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背景特征、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

时间：2024-04-24

林丽萍+余佩斯

【摘要】以2011—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对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高管团队性别、高管团队学历均对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高管团队任职时间则不会对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产生影响。文章为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选拔和聘用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治理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盈余管理；标准审计意见；高管特征；高层管理团队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21-0082-07

一、引言

由Hambrick et al.[1]率先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人对公司复杂的和特殊的内外部环境的感知是有限的，不同的高管团队规模、性别、学历和任职时间等人口学特征会影响人的行为决策，进而会对包括盈余管理在内的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几年，国内外财务造假事件频发，当然其中涉及的企业也有享誉全球的国际知名企业，如日本东芝公司、英国特易购（TESCO）公司等，通过这些财务造假事件可以发现，多数的财务造假事件都是公司内部高管人员通过违规操作会计业务、虚增会计利润来对企业盈余进行操纵，降低了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一步影响了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类型。特别是在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现代股份制公司中，由于高管人员在组织中的权力及地位，其完全有可能会滥用会计选择权对公司盈余进行操纵，以此达到牟取私人利益和粉饰公司经营业绩的目的。此外，国内外学者均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存在一定相关性的结论[2-3]。然而，管理者在斟酌是否要进行盈余操纵时，由于他们身上人口学特征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其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这又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呢？因此，本文以2011—2014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性别、学历和任职时间是否会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水平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2）高管团队规模、性别、学历均显著正向调节了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在于：（1）通过已有的文献阅读及梳理，发现大部分的学者选取审计费用、内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等因素为研究对象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进行研究，但鲜少有文献以高管团队特征为角度出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不仅补充了现有的“高层梯队理论”，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影响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因素。（2）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优化公司内部高管团队人员的结构，而且对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研究

1.高管背景特征与盈余管理

沿用前人的研究选取高管规模、性别、学历和任职时间4个人口学特征作为高管背景特征变量。

（1）高管规模。王超[4]以操纵性应计利润度量盈余管理，并研究发现高管规模对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何威风等[5]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这是由于随着高管团队规模逐步扩大，团队成员之间互动交流的机会日益缩减，团队成员之间互动交流的质量和数量难以得到保障，会导致管理层为了私人利益采用财务重述这种激进的会计政策来操纵会计信息，严重损害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管团队规模越大，越不利于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2）高管性别。Gul et al.[6]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分析法发现，随着公司女性董事比例的上升，女性董事和盈余管理之间的显著负向关系会增强。Krishnan et al.[7]采用配对分析法发现，女性高管显著提高了盈余质量。周泽将等[8]认为，受“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的影响，长期不重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导致女性参与公司高层管理和决策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障碍，女性高管加入公司高层队伍，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等关键岗位，特别是在国企中，能显著调节其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张会丽等[9]从盈余反应系数、稳健性、平滑度以及持续性4个维度综合对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并未对盈余质量带来显著影响。

（3）高管学历。姜付秀等[10]研究发现高管的学历水平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此结论并不会因为企业股权性质的不同和高管人员职位的高低而有所改變。顾亮等[11]以沪深两市高管和公司治理违规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高管团队、董事长、董事长和高管团队的特征差异3个维度探究了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治理违规之间的关系，并表明高管团队的学历水平与公司治理违规显著负相关。

（4）高管任职时间。何威风[12]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垂直对（董事长—总经理）任职时间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表现为董事长比总经理的任职时间长，符合社会规范，则有助于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陈德球等[13]从微观行为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的盈余质量与CEO任期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2.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

通过已有的文献整理，发现学者主要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审计收费3个方面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进行研究。

（1）会计师事务所与盈余管理。林永坚等[14]将审计质量分为“非标意见”概率和操控性应计利润两个维度，并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由我国本土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大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性质会对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产生影响。陈朝龙等[15]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认为在对非国有企业进行高质量外部审计时，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endprint

（2）审计师与盈余管理。夏立军等[3]、张长海等[16]认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张嘉兴等[17]、杨德明等[18]认为，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境下，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在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说，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不高，识别盈余管理的执业能力显著弱化，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随之下降。陈小林等[19]将盈余管理属性分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他们认为，由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潜在的错报风险较大，即使在可操控性应计额相同时，审计师往往为了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及潜在的处罚，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显著高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应计额。

（3）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曹琼等[20]通过以盈余管理幅度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公司分为两组，并认为样本盈余管理幅度的不同会对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组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盈余管理幅度较小组的研究结果并不显著。此外，他们还认为如果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正相关性。刘运国等[21]以收益的增减为标准将盈余管理方向进行细分，与调增收益的盈余信息操纵相比，审计师将焦点更多地放在对调减收益的盈余信息操纵行为上，而且审计师为了弥补审计成本和防范审计风险，会采取提高审计收费的措施。伍利娜[22]认为当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则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信息操纵的现象，只是盈余操纵的程度有所不同[23，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上市公司所有者与会计师事务所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审计师按照一定的审计程序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详细的稽查和监督。上市公司掌握着自身运营的所有信息，而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的情况往往缺乏足够的了解，具体表现为其所搜集到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内部相关人员的告知以及自身审计专业技能和经验的挖掘，于是在这种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审计师审计难度和风险会有所增加。因此，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避免因出具不准确的审计意见而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和行业组织的查处，审计师出于谨慎性考虑，将进一步加大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负相关。

Healy et al.[2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为了误导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决策，其管理层会在会计管制的弹性范围内滥用会计政策操纵会计数据。Smith et al.[25]和何威风等[5]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越大，团队各成员之间因为各方面的利益冲突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发生的频率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团队规模越大，由于团队成员的利己动机，会使团队分化成多个拥有不同利益中心的小“群体”，进而管理团队难以达成操纵企业盈余的统一意见，降低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加大了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高管团队规模越大，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负相关性越强。

在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运作机制更为成熟和完善，女性管理者在道德水平、谨慎性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可以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6-7]。Roxas et al.[26]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并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中国女性的商业道德水平显著低于男性。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和现实环境，女性难以参与到企业高层管理中，企业的财务决策权往往掌握在男性高管的手中，随着女性高管成员的加入，因男女性别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行事风格，会改变甚至破坏原有的最优高管团队结构，从而导致盈余信息质量下降[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高管团队男性比例越高，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负相关性越强。

Chemmanur et al.[27]研究发现，高层管理团队学历越高，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质量。一般来说，高管人员学历越高，越容易接受和适应新思想和新环境的变化，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快速准确地定位本企业的市场地位，制定出最为适合企业当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高学历的管理者具有坚实的知识储备，能较好地运用自身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甄别出复杂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会计的选择权是企业发生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前提，高学历的管理者具有较好的认知能力，为了促进企业长远稳定的发展，不会利用会计选择权的弹性对盈余进行操纵，保障了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增加了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高管团队学历越高，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负相关性越强。

Eisennhardt et al.[28]研究表明，高管任职时间越长，越有助于让其成员更懂得如何与其他成员进行沟通和合作。Fraser et al.[29]发现，高管人员在企业任职的期限越长，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业务流程及战略目标就越是了解，而且其可以利用在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来不断地调整自身在决策过程中的预期目标，避免实际情况与预期目标差距较大。一般来说，任职时间较长的高管团队的凝聚力更高，团队成员间的交流机制更为完善，内部矛盾冲突较少，工作效率更高，更为重视企业长期发展。故可以认为，高管团队任职时间越长，通过盈余管理的途径损害企业长期利益的可能性越小，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

假设5：高管团队任职时间越长，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负相关性越强。endprint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所有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从中选取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财务数据、审计数据和高管团队信息数据，对于部分样本公司相关数据不全的，通过凤凰财经网（http：//finance.ifeng.com/）以及上市公司年报手工进行补充搜集。

在获得初始样本后，本文依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业和保险业上市公司；（2）剔除ST、*ST公司；（3）剔除高管背景资料及相关财务数据、审计数据无法获取的公司。通过上述原则的筛选，最终得到7 414个样本观测值，其中2011—2014年的观测值分别为1 795、1 878、1 868和1 873个。数据处理采用Excel和SPSS 22.0软件。

本文将高管界定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成员，其中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

AO为审计意见的虚拟变量。当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为0。

2.解釋变量

DA是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本文选用Dechow et al.[30]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计量。其计量模型及计算操作步骤是：

第一步，采用模型（I）进行回归分析，得出α1'、α2'、α3'系数。

第二步，将α1'、α2'、α3'系数代入模型（II），计算出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t。

其中TAt=NIt-CFOt，TAt是第t年总应计利润，NIt是第t年净利润，CFOt是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t-1是第t-1年期末总资产；ΔREVt是第t年收入和第t-1年收入的差额；PPEt是第t年末固定资产价值；ΔRECt是第t年的净应收款项和第t-1年的净应收款项的差额。

3.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审计费用（Ln Fee）、公司规模（Ln Asset）、资产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年末应收款项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REC）、年末存货和总资产的比例（INV）、盈利状况（LOSS）等。此外，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

本文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置

在参考曹琼等[20]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以下Logistic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