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思成建筑美学思想的时代性转变

李凤志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毕生致力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保护和教育事业，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之父。其父梁启超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清华园国学导师，也是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位人物”①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7页。之一。梁思成少时深受父亲及家庭环境的影响，自幼就与中国古典文化缔结深厚的情缘。“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②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第8页。梁思成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中成长，从梁启超示儿家书中可见一斑。

在清华学校就读期间，梁思成兴趣广泛，爱好音乐，擅长绘画，还是学校美术社骨干成员，并负责了毕业纪念册的美术编辑和插画绘制工作。他展现出优越的艺术天赋，以至于将雕塑家作为他最初的志业。梁思成沉着冷静、思维活跃，在1919 年 五四运动中成为“义勇军”等社团的学生领袖之一，被评价为“An artist with a plitical mind”。③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18页。1924 年，梁思成远赴美国，先后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和哈佛大学研习建筑，接受古典建筑绘画技法的系统性培养，注重建筑的艺术性研究。担任建筑设计课程的指导教师哈瑞·斯敦凡尔特(Harry Sternfeld)和保尔·克芮（Paul Cret）教授具有巴黎美术学院的学识背景，梁思成在其启发下“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④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第22页。可见，梁思成扎实的美术基础是其建筑艺术美学观形成的缘由之一。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侯县人，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教育家。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伉俪的邂逅，可以说是他建筑艺术美学观形成的又一大助缘。“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⑤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第22页。对于梁思成建筑专业的最终选定来说，留英归来的林徽因可谓功不可没。

志趣相投的梁、林两人携手共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接受“巴黎美院教育体系”西方传统古典主义建筑美学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鲜落窠臼，对当时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学院派古典主义教育一度产生怀疑，在其父“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①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第20页。的规劝下才坚持下来。同时，父亲在家书中博学与“专门”兼顾的治学态度和“灿漫向荣”的学术境界对其影响非小，这也为梁思成日后致力于中国古典建筑美学历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目睹了西方诸国业已形成的对本国古代建筑系统的研究体系后，家学传统和时局环境激发了梁思成的一片“赤子之心”，民族文化的自觉当是他建筑艺术美学观形成的又一大缘由。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修习建筑设计课业之余还时常出入博物馆，在“求学问不是求文凭”②梁启超：《梁启超家书》，第55页。的要求下对流落海外的本国古代美术作品潜心研究。“思成兄本人又常徘徊于佛像与汉唐冥器之间”，③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对中国古代的雕塑、壁画和青铜器皿等藏品产生浓厚兴趣，这也成为他日后致力于古建研究和梳理中国雕塑史的重要基础。同时，相较于成熟的欧美古典建筑历史研究体系，梁思成逐渐将视线聚焦于中国古代建筑与建筑艺术的史论梳理。他以一代学人的文化自觉，开启国人对本国传统建筑艺术考证的先河，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从师承演变到融合创新

由于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喜好美学，兼具工程技术与艺术表征的中国古代建筑素来落入工匠技师之手，其表现方式亦为“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④梁思成：《建筑是凝动的音乐——梁思成古建筑考察与北京城规划》，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这种口传心授式的传统建筑师承演变方式，虽保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但在建筑文化的传承和现代建筑设计中显然是不占优势的。西方建筑本体和形式结构较中国古代建筑更便于现代建筑的实践，但粗暴的“拿来主义”和“折衷主义”缺乏本土文化的根基，均不可取。留洋归来的梁思成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提出“我们当然应该采取‘厚今薄古’，‘厚中薄洋’”⑤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97页。的研究理念，以民族文化精神为主导，将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研究方法用于中华大地历史遗存的考证工作，进而强调建筑研究的人民性。

第一，厚今薄古。“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⑥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1944年，第8页。在梁思成看来，现代建筑艺术体系的建立须以古代建筑为根本，主张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勘测、学习与吸收。“厚今薄古”并非是对古代建筑文化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他认为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建筑自成体系，“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⑦梁思成：《建筑是凝动的音乐——梁思成古建筑考察与北京城规划》，第190页。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学理想。其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个体建筑的三部构成模式、庭院建筑的轴线对称模式、木材结构的梁柱构型方法、斗拱举架的装饰结构美学、曲面屋顶的壮丽装饰美学、构建交接的仿生装饰美学和色泽艳丽的雕刻装饰美学等几个方面。这些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美学特征是绵延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凝结，是中国建筑文化传承的视觉载体和符号标志，更是现代建筑创新发展的基础。“厚今薄古”是强调在充分继承古代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予以现代化语言的阐释、转换和表达，“今”是对“古”的继承和发扬，落脚点在于当下建筑语言的美学表达。在考量古代建筑的同时，梁思成更注重于现代建筑设计的时代创新与发展，提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过程应该经历“认识—分析—批判—继承—革新—运用”①梁思成：《梁思成谈建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的创作过程，需要按照民族精神的“文法”对传统建筑“词汇”进行主观的转译和重构，强调“革新”在创作活动中的重要功用。

第二，厚中薄洋。近代中国建筑师大多有留洋背景，受建筑西学的影响较大。梁思成学贯中西，在系统接受巴黎美院建筑教育的基础上，对建筑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主张对西洋古代建筑体系的学习与吸收，因为外国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诸多“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②梁思成：《基本建设工程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意义》，《科学大众》1952年第8期。这些国外的建筑艺术史和城市规划史可以拓展学术视野，为中国现代建筑文化事业服务。1956 年6 月，梁思成率领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访问波兰。在参访城市规划、建筑材料研发机构和建筑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内容后，他将对建筑师大胆创新的要求与我国提倡的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③梁思成：《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建筑事业》，《建筑学报》1956年第7期。的精神紧密联系起来。梁思成在与苏联专家交往的过程中，总结了苏式建筑体系带来的五重影响：“艺术性、思想性、整体性、民族性以及对人的关怀性”，④梁思成：《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期。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和建筑研究的贡献。“厚中薄洋”与“厚今薄古”类似，强调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融汇中西的研究方法，突出建筑文化研究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征，这种建筑美学观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中亦不乏其例。就中国寺院而言，与印度佛寺建筑以供奉佛骨舍利的窣土坡为中心展开不同，汉地佛教寺院从兴盛之初便注入了华夏民族区域文化的色彩。寺院由官方行署改造而来，虽然在整体布局上仍然沿用了印度佛教建筑以佛塔为中心的模式结构，但其建筑的形制和装饰风格上则融入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建筑结构，这也为中国寺院建筑规制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后汉书·陶谦传》对早期佛寺营建情况有载：“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金盘”是对印度佛教建筑形制的沿袭。而“重楼”和“堂阁”则为中国传统建筑特征，中外融合，“最早的中国式佛塔就这样诞生了”，⑤梁思成：《梁思成谈建筑》，第160页。可见汉地佛塔从创立之初就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中国精神。

第三，人民导向。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如何正确处理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建筑的革新是每位建筑师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些文脉悠长的建筑传统“又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也必然包含着许多具有人民性的东西”，⑥梁思成：《建筑文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8页。是人民在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智慧经验的总结。木构空间结构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显著特征，“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⑦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页。这种一以贯之的建筑美学倾向反映了汉地人民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道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顺乎自然规律。与西方“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艺术理念不同，中国建筑艺术往往呈现出虚实结合、和谐自然的风格特质。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古国，劳动人民与树木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象征着东方，木质较石材更富生机和温度，这种和谐生态的自然选择造就了华夏人民以木为构的建筑美学观。这种建筑美学法则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区域文化在人民心中的映射。“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⑧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1页。建筑的发展亦应以人民性为导向，“必须在社会上服务，经过相当的岁月”，⑨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1页。获得人民的经验才算完成。

二、从“诗意、画意”到“建筑意”

“象”“言”“意”本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弼在融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等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得意而忘象”说（《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意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①[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由此，“象”“言”“意”作为审美观照的三要素而进入美学领域。意象美学对中国诗歌、绘画和书法等传统艺术领域影响颇深并延续至今，“诗情画意”也成为它们相融相生的桥梁。

梁思成和林徽因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论体系的梳理和研究，并富有创造性地“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②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1932年，第98页。开拓了“意境”在建筑学领域美学观照的先河。

其一，互文释读性。“建筑意”的实现需要主观和客观的双重经验，是客观物象在审美主体心目中的反映，这是一个超越“诗意”和“画意”的范畴并主观再造的过程。在梁、林二人的眼中，“审美者”产生“特异的感觉”显然是有门槛和条件的。“巍峨的古城楼”③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99页。和“倾颓的殿基”是“天然材料”经“大匠”们主观创造和“时间”的“磋磨”，并视觉外化的客观实在。“建筑审美者”当有相应的文化积淀和学识经验与之相呼应和释读，在审美主体和客观物象的文化信息之间形成互文观照，以体味“时间变迁”“儿女佳话”和“流血杀戮”等文化意蕴。这种“特异的感觉”④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98页。自然需要“特异”的心态和眼光，梁、林二人触目皆为“趣味古建”和“不能势利”的美学景象，方能获得“无穷建筑意”的“愉快”。建筑意是客观物象经审美主体的主观二次创作，在头脑中的意象生成，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同一建筑实体，可能因不同的审美主体而产生不同的意象经验。建筑艺术家“创造的形象是‘实’，引起我们的想象是‘虚’，由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就是虚实的结合”，⑤宗白华：《美学的境界》，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第42页。在设计创作时建筑师势必要考虑建筑艺术语言中“虚”的内涵与外延。可见，“建筑意”的获取需要审美主体虚实结合、物我两忘的美学经验。

其二，时空转换性。无论是“古建”还是“遗构”，都无可避免地沾染了“时间”的痕迹，在“年代”的“洗礼”中接受意蕴时空的转换和人文历史的熏染，其“建筑意”也随之转换。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曾说过，他的雕刻工作只是把已经构成艺术形态的人体从石头中解放出来。于建筑而言，“时间”就是雕刻刀，原已存在的“建筑意”在岁月的磨砺中被“解放”出来，在新的时空与审美主体达到“性灵的融汇”⑥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98页。和“神志的感触”。⑦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99页。绵延万里的长城原为中原地区抵御外敌的国防工事，历经千年岁月的磨砺，见证华夏文明的沧桑巨变，已蜕变为雄伟壮观的磅礴气象，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建筑意”在时空转换中，由于岁月洗礼抑或个中原因，文化信息的丢失在所难免。但是，在梁、林的建筑美学中，这恰恰是“建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可惜的是它们渺茫的历史无从参考出来，为我们的研究增些趣味”。⑧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110页。这与中国画的“留白”和书法中的“飞白”一脉相承，岁月“磋磨”营造物象实体的残缺，生发意境的遐思空间，愈发引人以神往。

其三，象征传神性。从本质上来说，“建筑意”是一种源于建筑文化客观物象，审美主体对其进行抽象提炼和隐喻象征的美学观念。“乾隆御笔碑石”①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99页。是“大名显赫”，但更是探寻建筑美学，寻求“建筑意”心中“愉快”的绊脚石。象征性的建筑“词汇”和“文法”更容易调动主客观因素，以达到传神的美学效果。“以貌取人或者不可，以貌取建却是个好态度”，②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第99页。象征性的“词汇”在表达建筑物象的“言外之意”时更具活力。大到“浑然一体”的整体，小到“意味隽永”的细节，“建筑物所造成的气质也是我们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③梁思成：《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建筑学报》1959年第6期。如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整体高度仅有区区34.7 米，远不及现代都市中动辄数百米的摩天大厦，但历经岁月洗礼和时代变迁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具有独特的建筑品格和文化意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永恒的心灵地标。这一具有象征性和传神性的建筑“符号”，是天安门建筑的“象外之象”，在新的时空建构“诗画美”与“建筑意”的统一。

三、从“雕虫小技”到“雕塑为先”

“建筑又是艺术创造。”④梁思成：《梁思成谈建筑》，第4页。在西方国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形成“雕塑、绘画、建筑被视为一体”⑤吴良镛：《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0页。的古典主义美学传统。现代包豪斯学院在创立之初，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更是发表创造“集建筑、雕塑、绘画三位一体的未来的新大厦”⑥[日]利光功：《包豪斯——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摇篮》，刘树信译，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4页。宣言。于中国，“绘画雕刻原本建筑之一部”，⑦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从画像砖、石像生、石窟造像再到古建雕饰等空间构造，三者密切关联。1929—1930 年，梁思成于东北大学完成了《中国雕塑史》课程的教学提纲，这部《中国雕塑史》也成为中国人研究本土古代雕塑的开篇之作。⑧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编：《东北大学校志 1923.4—1949.2》（第1卷·上），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页。在《中国雕塑史》的序言部分，梁思成一语中的阐明了向来被国人所忽略的“雕虫小技”实则为人类社会“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⑨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页。雕塑虽为“士大夫不道也”，但与书画和建筑等艺术门类休戚相关，相互影响，互为助力，共同作用于体型环境空间。

首先，大艺术与大环境。“建筑的节奏、韵律有时候和音乐很相象”，⑩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人们常常将建筑比喻为“凝固的旋律”，也会因建筑强烈空间形式语言的性格特征而将其比喻为“抽象的雕塑”，还会因建筑的叙事性特征而将其比喻为“石头的史书”……雕塑与建筑虽形式有别，但意蕴相通，两者互文现象亦常有之。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与《中国建筑史》在体例和断代书写方法上较为接近，且具有相互认同性的特征，共同构筑空间历史的“现实”。“艺术之始，雕塑为先。”⑪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第1页。这其中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艺术之最古老，二是艺术之最重要，三是艺术之大视野。前两者在《中国雕塑史》的序言中已有详尽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1947 年，梁思成从美国考察回国后认识到国内既有教学体系的保守，创造性地跨越各类艺术的界限，以“大艺术”⑫[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的视野对中国古代雕塑和建筑予以观照，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路径。“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⑬梁思成：《建筑文萃》，第230页。他将西方环境艺术理论引入中国，倡导体形环境论，并将其纳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①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45–54页。之中。梁思成认为，合格的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②梁思成著，林洙编：《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的文字建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4页。在他执教期间，中国绘塑史、雕塑、欧美绘塑史、雕饰、素描、水彩和雕饰学等美术类课程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体系设置中占有很大比重。体形环境论拓展了建筑学研究的外延，朝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发展，这也为后来吴良镛先生创立“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奠定了基础。

其次，雕塑史 与建筑史。建筑与雕塑本为姊妹艺术，虽归属门类不同，但“基本元素融为一体”。③[俄]瓦西里·康定斯基：《点线面》，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5页。雕塑艺术常以建筑构件或建筑语言的形式参与建筑的设计过程，建筑艺术亦往往以形式借鉴和抽象意蕴的元素贯穿于雕塑创作的始终。至近现代，尤其是以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为代表的“参数化主义”的崛起，雕塑化建筑和建筑化雕塑开始大量涌现，这反映了建筑与雕塑在空间艺术语言的相互认同和相互融合中共同发展。梁思成先生认为：“从艺术的手法、技巧方面看建筑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可以通过它的立体的和平面的构图，运用线、面、体和各部分的比例、权衡、平衡、对称、色彩、表质韵律节奏等的对比和统一面取得它的艺术效果。”④梁思成：《梁思成谈建筑》，第356页。他通过艺术形式美的法则，将建筑与其他艺术类别联系起来，并运用于古代建筑的教学研究和考证实践。“从古建筑中佛像塑造手法及风格的鉴别，来佐证庙宇建造的年代，抑或根据庙宇建造的时期判断佛像的古老程度。”⑤梁思成：《佛像的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1页梁思成在考察国外艺术馆中有关中国雕塑藏品的基础上，综合日本的大村西崖、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en）和法国的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学者的观点，以断代的方法将文字记载与实物图像相对照，从建筑学的视角解读古代雕塑艺术。《中国雕塑史》整体呈现出三大特点：第一，明确雕塑在艺术史中的时间定位；第二，强调雕塑在艺术研究中的主体定位；第三，阐释雕塑与建筑在学术研究上的互通性。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与《中国建筑史》可谓艺术史研究的两把利器，以大视野、大艺术和大环境的学科视角贯通中国古代文化脉络，在雕塑史 与建筑史之间架起了桥梁。

再次，雕塑场与建筑意。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力”的宣扬以“气”的形式呈现，气与力的结合，传达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思想。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公共艺术文化工程，是一座建筑物，更是一尊雕塑体。在创设之初，纪念碑的造型在选用雕塑形式与建筑样式上一度众说纷纭，梁思成在考察中外雕像建筑的基础上，提出建筑与雕塑融合的创作思路。在建筑设计上，梁思成在《致彭真市长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问题》一文中就明确反对在碑体基座开设门洞的造型设计，“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⑥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四），第42页。这种视觉上的“安定感”便是建筑意的实践。在纪念碑基座主体浮雕设计中，无论是《虎门禁烟》《五四运动》还是《胜利渡长江》等叙事性人物刻画，雕塑多表现主题人物形象的威武雄健、精神振奋，通过强调脖颈、胸腔等部位肌肉的张力和人物整体的动势来表达雕塑本体的力量。“气”和“势”延展了雕塑的“体”和“面”，扩大了主题建筑与审美主体的交互区域，加强了知觉效应和空间效应功能，与纪念碑的碑文互文见义，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英雄主题文化空间的“视觉应力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承载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历史叙事，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建筑品格和艺术精神。这一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视觉应力场”，是纪念碑建筑语言的“言外之意”，形构雕塑场与建筑意的统一。

“建筑之真义乃在求其合用，坚固，美”，⑦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第90页。在一定的条件下，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对主题性纪念碑来说，美观就是“合用”。雕塑与建筑同属于空间造型体系，两者互融共通，并统一于中国意象美学的艺术形态空间。梁思成将建筑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大艺术”范畴的同时，也将历史上的“雕虫小技”提升到“雕塑为先”的视野。

结 语

梁思成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广博的留洋经历为其打开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以“近代建筑师的责任”①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第26页。和中外融合的文化理想去考证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他与学术团队的努力下，《中国建筑史》与《中国雕塑史》等学术著作问世，其建筑美学思想亦渐趋浮现。梁思成建筑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较传统师承工匠式沿革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创新性与人民性成为其突出的特征。

这种具有民族文化性建筑美学思想的革新，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建筑美学的时代要求。学成归来的梁思成先后于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立建筑系，旨在改变“工匠之流不知美丑任意垒砌，将国人美之标准完全混乱”②东北大学史志编研室编：《东北大学校志 1923.4—1949.2》（第1卷·上），第320页。的学术浮躁现象。可见，传统师承演变的模式已无法满足时代对建筑发展的要求，变革与创新美学思想成为匡正国人建筑艺术之路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建筑美学的本体诉求。“建筑是历史的反映”，③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第180页。历史在前进，建筑本应随之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建筑材料相继涌现，中国传统木质结构的建筑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融合中外建筑文化，革新建筑美学思想以驾驭材料，培养符合建筑美学规律的理念成为这批留洋学子归乡后的时代思考。“不论是木材、石块、化学混合物，或钢铁，都同样的可能创造有特殊富于风格趣味的建筑”，④中国营造学社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第11页。梁思成在建筑本体的考量中选择了融合与创新。

“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⑤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1–13页。建筑文化反映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是民族性格在时代精神观照下的造物表现。“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⑥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第23页。面对近代西洋建筑的冲击，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建筑教育先行者，通过民族性建筑美学变革的形式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于历史交汇点上探寻本土建筑发展之路，这是建筑美学的时代诉求，更是建筑美学的民族自觉。

梁思成是民族文化的捍卫者，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亦是建筑研究的革新者，为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跨越时间的美学思考。他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整体性的史观和当代性的思考，首倡“雕塑为先”，打通大艺术门类之间学术研究的学科壁垒，引入“体型环境”教学思想体系，承古接今、融合中外，引领中国建筑美学思想的时代性变革。“建筑意”的提出，更是打破了人们对于建筑的思维定式和惯性思维，一举将其纳入“诗”“书”“画”等艺术门类的范畴，拓展了建筑艺术“形而上”的文化内涵。梁思成建筑美学思想的时代性转变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也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带来富有创造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