当局对向下盈余管理更容易以会计稳健性原则为借口，使得会计师很难有力证明其向下盈余管理的不恰当性。但从会计师及事务所角度来看，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人们更关注向上盈余管理，依赖审计报告的投资人在对高估企业利润的审计师的诉讼中更容易获胜[ 20 ]。投资者常常会因为投资失败而起诉企业或者注册会计师，却没有投资者因为相信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错失投资机会而起诉注册会计师，据此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与向下盈余管理相比，国际四大能显著抑制公司向上盈余管理。

Antle[ 21 ]认为，审计师是公司组织契约中的一个经济代理人，审计师的动机是内生于这份契约中的，审计师按最大化效用的原则来决策和行动，审计师和公司所有者、经理人构成了一个双代理人的代理模型。既然动机影响行为，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审计师为了获得客户，会对不同盈余管理需求的公司采取不同行为。由于管理者权力对企业年报审计师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力，管理者有可能对审计师施加影响或拉拢审计师共同作弊。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集中的审计市场，中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①，本土事务所的市占率显著高于国际四大，但市占率越高的本土事务所，其审计违规现象却屡有发生。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在本土事务所中，市占率越高的事务所是否会为了进一步扩张市场的需要，对公司盈余管理（特别是向上盈余管理）采取默认态度，以获取更多的客户，据此，提出假设3。

H3a：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中，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较之其他事务所，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更低。

H3b：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中，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较之其他事务所，其对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更低。

H3c：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中，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较之其他事务所，其面临的审计风险更高。

三、研究设计

当变量Y表示绩效调整后的裁决应计数的绝对值（ABS_EM）时，上述模型用来检验假设H1;当变量Y依裁决性应计数的正负分别以UP_EM及DW_EM代表时，上述模型用来检验假设H2。本文实证模型中已控制年度效果与产业效果所带来的差异并做模型的残差异质变异调整测试（Heteroskedasticity of Residuals Test）以确保模型不受残差变异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程度，通过上述盈余管理估计模型得出。解释变量BIG4代表查核会计师事务所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引入了资本密集度（CAP）、资产负债率（LEV）、本益比（PE）、重大股权变动（CISE）、经营绩效（LOSS）、公司规模（SIZE）、销货成长率（SGR）、经营现金流量（OCF）、审计意见类型（GC）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1999—2015年中国上海交易所与深圳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剔除了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产业特性较为特殊的行业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值23 694个。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台湾经济新报（TEJ）中的中国资料板块，以SPSS与STATA等统计软件执行相关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1999—2015年间不同公司的裁决性应计数差别很大，最大值为1.0433，最小值为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由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只占样本公司的6.26%，更多上市公司选择了非四大进行审计服务。公司规模、本益比、资本密集度、销货成长率、经营现金流量在不同公司间差别也较大。财务杠杆比率的均值为51.71%，从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比接近1：1，公司负债略高于公司所有者权益;近三分之一（34.2%）的上市公司具有重大股权变动经历，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活动较为普遍;有10.23%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不佳，出现了亏损，但只有2.17%的上市公司收到了审计师签发的对继续经营有疑虑的修正式无保留意见。

（二）假设检验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国际四大对客户公司盈余管理抑制程度的回归结果。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说明各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以下的分析提供了充分保证。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BIG4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国际四大可以更有效地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验证了假设H1。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对于向上盈余管理，BIG4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对于向下盈余管理，BIG4的回归系数却显著为正，说明国际四大对公司向上和向下盈余管理的态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对向上盈余管理更为谨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程度更低，因此，国际四大可以显著抑制公司向上盈余管理，这与假设H2的预期一致。

针对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对于受查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以及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风险做相关检验。本文以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签证家数为基底来衡量其市占率（Market Share Ratio），将市占率高于10%以上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定义为NB4_0.1，市占率低于10%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定义为NB4_0.1N，据此区分为两个群体。本文同时以三种不同构面来执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间的差异检定。第一构面是检定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对于受查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抑制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表4（1）。第二构面是当区分盈余管理行为后，在意的是向上盈余操控，因此针对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对于受查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作检定，即表4（2）。由于社会投资大众更在意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尤其是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所以第三构面分别以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三年审计查核风险（Risk3year-audit，即三年的二阶动差）与四年的审计查核风险（Risk4year-audit，即四年的二阶动差）来检定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风险差异，即表4（3）。

结果表明，就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言，由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大，说明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程度较低，审计质量较差，符合假设H3a的预期。这与吴水澎等[ 21 ]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国内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并不一定显著越高。由于向上盈余管理对审计师的风险较大，所以进一步探讨了本土事务所规模对于向上盈余管理抑制作用的差别检验，结果也表明，对于向上盈余管理，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大，说明其抑制程度更低，与假设H3b的预期一致。另外，从面临的审计风险看，结果表明市占率高于10%的本土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更高，而且时间周期越长，所面临风险越高，这与假设H3c的预期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Burgstahler et al.[ 23 ]研究指出企业存在强烈动机避免发生损失及发生盈余减少以符合資本市场的期望，也进一步发现在盈余水平为零或小幅为正的公司中，有类似盈余管理的证据存在。基于盈余水平与变化量，本文定义EM1为市场盈余管理动机的虚拟变量，当EM1=1时，视为进行盈余管理避免发生损失或盈余减少以符合市场期望的公司，其中：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目前我国还缺乏完善的法律环境和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程度，以及国内大所不断爆发审计违规事件的情况下，本文以裁决性应计数作为审计质量（盈余质量）之代理变量，对事务所规模性因素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是否由国际四大审计两者间为显著正相关，即若是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较低，审计质量较佳。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中，市占率高于10%的事务所审计的客户盈余管理程度较大，审计品质较差，在向上盈余管理上表现得更明显，并且其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更高，而且时间周期越长，审计风险越高。以上均符合假设H1、假设H2和假设H3的预期。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事务所规模性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国内本土事务所规模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带给大家的启示是，国内大所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的审计。因为审计质量取决于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之间的博弈力量，在目前审计市场集聚效应背景下，会计师事务所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通过不断地合并小所迅速扩大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对于合并所的审计质量却并不关注，从而导致审计违规事件频出。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支持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和鼓励通过合并重组扩大规模时，监管层需注重加强后续监督指导作用，引导事务所合并后进行有效整合，约束事务所的短视行为，维持合并后事务所的审计品质保持水准不变，以保障投资大众之权益。

【参考文献】

[1] 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or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1，3（3）：183-199.

[2] LENNOX C S. Audit quality and auditor size：an evaluation of reputation and deep pockets hypothe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1999，26（7-8）：779-805.

[3] FRANCIS J， WANG D， NIKITKOV A.The effect of legal environment on big five auditor conservatism around the world[R].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2002.

[4] KRISHNAN G V.Audit quality and the pricing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03，22（1）：109-126.

[5] BEHN B K，CHOI J，KANG T.Audit quality and properties of analyst earnings forecast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2）：327-349.

[6] FRANCIS J R， YU M D. Big4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84（5）：1521- 1552.

[7] CHOI J， KIM C， KIM J， et al.Audit office size，audit quality，and audit pricing[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10，29（1）：73-97.

[8] 漆江娜，陳慧霖，张阳.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审计研究，2004（3）：59-65.

[9] 蔡春，黄益建，赵莎.关于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来自沪市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05（2）：3-10.

[10] 吴水澎，李奇凤.国际四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06（2）：114-119.

[11] 宋衍蘅，张海燕.继任审计师关注前任审计师的声誉吗？——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J].审计研究，2008（1）：61-66.

[12] 林永坚，王志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3（6）：73-83.

[13] 郭照蕊，黄俊.国际“四大”与高质量审计的再检验：基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3）：115-124.

[14] 夏立军，杨海斌.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反应[J].审计研究，2002（4）：28-34.

[15] 原红旗，李海建.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规模与审计质量[J].审计研究，2003（1）：32-37.

[16] 刘峰，周福源.国际四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基于会计稳健性角度的检验[J].会计研究，2007（3）：79-87.

[17] 王良成，韩洪灵.大所的审计质量一贯的高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的经验研究[J].审计研究，2009（3）：55-66.

[18] 郭照蕊.国际四大与高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J].审计研究，2011（1）：98-107.

[19] KIM J B， CHUNG R， FIRTH M. Auditor conservatism，asymmetric monitoring，and earnings management[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3，20（2）：323-359.

[20] 徐浩萍.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J].会计研究，2004（1）：44-49.

[21] ANTLE R. The auditor as an economic ag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Autumn），1982，20（2）：503-527.

[22] KOTHARI S P，LEONE A J，WASLEY C E.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5，39（1）：163-197.

[23] BURGSTAHLER  D， DICHEV  I.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24）：9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