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兼论英国新左派理论者的自我使命之争鸣

张 晓，金一帆

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向来不失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时代自觉，每当时代发生重大深刻变革，他们往往敢于发声，续写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新篇。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就曾有一批极具理论和时代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战后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本国发展陷入组织、理论、阶级三重困境，他们的使命感油然而发，毅然发起了寻求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第三条道路”的新左派运动。1957年春，运动旗手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在新左派刊物《大学与左派评论》的首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一文，①这篇文章同他在新左派另一重要刊物《新理性者》首刊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菲力士人书》一道，正式拉开了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序幕。事实上，这两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理论顺承关系。汤普森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中指出，当时英国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立场特征之一”，是从人道主义立场的退却。为防止这一退却继续“消磨工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知识和文化能量”，汤普森呼吁新左派及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一道构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引领默文·琼斯（Mervyn Jones）、哈罗德·西佛尔（Harold Silver）、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众多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自我大反思：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究竟应当何为。这场大反思成为新左派运动理论者之后数十年的目标遵循，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断自我审视的范本，也为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以及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何为提供了重要素材。

一、反思之缘起：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三重迷失

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同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相对迟缓和目标的缺失紧密相关的。1956 年，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曝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发巨大震动，却给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助推：它激化了各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原有矛盾，客观推动了一些早已对现状不满的左派分子痛陈马克思主义在本国的发展弊端。由此，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也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清算。

第一，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自觉的迷失。战后，英国社会进入“丰裕社会”，国家福利制度日益健全，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较战时有了明显提升，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调整，阶级心态和意识也发生了整体性改变。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拉尔夫·萨缪尔（Ralph Samuel）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得到进一步掩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明显消退，革命斗争积极性明显下降。“资本主义并未被自身的矛盾所压垮，而是相反，战后‘丰裕’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更加有适应性，社会主义者所声称的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合理性理论显得没有那么富有吸引力了。”①【英】玛德琳·戴维斯：《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左派的“丰裕社会”之争——论英国新左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思想贡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霍尔进一步指出：“受到苛严的劳动纪律的残酷对待的工人阶级再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异化本质了，可以说，今天的异化劳动已经内嵌到了公司本身的结构之中了。”②Stuart Hall,“A sense of classlessnes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5,1958,p.28.同时，工会作用的强化，以及资产阶级政党政策的完善，驱使无产阶级运动在政治层面走向平静。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到议会和政府之中，工人大众与中产阶级逐渐合并，原本的运动机构也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成为“私人而不是公共的部门”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动性反倒成为开展社会革命的主观障碍。③Alasdair MacIntyre,“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International Socialism,First Series,6,Autumn,1961,pp.21‐22.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革命理论亦产生了疏离。“丰裕社会”带来的最深层次影响，是剥离了工人阶级的理论武装。西佛尔指出，当时英国民众和工人阶级中出现了一股浓厚的反智主义浪潮，一些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在思想上不断疏离知识分子，认为后者“试图设计的社会主义愿景的细节性因素，对当下反对特定的政府、雇主或政策的斗争，以及围绕着日常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运动等真实的需要无任何助益”。④Harold Silver,“Socialism and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2,1957,p.17.现实中，工人阶级运动完全接受了修正主义理论，以至于他们的活动也“离开了工人阶级本身”，这成为革命的“最大敌人”。萨缪尔指出，“无阶级感”的出现，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立理论受到新的考验。英国社会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模式，即社会竞争关系已经取代了原本的结构性的阶级关系，后者的分析模式“极端简单化地忽略了对身份的重要性和阶级意识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说明”。⑤Ralph Samuel,“Class and classlessnes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pring,vol.1,no.6,1959,p.44.工人阶级产生“无阶级感”的直接原因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及时跟进社会的最新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英国左派政党的立场迷失。英国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的一系列表现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1956年前后，除却《秘密报告》带来的冲击外，由于公然支持苏联干预匈牙利，英国共产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政治责难和信任危机，左派纷纷怀疑前者领导的是否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斗争。新左派理论者们认为，英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已经成为一种以“避免破坏”为前提的“文明”运动，这种运动甚至已经脱离了“紧张的气氛”，“很难再制造出令人焦虑的话题了”。英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把在议会的争吵作为他们存在的政治资本，几乎彻底放弃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汇仍然在被使用着，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远非马克思主义的了。”⑥Alasdair MacIntyre,“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The Listener,7 January,1960,p.21.同时，英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压抑知识分子的创造力，造成后者“负担过重，经常被压制和被呼来唤去”，理论创新氛围并不宽松。①Mervyn Jones,“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2,1957,p.16.相较之下，虽然英国工党同样面临着大众路线的决策问题，但与英国共产党相比，工党显得更加重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②Charles Taylor,“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2,1957,p.18.琼斯甚至认为工党比共产党更像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1945年，艾德礼的工党击败丘吉尔带领的保守党，让英国左派看到了工人运动的曙光，但是，1951年工党又被保守党击败，长期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令以时任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为代表的一些工党党员陷入深刻反省。他们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党内国有化政策，盖茨克尔等认为选举的结果说明人们已经不赞成国有化。于是，在1957年，工党针对该条款制定了新的公共政策纲领，建议“通过获得大型资本主义实业股票等方式提升对国家工业的控制”。以此为标志，修正主义得以在政治、经济、理论等方面全面渗透进工党内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工党内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英国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他们也都被投以同样多疑的目光。对工党领导层的应声虫谈论文化或科学就像是向约克夏郡的家庭主妇推荐烤肉串的诀窍一样。”③Mervyn Jones,“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6.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反智主义也同样渗透到了工党内部。不论是英国共产党还是工党，都要面临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不断消沉所导致的政治偏好改变这一事实。

第三，英国左派理论发展的前景迷失。如果说战后英国左派政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那么，左派知识分子在理论创作中同样处于集体“失语”状态。首先，他们失去了学术聚焦，普遍缺乏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汤普森指出，当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沉醉于对“自由主义”“唯心主义”的纠结，反而失去了知识分子最应该秉持的东西，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进步信念。④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pring,vol.1,no.1,1957,p.31.用琼斯的话说，当时知识分子正在面临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建构一个“能够继续成为知识分子的社会”，⑤Mervyn Jones,“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7.避免沦为政治牺牲品。他们始终默默专注于各自的学术领域，更加倾向于以个人身份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形式十分松散。这也是新左派运动能够形成气候的主观化推动。其次，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厚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和“费边主义”等文化理论氛围。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同本土的文化相互交织，除了基督教、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外，也产生了改良主义、费边主义这些浓厚的具有本土色彩的思想倾向，并在方法论层面上造成马克思主义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于英国的左派理论者们已经将之视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了。“改良主义并不是我们政治对手的措辞；它正是我们一直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空气。”⑥Alasdair MacIntyre,“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International Socialism,First Series,6,Autumn,1961,p.20.多重社会主义流派在英国共存，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最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政治运动时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在基本态度上，他们对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都能够表达或是同情或是愤怒的情感，可是鲜有能够拿起理论武器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正如琼斯所说：“一旦政治家开始着手处理这项工作，知识分子就打起了哈欠。”⑦Mervyn Jones,“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5.泰勒认为，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政党和各种社会问题时保持沉默，并不意味前者就认可英国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因为他们已经善于在“最该发言的地方保持沉默”。⑧Charles Taylor,“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9.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斗争意识还没有完全丧失，他们依旧称赞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只是一种表面的态度罢了，革命的具体行动已经再难出现。

二、反思之向度：理论精神、理论立场与理论方法的三重审视

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新左派运动发起之前就一直存在于英国学术界中，也一直是左派阵营和右派阵营争论的焦点。①例如，1949年，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即将调往芝加哥大学之前，专门在该校期刊《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重申自由主义立场，认为自由主义才是知识分子们未来大有可为的方向。F.A.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16,no.3,1949,pp.417‐433.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停滞，以及知识分子们的茫然无措，不禁让一些左派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理论者们的平庸，造成这些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他们纷纷力求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及西方的理论发展探求正确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发展打开新局面。

第一，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理论精神的反省。针对当时弥漫在英国左派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氛围，汤普森首先断定，人类正处在“人类的史前史和自觉的人类历史的继往开来的门槛上”，②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35.在这种历史关节，知识分子应当重觅创造精神，在创造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踟蹰中的知识分子们，无产阶级的应有斗志和抗击精神已经越来越消沉，理论惰性不断出现，理论精神被政治和现实消磨殆尽。新左派理论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同无产阶级一样，持有一种“反叛和批判”的态度，扮演一种“自由战士和革命者”的角色。但是现实却又引发了他们深深的忧虑：“知识分子的冷漠已经深深扎根，表现在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上，以及因循守旧的理论态度上。”③E.P.Thompson (ed.),Out of Apathy,London: Stevens and Sons,1960,p.198.知识分子们已经适应资本主义的生活工作氛围，成为“办公室男孩”以及“自由主义同志”了。即使是那些当初因为英国共产党政治立场的偏向愤而脱党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政党的引导，也面临着“腐化”：“那些分析英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将之仅仅作为是一段插曲的历史学家已经无法再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④Alasdair MacIntyre,“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The Listener,7 January,1960,p.23.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汤普森等人还指出，当时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往往囿于考究一些学术的概念，逐渐丢弃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现实大众关怀，政治立场也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原本固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不得不发生松动，否则就会被当作一种“孤僻的声音”看待。“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社会压力让他们陷入到了并不快乐的世界之中；但是又是什么阉割了他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文化被知识的社会能量掠夺了。”⑤E.P.Thompson (ed.),Out of Apathy,p.199.毫无疑问，当时英国社会的整体氛围是导致知识分子们产生复杂动机变化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重新唤醒理论者们内在的理论使命感，重获理论创新动力，为沉闷的英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新左派理论者们认真审视了知识分子的理论工作，认为后者所表现出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或者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进行庸俗化理解而从事一些无力的争辩，不论是对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人的自由解放来说都是徒劳无功的。

第二，是对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理论立场的反省。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丧失理论精神，是同理论立场的动摇互为因果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自身畏惧理论革命和创新，也畏惧他人的理论革命和创新。另需注意的是，由于英国本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理解。这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也不可避免地“损伤”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这对新左派理论者们来说，却成为开辟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契机，那就是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人”上面来。“实际上，他们只是处在人道主义传统的大门之外。”⑥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34.左派知识分子们感到，当务之急不应当是盲目地直觉反抗，而应当是重新赋予共产主义灵魂的契机——建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⑦张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与重建——麦金太尔〈道德荒原笔记〉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就此，汤普森才郑重呼吁英国知识分子共同淬炼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维，寻求理论突破的钥匙。琼斯则认为，应当正确区别社会上感性的人与理性的人，区分这两类人群的社会重要性。感性的人真正想要追求的是“自由”，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创造自由”。⑧Mervyn Jones,“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6.

但是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理论立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主要分成两个支流：一个是刚刚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阵营相比，新左派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理论抉择和情势。新左派之“新”，一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二是要形成新的左派组织方式，三是要寻求英国化的话语体系。正如汤普森所言：“让我们深感忧虑的不是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在幻想中——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保持一致的目标，而是它所采取的战术和组织形式……这类先锋队理论只是寄生式的山头主义的极端表述。”①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0‐221页。新左派的成立，是对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一切英国“旧左派”的否定。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在英国生命力始终十分旺盛，时至今日仍旧会发出一些响亮的声音。更加重要的是后者更为重视工人的自由状况：一方面是对当时个体自由丧失的呼喊，另一方面是对大众文化取向的关注。②Brian Behan,“Socialists and the trade unions”,Labour Review,vol.3,no.4,August‐September 1958,pp.121‐123.在他们眼中，新左派运动并不能够承担起工人阶级的领导者。③Cliff Slaughter,“The ‘New Left’ and the working class”,Labour Review,vol.4,no.2,July‐August 1959,p.49.新左派知识分子对“旧左派”的敌视，加深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无疑削弱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影响。

第三，是对当时知识分子战斗方法的反省。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陷入艰难时刻，固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形势有关，但是，更多源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原因。除却理论精神、理论立场，知识分子的战斗方法亦是理论者们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同英国左派政党一样，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已不再注重与工人群众的关系，这让马克思“哲学与无产阶级不可分离”的论断失去了现实意义。几近脱离工人运动，导致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者在政治和理论上均几近处于“退位”的危险——尽管他们并没有停止相关思考，但是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根本无法缝合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令知识分子提出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离，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阶级运动，显得知识分子们的理论观点过于“匆忙”，也无法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现实的阶级认知。④Charles Taylor,“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8.汤普森、西佛尔、麦金太尔等人意识到了这种割裂。“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就必须跨越把思想与社会能量分割开来的鸿沟。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意味着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尤其是与工人阶级之间打开新的回路。”⑤Harold Silver,“Socialism and intellectuals”,p.18.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景来说，理论者们应当肩负起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拉回现实大地的任务，实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如果知识分子不逃避他对局部性的常规事物的分担，政治上活跃的社会主义工人将能够领会到，知识分子能够给予工人运动的最好服务就在于他自己的理论领域之中。”⑥Rodney Hilt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2,1957,p.20.

另外，当时英国知识分子也始终未能充分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指导。部分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寻得自身的意义而退出了共产党，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放弃对工人阶级的希望，只是在不断转变思路，甚至转变阵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保留着英国政治左派的立场，部分还留在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前辈创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联盟‘社会主义工人联盟’之中。”⑦Alasdair MacIntyre,“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p.23.但是，知识分子们始终未能充分使用马克思主义充足的话语搭建新的理论体系。即使他们在现实中遇到了与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相悖的问题，也尝试运用既有的话语方式重新阐释，但问题在于，这些反思仅限于理论和方法层面上的，知识分子们还应当把注意力放到如何将理论变成工人阶级的武器。他们所做的，也仅仅局限在政治和理论层面的选择与探索，未能探索理论指导工人运动的现实机制。

三、反思之共识：打破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枷锁

1957年夏，汤普森在第二期《大学与左派评论》中，以《关于〈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一个答复》为标题总结和回应了其他几篇讨论，这意味着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在新左派内部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可以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并不意味单纯的理论工作者。因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是创造性的、多元化的、广义上的“公共角色专家”。①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a reply”,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2,1957,p.20.当时英国左派面临的最大危机，恰恰是源于他们自身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达到“最终”的形式了。于是，理论者们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者应承担的义务：应当提供针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关于人类活动的知识“增长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超越“人类行为特性”，考虑如何冲破社会各种规则命名，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打破理性枷锁”。

第一，重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②张晓：《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再发现：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理论探讨》2017年第3期。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如果要重塑战斗精神，需要克服诸多主观困难。比如要注重对现实的基础性和系统性把握，避免被经验性和机械性牵制。

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穿透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刺破僵化的官僚主义外壳。当代资本主义从三个方面发生了相悖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持续性发展；其次，资本主义的扩张更为迅速；最后，由贸易联盟带来的剥削现象更为严重。③Alasdair MacIntyre,“Prediction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no.13,Summer,1963,p.18.而在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要么表现出狭隘的独断性和自满，要么就会深陷“英语帝国的序列之中”，④Alasdair MacIntyre,“Going in to europe”,Encounter,vol.22,no.2,Feburary,1963,p.65.意识中充斥“功利主义”政治思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唯一的出路是摆脱权力话语、官僚制度和虚伪意识形态的阻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形态应当是一种超越了人物质行为的“客观活动”，⑤Alasdair MacIntyre,“Review of Religious Belief by C.B.Martin”,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12,no.48,288,1962,p.182一种摆脱官僚制虚伪意识形态的自由革命。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继续从多元的意识形态中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尽管在欧洲大学中存在多样化的理论形式，并且这些理论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但是英国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特征：“欧洲的知识分子拥有克罗齐精神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的或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但英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冷静因而避免了理论狂热，对这些广义化的理论并不具有太多热情。这种状态不仅表现为我们多元化的专业规则和理论，还有普遍理论和统一化的思想。特别是我想再次强调我们的消极态度对于人类潜力缺乏一些独特的观念。”⑥E.P.Thompson (ed.),Out of Apathy,p.209.麦金太尔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们的理论工作状态总体是持批判态度的，甚至称之为是“失败的”，就在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触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核。他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英国的社会化理论系统：“现在我们应该脱离跨过行政压力的框架。当然，人类科学同样也被框定着，要么成为抽象的学科规则，要么又运用在培养私人经理和助手。但是我们的困境不是他们会做什么，而是不得不做什么。”⑦E.P.Thompson (ed.),Out of Apathy,p.209.他认为要从现实的理论迷局中，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立场，筑牢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

第二，重拾知识分子的价值和目标。新左派理论者们的共同目标是相同的：一是要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价值；二是要重新树立知识分子的目标；三是要重新找到知识分子的理论归宿。这三个方面，既是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的迷茫之所在，恰恰又是寻求突破的关键之所在。对于新左派理论者来说，突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既有的思路局限，就是他们存在的真正价值。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做自然地反应或者预先决定了的历史变迁的牺牲品”，而是要“试图理解自身和时代并做出合理的和正确的选择”，这赋予了他们“所有的想象性工作以了不起的和充满希望的意义”。⑧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33.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亟待一群知识分子重建价值和目标，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本土化。于是在第二期《大学与左派评论》里，汤普森又再次强调：“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对陷入反共产主义的老套的情绪化的关怀用手段的说法保持警惕，应该努力在当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内去理解冲突的种类和本质，应该对他们的区别和定义更加敏锐。”①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a reply”,p.22.

具体来看，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运动中，一是应当为英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整体提供理论支持。比如琼斯认为：“定义一个知识分子的东西是他的公开立场，是认识到他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任何部分——做出了一些贡献，尽管对后者做出贡献也很重要。”②Mervyn Jones,“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15.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形成宏观的社会学视野，这样才能用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而回应来自各方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责问。二是应当不断寻求自身角色的新诠释。“也许他会在一个政党内部发现交流、批判的途径，他需要的集体思想工作的机会；但是他的责任必须最终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以及他自己的经历的真实。”③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3.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当防止沦为既有社会秩序的无知觉的服从者，而是要成为“提问者”，极力避免“成为行政管理者，不得不接受来自工业和政府化的框架，以及过去的人文科学框架”，不论“为什么”，只论“应不应该”。④E.P.Thompson (ed.),Out of Apathy,p.207.三是要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警觉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论他们为了生计而做了什么事情）必须是社会科学家，而且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的那样，玄思冥想的态度就是对科学的否定。我们的材料是人，我们必须关涉他们的问题。”⑤Rodney Hilt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ummer,vol.1,no.2,1957,p.20.理论体系的困境造成了知识分子们有限的视野，他们创作出来的理论成果也面临着现实中的问题。因为这些成果不但来自一些与现实无关紧要的课题，它们在社会中也会被权力利用，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一些不适当的影响。

第三，打破传统革命和理论的方法枷锁。政治的枷锁和权力的枷锁，是抑制马克思主义活力的阻力，更是马克思主义应当革命的对象。

一方面，从革命需求而言，要构建新型体制，首先就要打破现有的组织枷锁。1957年，英国小说家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William Amis）出版了名为《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小册子，对当时共产主义者支援西班牙内战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汤普森一方面重申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使命和职责，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革命原则。他说：“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在傲慢或者抽象的教条主义之间走一条狭窄的脊道；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经验面前的屈尊，它不仅包含了知识分子的正直，也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思想。”⑥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Left Review,Spring,vol.1,no.1,1957,p.35.在英国的政治条件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对一个组织化了的政党保持政治上的忠诚。这是知识分子的贡献将会被接受并且有效的唯一方式”。⑦Rodney Hilt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p.20.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忠诚并不是以牺牲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活力为代价的，所以西佛尔认为：“最重要的是，出现一种新的、刚健的、团结的和可接纳的左翼运动来瓦解所谓的真理的垄断权，这将为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实践整体的复兴之路提供基础。”⑧Harold Silver,“Socialism and intellectuals”,p.18.

另一方面，从理论需求而言，不断探索能够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是维持马克思主义活力的内生因素。1957年和1959年，卡尔·雷蒙德·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先后出版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科学发现的逻辑》，围绕历史观和科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立论，亦记录了一个曾经的共产主义者理论立场的深刻转化。麦金太尔认为，波普精确描绘出了人类社会中一些既有的社会科学，为当时的社会科学者们提供了部分合理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观转变。尽管后者显露出了一个错误的立场，认为历史经历可以仅凭一种或几种规律就能够表述出来，从而难以避免逻辑上的缺陷，但是，波普对历史观和科学观点大胆创新，在那个时候确实为沉闷的英国社会学界带来了创新精神，也为新左派理论者们带来了新的理论兴奋点。1958年和1959年，麦金太尔参与新左派理论者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争时，就在《道德荒原笔记》一文中尝试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结合，①张晓：《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争及其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这成为新左派早期构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四、结语：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之追问

英国新左派理论者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讨论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讨论中是最集中的，其反应的社会、理论和阶级问题是最全面的，影响也最为深远。1979 年，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恩）（Eric Hobsbawm）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一文，他意识到，在过去的20 年里，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构成已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积极和重要。②埃里克·霍布斯鲍恩：《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黄育馥译，《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当前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沉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保持对自身职责的反思，也是新时代里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应当具备的奋斗意识。③刘建军、陈金彪：《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观及其现实意义》，《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一，应当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接受民族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考验的先进力量，是领导全民族解放的坚强核心，是马克思所称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的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4页。知识分子坚持党的领导，能够确保接受正确和明确的政治引导，明确政治立场、政治使命、政治规则，保持为人民做学问的本色，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第二，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⑤***：《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人类通往自我解放的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推动人类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的思想保证。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讲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故事，是理论工作的基本使命。第三，应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学理论，“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研究理论。要始终肩负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致力于创作“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论创新成果”。⑥张亮：《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及其当代效应》，《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四，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路线。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坚持著述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教材、教学、研究体系准确传入大众耳中、留在大众脑中、印在大众心中，武装人民群众。要将满足人民对文化理论的需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归宿，树立为人民创作的理论立场，切实将为人民做学问的宗旨贯彻理论创作和宣传工作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