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11-09
方向红
现象学以其严格的且具有奠基性和实操性的方法论著称,这种独特性不仅让胡塞尔径直把现象学看作“一种真正的和正确的第一哲学”,①胡塞尔:《第一哲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页。让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直接推动了基础存在论的创立,②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6页。而且让现象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产生了一系列交叉性的新领域,如艺术现象学、建筑现象学、教育现象学、现象学社会学、心性现象学等。笔者认为,现象学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并没有在上述理论活动中耗尽自身,我们有理由让其进一步下沉到实践层面,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适、疑惑、困苦甚至某些非正常的反应提供描述、反思或治疗。比照“哲学咨商”,我们的这个设想也许可以暂时被称为“现象学咨商”。
这样的设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尝试虽然在国内学界似乎尚未展开,但在国外已经推进多年,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和思路。当然,广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把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措利孔研讨课》③M.Heidegger,Zollikoner Seminare: Protokolle,Zwiegespräche,Briefe,hrsg.von M.Boss,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94.、雅思贝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看作一种现象学咨商。不过,考虑到他们的主旨不在于咨商,而在于借助科学危机、精神疾病或心身异常反应来说明或论证自己的理论,我们还是将其排除在现象学咨商的范围之外。从狭义上的文献和思路来看,现象学咨商在欧美主要国家几乎都有自己的著名代表和咨商方案①Emmy van Deurzen,“Phenomenological therapy”,in Edward S.Neukrug.(ed.),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Theor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Inc.,2015,pp.772‐776.:在瑞士,有精神病学家M.博斯(Medard Boss)追随海德格尔发展出来的“此在分析”疗法;在法国,有波伏娃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疗法;在美国,有F.珀尔斯(Fritz Perls)的格式塔精神疗法、C.洛吉斯(Carl Rogers)的人格中心疗法、E.晋德林(Eugene Gendlin)的聚焦疗法、G.凯利(George Kelly)的人格建构心理学等;在英国,有R.D.莱茵(R.D.Laing)的选择性疗法,等等。
这些咨商流派虽然方法不一,理论基础相异,但E.v.德岑(Emmy van Deurzen)总结出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现象学疗法是一种哲学疗法,它以对话为其稳固的根基。它通过仔细的描述而展开,其目的在于探索人们生活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如人们所体验的那样而非诉诸精神诊断范畴或其他理论概念。它寻求通过鼓励一个人在更广阔的人类状况的视域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而获得理解,它不做预先的规定、解释和说明,而是强调对目标、意义、价值、冲突、困境以及悖谬的描述。”②Emmy van Deurzen,“Phenomenological therapy”,in Edward S.Neukrug.(ed.),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Theor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p.772.
这些特点,概而言之,不外乎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咨商者角度来看,咨商活动须将咨商者或来访者引回到他/她个人的心理体验或意识体验;第二,从被咨商者或咨商师角度来看,被咨商者在咨商活动中须以描述的方式呈现咨商者的个体体验,绝不能以某种先在的框架或范畴去解释或说明个体体验;第三,将咨商者的困难和问题置于更大的视域、境域或背景之中,或者说,进行视域化或境域化处理③“视域化”或“境域化”是Emmy van Deurzen的用词(Horizontalizing)。参见Emmy van Deurzen,“Phenomenological therapy”,in Edward S.Neukrug.(ed.),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Theor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p.774.,以期它们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应该承认,诸咨商流派的这些思路是完全符合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④德岑在谈到不列颠学派时评论道,这一学派“深深地植根于现象学诸原则之中”。参见Emmy van Deurzen,“Phenome‐nological therapy”,in Edward S.Neukrug.(ed.),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Theor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p.773.,因此在咨商实践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这样做也有一些很明显的缺陷。可以看得出来,对咨商者个体心理体验或意识体验的强调,对被咨商者的描述方法的推崇,表明研究者们依赖的是胡塞尔早期的描述现象学的框架;对视域、境域或背景的引入说明研究者们诉诸了胡塞尔早期的视域-构造理论或海德格尔早期的境域-展开思想。我们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的依赖和诉诸不恰当或不应该,而是想指出,这样的作法对于现象学咨商体系的建立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因为,首先,方法的错位使用导致自身方法的缺失。对意识体验的注重以及对解释和说明的拒斥是胡塞尔描述现象学的方法,视域-构造理论或视域化理论是胡塞尔构造现象学的方法,境域-展开思想或境域化思想是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法。这些方法是现象学的元方法,它们对于探索哲学基本问题、破除基本认知和信念的迷障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对于各门具体学科而言,它们可能有启发性,但未必有同样大的作用,例如在咨商中,不管是哪个流派,恐怕都不会不看重体验和描述的价值,不会排斥对咨商者生存论处境的分析。进而言之,如果各门学科都奉这几个现象学的方法为圭臬,它们之间的方法论差异也就无从谈起了。德岑曾收集了12 项现象学咨商的技术,⑤它们分别是:描述、加括号、视域化/境域化、均等化、对话、现实化、多视角、朝向性和目标、辩证探询、解释学、启发式、证实。参见Emmy van Deurzen,“Phenomenological therapy”,in Edward S.Neukrug.(ed.),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Theor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pp.774‐775.如果我们不关注术语上的差异而仅仅考虑内容上的异同,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一项技术或方法是其他咨商学派所缺乏的。
其次,没有充分利用现象学成果,没有对现象学成果进行一定形式的转换和展开,这使得现象学咨商缺乏看待问题的深度和广泛持久的影响力。绝大部分研究者或咨商师以为使用了现象学的原则或方法就是在做现象学咨商了,个别人,例如博斯,虽然也借用了某个现象学家的理论成果,但完全生搬硬套,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转换,使得其咨商理论像是对某个学说的注解。德岑虽然谈到了现象学咨商的理论基础,但其内容不过是对现象学方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①Emmy van Deurzen,“Phenomenological therapy”,in Edward S.Neukrug.(ed.),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Theor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p.773.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将在保留现象学咨商的三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现象学的理论成果并进行与现象学咨商相适应的转换和展开。这里所谓的转换是指,直接使用某个现象学成果的内容,但在名称上作出调整,以适应现象学咨商的情境。这里所谓的展开是指,把已经蕴涵在现象学成果中的思想引申出来并加以展示,以便可以应用到现象学咨商活动之中来。这些思想本来是现象学成果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还没有受到现象学家足够的重视,在现象学那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展现,但它们对于现象学咨商来说却意义重大。
本文的主题是讨论个体困在时间中的症候,这一症候有种种表现,例如疲惫、拖延、情结、失常失态、抑郁、自闭和失忆等。文章将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视域化或境域化为基本方法,通过对相关现象学成果的引入及其转换和展开,对这一症候进行刻画描述并尝试给出现象学意义上的咨商方案。为此,我们首先引入时间线概念。
“时间线”是很多领域都用到的一个常用词,我们这里借用它来表示一个人为了实现某个具体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行动序列。很明显,这个序列是环环相扣的,只有前面的阶段完成了才能过渡到后面的阶段,各个阶段之间是不能随意置换或跳越的。当然,日常对这个词的理解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但当我们将其置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上时,它便具有了多个新的含义。
第一,时间线是此在的存在之展开方式。根据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此在首先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不是存在者的总和,而是因缘和意蕴的整体;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就是通过意蕴整体展开自身,就是说,此在通过其所领会的因缘关联和意蕴整体来组建自己的周遭世界并解决自己的操心。②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108页以下。每一条时间线就是一个意蕴整体。
第二,时间线并不是纯粹主观的。虽然一个人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精心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这种组织并不能越过意蕴整体的内在关联,它还要受到世界的制约。
第三,时间线也不是纯粹客观的。世界的因缘关联和指引联络不是自在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而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才开辟出来的,离开了此在的操心活动,它们什么也不是。因此,我们只能回到第一点即时间线是此在的存在之展开方式,或者说,时间线只能在纯粹生存论意义上来理解。
第四,时间线是复数。此在每一次为着自己的操心组建起相关的意蕴整体,此在同时有多个目标,那么也必须相应组建多个意蕴整体,这就是说,此在可以同时拥有多条时间线。
第五,时间线之间具有价值序列与奠基关系。相关于此在的目标,时间线之间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对此作一个高低等级的排序。不仅如此,这些不同的价值之间还具有奠基关系。现象学与通常的看法不同,不是低价值为高价值奠基,恰恰相反,是高价值奠定了低价值的基础。
第六,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时间线的各个阶段是可以随意置换或跳越的。众所周知,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都认为,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不是线性排列机械展开的,过去和现在可以走到将来之前引导将来,而现在和将来也可以回到过去之前推动着过去,无论在时间的哪一个维度中,另外两个维度都是同时在场或“到时”(海德格尔语)的。
正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不同的意蕴整体相互平行或交织,组成了更大的整体乃至此在的整个世界,不同的时间线也是相互平行或交织的,它们也因此编织起个体的全部生活。显而易见,这里蕴含了对个体的一种特殊要求:个体必须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线之间来回穿梭并作出切换。从作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视角看,对不同时间线进行切换的能力并不是主体与生俱来的技能,也不是客观世界的要求,而是此在的存在即时间性使然——当然,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存在最终来自存在的敞开。此在的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时间性,同时间线的时间性类似,也包含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及其关系。此在每一次向新的时间线的切入,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线也是同时到场的,甚至有可能,过去的时间线走到新的时间线之前,而未来的时间线落在了过去的过去。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可以把时间初步理解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这种时间分为时间线及其切换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一致特征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的永远的共同到场、相互伴随和相互环绕。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困在时间中”的现象:我有多条时间线,这些时间线由低到高依次排列。我疲惫,那是因为我在另一条时间线里精神抖擞;我拖延,那是因为我在别的时间线里雷厉风行;遇到相似的时间线,我的心病会复发,遇到的多了,我的情结终究会成为死结;失常和失态常常来自其他时间线的扰动;抑郁是对诸时间线的阻断,自闭是在切断众多时间线之后对某条时间线的坚守,而失忆则是自隔于最后一条时间线。这时,我完全困于时间之中。
我“困在时间中”就意味着,一方面,在时间线中时间的三个维度不能相互伴随并共同到场,我无法面对现实,也无法回忆过去,更无法展望将来;另一方面,不同的时间线之间不能跳转过渡,我无法切换时间线,无法开始或进入一个新的时间线,也无法退回到过去的时间线,更无法展望或开拓将来的时间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困在时间中了,或者说,时间把我困住了。“困”这个词用在这里,初看很自然,仔细想来却别有意味。我们一般会把时间理解为一个流动的过程,作为个体的我可以与时俱进,可以随波逐流,可以超越它,可以落后于它,还可以抓住或卡住它的某个点,但不会想到会“困”在其中,因为“困”通常与空间有关,例如“困居”“困境”“困局”“困守”“围困”等,难道困在时间中就是某种形式上的困在空间中?
时间就是空间,这是我们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时间现象学的尝试性展开。我们知道,在自然态度下,时间是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一维的、不可逆的前后相继性,而空间则是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三维的、可逆的相互并列性。但在现象学态度下,时间和空间不再属于事物的性质,当然也不再是主体的属性,不再是为主体所特有的某种形式,它们是主体与事物相遇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主体和事物相遇的前提。这里所说的时间是多维度的、可逆的,既前后相继也相互并列,这里的空间也具有前后相继性,因为空间的形成、改变和拓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依次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的现象学特性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时间就是空间。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时间和空间完全相同,那又该如何区别它们呢?梅洛-庞蒂的回答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我们也已经达到让主体在一个环境里的固定(fixation)……作为空间性的条件呈现出来”“一旦关于空间性的经验与我们在世界之中的固定有关,就会有一种对这种固定的每一种样式来说的原本空间性。”①分别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杨大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87页、391页。译文据原文略有调整。就是说,本来时-空的结构是一体的,但当我们试图去固定环境或世界时,或者,当我们在世界中被固定时,时-空结构便解体了,空间与时间就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我们这里所做的只是一个初步的、引导性的论证,严格的、详尽的证明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旨。不过,为了让我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我们还需要结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来做点引申和展开。
胡塞尔虽未直接将时间和空间等同起来,但他在描述时间意识中发生的视差现象时完全采用了空间性的表述。他说,在滞留中,质素越是靠近原点(原印象)下沉得越快,越是远离原点,则下沉得越慢;越是靠近原点,质素的滞留点之间的间距越大,越是远离原点,其间距越小。在前摄中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越是靠近原点,前摄质素到来的速度越快,前摄点之间的间距越大;越是远离原点,前摄质素向下移动的速度越慢,前摄点之间的间距也越小。①E.Husserl,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sstsein (1918/1917),Husserliana 33,hrsg.von R.Bernet &D.Loh‐mar,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S.72ff.显然,“靠近”“远离”“间距”“大”“小”等都属于空间性的术语。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而已。让我们来看看胡塞尔的那张著名的时间图(图1):②E.Husserl,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sstsein (1918/1917),Husserliana 33,S.22.在这张图上,横轴上的每一点代表一个新的原印象的出现,横轴上面的点表示前摄,横轴下面的点表示滞留,在更大的尺度上,横轴上下的点是可以交换的,斜轴代表该原印象由前摄变为滞留并在意识流中不断下沉的过程,纵轴代表前摄、原印象和滞留的同时在场。关于胡塞尔时间图的详细解读,可参见拙著《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7页及以下。
图1 胡塞尔时间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时间具有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内部及其彼此之间虽然具有前后相继性,但也都是并列的和可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整个系统或环境被固定之前,我们把时间与空间画上了等号,甚至胡塞尔晚年也常常认为这样的时间是“拟-空间的”(quasi‐raümlich)。
至于海德格尔,虽然他早期曾在“与我们在世界中的这种固定有关”的意义上即“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上谈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和“此在的空间性”,谈论“去远和定向”以及空间对组建世界的“参与”等,③分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134‐144页,尤见第138页、144页。但当他把“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论的境域”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53页。中译文根据原文略有改动。当作自己的使命时,他已经无意识地把时间与空间等同了起来,因为境域地地道道是空间性的。之所以说海德格尔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是因为他很快就在“此在的空间性”的意义上谈论空间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把“境域”和“超越论的”联系在一起,也许可以启发我们区分两种形式的现象学空间:一种是超越论的空间,另一种是前超越论的空间。第一种空间是经过了超越论还原的空间,在这里既没有具有本质的主体或自我,也没有受到主体“固定”的环境或世界,这时,时-空的结构还未分裂,时间就是空间;第二种空间是经过了本质还原但尚未经历超越论还原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主体仍保留着最低限度的本质(例如此在)且已经在世界中存在,此时,时-空的结构已经分裂,空间表现为“去远”和“定向”等特性。①如果我们的区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指责胡塞尔早期的内时间意识分析以及海德格尔早期的空间分析都有未能彻底实行超越论还原的嫌疑,而且也能理解为什么晚期胡塞尔会不断地回到时间问题,为什么图根特哈特对海德格尔的空间观有如此严厉的批评。
在超越论的意义上,时间就是空间。这意味着,时间线就是空间线即以多维、可逆和相互并列的方式所排列之线。这也意味着,困在时间中就是困在空间中。这样的困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困的形成契机多种多样、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以情感活动为例来做个尝试性的描述。
无论在哪种形式的情感中,亲情也好,爱情也罢,都会发生时间线或空间线的交织或新建。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亲情关系中,父母会全面介入孩子的时间线的建设当中,会让孩子日常生活的时间线、学校学习的时间线等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并与自己的生活线和工作线交织甚至重叠在一起。两个相爱的人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让自己的生活时间线、工作时间线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甚至相互重叠,而且会创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线、兴趣线和事业线。②对于这种状况,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创作的“我侬词”是最好的诠释。困就发生在不同个体的时间线的交织和分离中,这一点从空间线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得更清楚。
第一种形式的困:困在交织或重叠的空间线中。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方面,空间线的交汇不足甚至分离会带来某一方的伤害。在爱情中,两个人的空间线可能是最大限度地交错在一起的,现在无论哪一方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降低了交汇的强度和密度,都会给另一方带来某种程度的伤害。如果一方突然中断与另一方的联络,导致双方空间线的完全分离,也极有可能给另一方带来很大的伤害。另一方面,空间线的交织或重叠本身也会带来伤害。父母对子女生活空间的过度介入,越俎代庖地为他们打理生活事务,会损害他们的动手能力,甚至会影响到他们其他空间线的展开。
第二种形式的困:困在新建或新创的空间线中。这里也分两种情况。一方面,新的空间线的丧失对一方或双方带来伤害。新的空间线不是情感生活中的“我”或“你”的空间线,而是“我们”的空间线,是“我们”双方共同打开的空间,“我们”是这个领地中的主人,它的建立就像残疾人找到了适当的矫正工具,像族群开垦了新的土地一样令人振奋,而它的丧失自然也会令人痛苦不堪。另一方面,这种空间线虽然没有丧失,但若性质发生了变化,也有可能给一方带来伤害。一般而言,在爱情生活中,双方建立起来的情感空间仅仅属于对方,这个领地具有排他性,一旦这种专属性和排他性被打破,就会对其中的一方或双方造成强烈的情感冲击。
第三种形式的困:困在空间线的空间本身之中。如前所述,空间的空间性是多维度、可逆性和相互并列性三者的综合。困在空间中就是困在多维度、可逆性和并列性之中。这时,多维度已经坍塌,可逆性不再可能,并列性化为碎片。在情感生活中,诸维度的坍塌会让其中的一方或双方无处可逃、无法呼吸,可逆性的终止会让人仿佛渐渐凝固起来,成为碎片的并列性,在失去其整体性之后会以不连贯、不相继的方式突然侵袭人,让人如同生活在梦魇之中。
这三种形式的困是逐次加重的。第一种形式的困是一种浅层次的困。处在情感生活中的每一方都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意蕴整体和周遭世界,都已经或将要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时间线或空间线,一方无论是加入还是撤离自己的时间线都不会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伤害,像疲惫、拖延、忌讳都是一些常见的困的表现。第二种形式的困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困。情感生活中的双方所共同创造的新的空间像手脚之于身体一样已成为双方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个空间的变质或缺失会对一方或双方造成重大的伤害,严重的可引发第三种形式的困甚至危及一方或双方生命。失常、失态、抑郁或某种程度的自闭便是这一阶段的表现。①前文说过“自闭是在切断众多时间线之后对某条时间线的坚守”,这个说法与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空间的变质或缺席”并不矛盾。准确地说,在自然态度下,这两种说法显然是正相反的,但在超越论现象学的视角中,一个变质或缺席的空间完全可以得到坚守,甚至在痛苦中可以得到更加彻底的坚守。
第三种形式的困是最严重的。在前两种形式的困中,困在其中的每一方通常仍然保留了自己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空间线,仍然可以在不同的空间线之间自由切换。但在第三种形式的困中受到破坏的不仅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空间线——无论是既有的还是新建的——而且还包括构成空间线的空间性本身。这时,时-空结构已经瓦解。由于所有空间线都基于这个结构,所以,结构的瓦解会直接导致空间线上所有事件、节点之间的意蕴关联的失效,即空间线内部不再有多维性、可逆性和并列性。不仅如此,结构的瓦解还会带来在空间线之间的切换的不可能,因为切换本身也是基于这种时-空结构的。暂时性的抑郁、失语、失志、失神便是这一阶段的症状。
这三种形式的困虽然是逐渐加重的,但处于枢纽地位的是第二种形式的困。第一种形式的困程度较轻,一般是可以自愈的,如果加重就会进展到第二种形式的困了。第三种形式的困虽然是最严重的,但它的根源在于第二种形式的困,不解决后者是走不出前者的,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原因,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受困者的保护。通过暂时性的失语、失志或失神可以让受困者在一段时间内通过与自己的痛苦绝缘的方式保护其时-空结构不至于完全崩溃。因此,即使通过药物疗法或康复训练让受困者从第三种形式的困境中走出来,他还会无法面对此前所经历过的第二种形式的困,很有可能会旧症复发。而如果解决了第二种形式的困,那么即使被困者仍困在第三种形式中,他也会逐渐恢复常态。这不仅是因为前者是触发后者的动因,还因为不同的空间线和奠基性的空间性本身是系统地相互关联的,任何一方的修正或复位都会带来系统整体的修正或复位。
基于此,我们只考察对于第二种困的咨商方案。
如何走出困境呢?人们通常认为,人和处境是对立的,如果处境不妙,人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摆脱了处境就安全了。但人和时间或空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人和时-空结构并不像人和他的处境之间那样直接对立,相反,人的活动必须在时-空结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才能展开。“我”困在“时间”中的解决方案不能以脱离时间为目标,反而是以回到时间之中为旨归。
回到时间之中就是让已经部分暂停的时间化或空间化过程在“我”这里活跃起来并持续下去。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笔者在此提出三个步骤并给予论证。
第一步,确认来访者困在时间中的症候和来访者的知识背景及情感状态。来访者的症候可由他人陈述或来访者本人的自诉得知,这很容易得到认定。来访者的知识背景的确定也非难事。较为困难的是确定来访者的情感状态。一般而言,困在时间中的人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情感表现和变化,比如由思念、惋惜、无聊到悔恨、自责、愤怒再到痛苦、绝望等。准确地了解来访者的知识背景、把握来访者的情感状态非常重要,它是我们选择合适的咨商方案的重要依据。
第二步,重建失去的空间线。人们一般认为,已经经历过的痛苦不应该再去回忆,已经走出来的困境用不着再去回首。但从超越论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时间的时间化运作或空间的空间化运作是自动发生且不可遏制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居然停止了,那么它一定遇到了某种阻力,卡顿在了某一点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当初的情境中,重建已经不复存在的时间线,给时间化或空间化的运作一个克服阻力、冲破卡顿的机会。精神分析和各种心理治疗正是这么做的,分析师和治疗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引导来访者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当初创伤性的语境中,让来访者自己独立地或在治疗师的启发下重新审视创伤、理解创伤,以便最终治愈创伤。不过,现象学不应该模仿心理学的做法,这种做法过于局限在第一人称视角,视野十分狭窄,负面体验过于强烈,所观察到的结果也难以升华。现象学的做法是,依据来访者的症候和情感状态,分析时间化或空间化运作的可能的阻力位和卡顿点,然后在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例如哲学文学艺术作品、社会历史事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中找到类似的情境,建立起一个与来访者失去的空间线高度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场景,最后让来访者沉浸其中,类比性地或带入性地体验自己的情感,理解自己的行为,从而消解时-空结构运作的阻力,疏通其中存在的障碍物和卡顿点,恢复正常的时间化或空间化过程。
第三步,“视域化”或升华。在文学艺术作品的类似境况中,来访者不仅看见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并使自己的情绪得到了宣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理解了过去空间线中的另一方以及人类精神作品中的那个“我”。他发现,这样的处境不仅仅是他一人的经历,别人所遭受的创伤的严重程度及其引发的情感的强烈程度可能远甚于他。在一次次的阅读或欣赏中,作品的高度、深度,主角“我”的品格、精神,甚至作品的文字表述的方式,都会逐渐让困在时间中的“我”获得更大的视域,让“我”的境界得到升华,这样的升华其实也是一种沉淀,它以某种气质或禀赋沉淀在来访者的身上。
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当然有时可能还需要反复尝试新的重建方案——来访者的时间化或空间化运作有望恢复正常,被困本身这一事件在来访者那里也可能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
对故人故土强烈思念而又不可见到,这让来访者寝食难安,现在已经出现了失常和自闭的症候。面对这样的来访者,咨商师在确定来访者的症候和较为严重的情感状态之后,可以选择文学作品中类似的或者更强烈的情感状态,例如《诗经》中的“河广”,①《国风·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告诉来访者这首诗的背景,以现象学的方式再现那种深切的、急迫的而又不可实现的思念之情,让他动容并与之共情,让他在阅读和体会中目睹自己和他人的思念之苦,以便创造机会让时-空结构运作起来。
这个例子与诗歌相关,其实在具体的现象学咨商实践中,我们大可不必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可以也必须根据来访者自身的知识背景把用于咨商的文本扩展到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甚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这对咨商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仅要像一般的心理分析师那样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还需要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在现象学咨商上的意义。这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所幸的是,目前国内外的心性现象学、文学现象学、艺术现象学、历史现象学、宗教现象学、社会现象学、法律现象学、自然科学的现象学基础等方面的研究都在蓬勃展开,有的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为现象学咨商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未来的咨商师或可根据自己擅长的知识领域或情感状态开展咨商活动,相应地,也许来访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或情感状态选择不同的咨商师。
有人可能会担心,现象学咨商如此依赖于各门具体学科,它自身的独立性和价值在哪里呢?这种担心的出现是出于误解,把现象学咨商当作与现象学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相并列的学科了。我们应该把现象学咨商看作一门奠基在现象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应用学科,它一方面以现象学和哲学对人和世界的性质及其关系的理解为路标,另一方面以各门具体科学的思想结晶或理论成就为道路,将路标置于适当的道路之前并引导来访者踏上这条道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从而让来访者治愈自己并升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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