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中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评析

姜迎春

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因为这一思潮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有的人赞成它，有的人反对它，它既有中西之争，又有古今之辩。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复杂性给一些人发挥“片面性”提供了资源和空间，这种理论思维的片面性正是文化复古主义的主要缺陷，突出表现为脱离历史和现实，割裂古代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统一。今天，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需要。也就是说，要从“两个结合”上把握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与现实危害。

一、“两个结合”是正确把握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67页。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即坚持理论创新。而坚持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是“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强调把握百年中国的历史与实践，紧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去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两个结合”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任何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倾向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也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持，但它往往抽象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具体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从“两个结合”上，科学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7页。在这里，***总书记强调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内容，“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所谓“时代条件”，就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具体到当代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如果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强调“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和虚幻的追求。

第二，从文化的丰富性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历史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要从总体性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与作用，不能将某一思想流派无限放大，不能用某一种流派否定其他流派。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部的各种思想流派要平等对话，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传统，不能搞唯我独尊、党同伐异。思想流派相互之间的排斥、否定、打压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不利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总书记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②***：《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2页。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需要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3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综合的历史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文化实践的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然会遇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既定的历史文化条件，这样的“文化遭遇”是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都视为落后文化而全面否定，“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

第四，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在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总书记强调了三个重要方面：一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些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进步需要的东西，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二是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某些传统文化好不好，关键看它们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三是“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即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否定也是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总书记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②***：《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11页。

二、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虚无主义倾向

文化复古主义思潮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脱离时代发展，囿于一些传统文化理念，希望在文化上全面恢复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既不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忽视具体的社会历史状况，片面强调“传统文化”的实践意义。有的人认为，社会现实的发展是变化无常的，只有“读经”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读经”才能应对社会变化。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梁启超在晚年持保守主义立场，提出了一些带有复古主义性质的文化主张，有的人对梁启超的文化复古主义态度大加赞赏，说梁启超到晚年才走上正道。但是，晚年梁启超无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在1927 年他强调学校非读经不可的主张，“学校读经问题，实十年来教育界一宿题也。因争持未决，而至今各校亦遂无经课。吾自昔固疑读经之难，故颇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亦仍觉其难也，然从各方面研究，渐觉不读之不可”。③梁启超：《梁启超自述（1873—1929）》，文明国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 307页。梁启超提出学校必须读经的核心理由是，“经训为国性所寄，全国思想之源泉，自兹出焉。废而不读，则吾侪与吾侪祖宗之精神，将失其连属，或酿国性分裂消失之病”。④梁启超：《梁启超自述（1873—1929）》，第 307页。事实上，梁启超所说的“国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抽象人性论一样，抽象国性论也是错误的。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国性”有着质的区别，到了20 世纪20 年代还非要到古代“经训”中寻找“国性”，就难免要脱离时代。今天，有些人偏爱于梁启超晚年的保守，实质也是欲“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第二，用儒学革命观否定现代革命观。有人提出：“人类总是从旧世界中生长出来的，不论是我们的观念和思想，乃至我们习焉而不察的文化和语言，都构成了我们的旧世界，怎么可能彻底自我否定呢？感觉这有点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实在不可能。……可见，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实践，根本上就是要彻底摧毁传统社会，这不仅切断了传统通向未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中国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好到西方去找源头，找根本。左派讲‘以俄为师’，正是这种激进主义革命观的后果，从而以革命的名义把传统的一切当成‘四旧’，彻底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教科书否定了孔、孟代表的道统，而以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代表的反叛传统作为叙述的主线，造成了价值观的完全颠倒。可见，按照儒家的革命观，革命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过去与未来之间没有一条跨不过去的鸿沟。因此，旧制度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儒家喜欢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中就有这个意思。如果像极左派那样，全盘否定传统，妄想在白纸上绘出美丽图案，现在已证明是徒劳了。”①郭晓东、吴增定、郝兆宽等：《通三统：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用所谓儒学革命观否定现代革命观及其实践，是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之一。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区别于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历史虚无主义，但两者殊途同归，它们都是要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实践正当性，割裂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统一性。所谓儒学革命观提出，“仅仅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是道统的继承人，才真正具有政治合法性。譬如，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晚年回归孔、孟道统，可以说，这就是将道统与政统合而为一了。正因如此，蒋介石跑到台湾以后，虽然失去了政统，却还是表明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就是说，道统还在他那里。就此而言，共产党即便夺取了政权，终究还不完全是正统。不过，共产党还是另外建构了一个道统，即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道统，以此表明其正统性。其实，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们自己不大那么强调这个道统了，那么，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即回到孔、孟道统，正如晚年孙中山所主张的那样”。②郭晓东、吴增定、郝兆宽等：《通三统：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在所谓儒学革命观看来，中国共产党至今都没有获得“道统”和“正统”，只有“回到孔、孟道统”，才能成为“正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百年奋斗历程，就被这种所谓的儒学“道统”轻而易举地否定掉了。但是，真正的历史是否定不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奋斗和牺牲积淀了自己的“道统”，这个“道统”就是马克思主义之道、社会主义之道，它们才是历史之正道、大道，任何否定马克思主义之道、社会主义之道的人，必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第三，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进步社会运动，这些进步社会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进步社会阶层的政治觉醒。但是，一些文化复古主义人士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大的“罪过”就是反传统，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因此，必须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人提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那里，而辛亥革命本身却不一定是激进的。但我党则不同，在现代只能追溯到‘五四’或新文化运动那里。我们要否定‘文革’，必须到‘五四’或新文化运动那里找激进主义的根源，也就是要彻底否定‘五四’或新文化运动。”③郭晓东、吴增定、郝兆宽等：《通三统：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还有人提出：“从陈独秀开始，就把儒家看作中国落后的根源，甚至原罪。这个思想影响深远。到了1949 年之后，中国社会主流依然以‘五四’全盘反传统继承人自居，于是打倒孔家店，破‘四旧’，废止一切旧的东西，成为 20 世纪中叶几十年的主题。改革开放之后有所调整，但是仍然很不够，儒家思想还没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自由地发挥功能。儒学虽然成为一部分知识人的信仰、工作，但是相对于更广泛的人群而言，儒学其实还是一个工具，用则举起，不用则闲置。儒学应该重回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无须意识的自觉。”①郭晓东、吴增定、郝兆宽等：《通三统：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这一观点既脱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动因，又脱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醉心于儒学传统的复归和儒家思想的主导，以此否定近代以来的进步社会运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第四，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能任意割裂三者的有机联系，这个有机联系的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有些人从文化复古主义立场出发，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任意肢解历史。在这些人的肢解之下，历史成了任人搓揉的面团，历史可以任意解说、任意塑型。有人竟然提出：“中国要搞现代化，可以不走共产党的道路。早在两千年前，也就是秦朝的时候，中国就进入现代社会了。中国在清末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接受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的问题。可以说，清以前的中国与现代西方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譬如军国主义体制。还有，日本是由封建社会走入现代社会，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成功的经验也不是中国能学的。可能有人会反驳我：既然中国比西方更早走上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后来败得这么惨呢？我认为，关键在于，西方还多了一个工业化，这才是导致西方战胜中国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只要补上工业革命的课，就够了，实在没必要效法苏联，走那么极端的现代化道路。老实说，我比较欣赏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不极端，知道妥协。”②郭晓东、吴增定、郝兆宽等：《通三统：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这个观点混淆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认为现代化道路同革命无关，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应有“极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残酷历史证明，所谓“不极端”“知道妥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不存在的，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每天都在上演。革命不是任何想象的东西，想革命就有革命，不想革命就没有革命。人类历史上的矛盾、斗争与革命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这个革命进程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经阶段。因此，否定了革命进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不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一些人的主观想象之中。

三、克服文化复古主义思潮错误倾向的方法论原则

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确实存在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内的错误倾向，克服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错误倾向，有助于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健康发展。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有人提出：“在‘文化自信’的语境下，人们似乎更喜欢提‘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之类的说法。但事实上，我们更缺的是像密尔之于路德的工作，即以一种更合理化、更普遍化的方式来提升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想与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某种‘去中国化’恰恰是中国话语体系生命力的所在。因为若中国人能以一种更为普泛、更着眼于全人类的视角提出自己的方案与模式，可能在世界上会有更强的普适性与吸引力。”③孙向晨：《天下、文明与个体》，《文化纵横》2021年第12期。这种思想主张的实质是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实质是换一种说法宣扬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从具体内容看，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主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总书记曾经强调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因此，我们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错误倾向，不是要否定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反对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确实做到古为今用。

第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实践证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就会失去灵魂、失去作用。因此，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当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任何脱离、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必然失去灵魂、失去作用。有人说：“想在儒家里给左派安顿一个位置，但是，左派真未必乐意呢！因为左派讲的是‘马体中用’，就是想在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现代中国中给儒家安排一个位置。——在我看来，国教的建立，应该从代表中华文明的儒教那里寻找可能性。”②唐文明、曾亦、陈壁生等：《张三世：中国道路中的改良或改革问题》，《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这一主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即在当代中国，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还是儒学指导马克思主义？有人提出：“中国今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建设必须以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为本位为主导，才谈得上吸收中国固有思想与其他外来思想。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只有儒家思想具有正统性的主导价值，即‘王官学价值’，其他思想则只具有工具性的辅助价值，即‘百家言价值’。”③蒋庆：《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儒家思想当然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所谓“中国今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建设必须以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为本位为主导”的文化主张，散发的是浓浓的复古主义味道。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有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满自足的过程，它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它不需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这一主张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是完全不兼容的，也就否定了“两个结合”的历史合理性和实践有效性，其本质是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两个结合”的历史成果和现实形态，它内在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发展。因此，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才能真正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统一性，才能有效克服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才能真正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