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契约文书与村落文化复振——基于地方文献的乡村文化传承路径分析

刘训茜

一、研究缘起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悠久而厚重的农耕文明是中华五千多年文化的根基，因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

从传统文化资源生发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理路，是当前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2]。多位研究者剖析了挖掘农村文化资源的路径与机制。在创新机制方面，余俊渠、秦红增提出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3]。鲁可荣、曹斐浩强调建设村落保护发展的共融、共享、共建机制，“充分挖掘整理传统乡村历史变迁与发展，通过系统梳理以村志、宗谱、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手工艺等为主要载体的乡村集体记忆，重新发现、审视和激活传统乡村的综合多元性价值”[4]。在传承路径方面，杨一、秦红增以贵州丹砂文化为例，“借助丰厚的文化遗存，以文化书写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仅可以促成新的文化表达范式的产生，效果上更有利于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5]。程大立发现新编乡村史志在文献价值之外还蕴藏了过往乡村的治理经验，并且能在特色农产品、传统工艺品的开发和销售环节中佐证文化品牌，发挥经济功能[6]。张芹玲、纪芬叶分析了青州以农民画为载体，通过将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从而促进区域发展的案例[7]。上述研究提供了活态传承村落文化遗产的多维视角。

村落地方文献是一个丰富而庞杂的体系。传统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极为多元，各类票据、姓氏谱牒、土地契约、合同文贴、婚书课卦、家书信札、招贴文告、日用类书、民间善书、科仪本、分家书等具有区域性、特色性的文献资料，均可视为地方文献的一种。自1944 年傅衣凌先生利用他在福建永安发现的土地契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始，地方文献走进学科关注与社会视野已有70 多年的时间。2000 年以来，各高校科研机构收藏的民间文书已达百万件之多[8]。这其中包括了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鄱阳湖文书，等等。这些大型民间文书都面临一个共通的议题：如此巨量的文献在用于学科研究的同时，能否帮助地方留住文化根脉，成为助力传统村落振兴的文化资源？根据上述认知，本文基于2019 年11 月对浙江松阳石仓开展的调研，以客家契约文书为例，讨论村落地方文献如何推进学科研究，传承地域文化，服务乡村振兴，为农村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松阳石仓契约的实践经验

松阳石仓地区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清代处州府)松阳县的南部山区，是一个包括了松阳县大东坝镇所辖的9 个行政村的村落群，面积约25 平方千米，人口6000 余。该地区是福建汀州府客家移民的聚居地，主姓阙氏约占60%，村民至今仍说汀州方言。当地现存30 余幢平均建筑面积在2000 平方米以上的厅井式大屋，主要建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石仓在2000 年被评为省级文化保护区。长约五公里的石仓溪两岸分布着上下茶排（六村、七村）、下宅街、后宅、蔡宅等村庄，保持着“山水—田园—村落”的传统格局。2013 至2019 年，六村、七村、后宅村先后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9]，一部分村民至今仍居住在祖辈建造的房屋里。然而，石仓的保护开发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例如，村落地处山区，近几十年来都处于经济发展边缘，文化资源被认为不及人烟辐辏的水乡古镇，“客源和知名度，都只能局限在省内，而无法吸引大批量的国内和国际游客。这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经济收入，也使得这些山村总是面临着如何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10]。那么，如何重新找回浙南山区存续了数百年的人文历史并加以有效传承创新，从而找回松阳石仓的社会生机与活力，实现村落的文化复振？

（一）高校引领在地保护客家文书，还原村落历史生态

2006 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在浙南搜寻移民及古建筑方面的资料时，在石仓的阙姓家族老屋里发现了百余件清代雍正至民国年间的契约文书。2007 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通过田野考察又陆续发现清代契约7000 余件，账簿350 余种，并对这些文书开展了社会经济史、建筑社会史、乡村文化史的综合研究。该研究涉及土地、产业、人口、建筑、宗族、科举等多个主题。2014 年4 月，研究团队发布阶段成果，包括论文20 篇、《石仓契约》丛书三辑共24 册，至2018年4 月共出版五辑40 册。其中，前4 辑收录了以阙氏家族为中心的土地买卖契约近8000 件；第5辑主要收录会簿、商业簿、科举簿、家计簿共8 册。石仓契约的收集与整理工作采取了在地保护的形式，坚持“原件就地保存、副本公藏研究”的原则——契约文书经修复与电子化，录入“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再归还当地村民，从而使这些文书持续留存为当地文化一部分，避免流失。

研究显示，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阙氏宗族从闽西迁徙到石仓定居。阙氏祖先利用山中溪水冲刷土壤中的铁砂，发展手工业炼铁，并将炼出的铁沿松阴溪运至温州。温州供货商再将铁材卖往富庶的江南，形成了“石仓-温州-江南”贸易纽带，偏僻的山村因而维系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契约成为规范和约束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阙氏在炼铁过程中逐渐积累财富，买田置地，建造大屋，造就了今日契约文书和清代建筑两大特色[11]。

2014 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介绍石仓契约的整版文章《浮出历史的“锅底”》。2019 年，浙江电视台《中国村落》节目组依据石仓研究成果，拍摄了专题纪录片《浙江松阳石仓村，古老村落坚守信用》，介绍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信用机制和关系网络，使曲高和寡的学术成果得到了通俗化的传播，并为当地村民所熟知。

（二）乡村博物馆与公共文化空间营造相结合

石仓系列研究论文和报道刊登发表后，古村改造和旅游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方政府以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为契机，积极开展石仓村落群的保护与重建。松阳县政府于2014 年牵头聘请了专业团队承担契约主题博物馆的设计建造，同时开始了一系列以文化引领乡村的探索实践。北京DnA 建筑事务所为松阳的乡建项目定制了“建筑针灸”计划，意为在传统村庄的经络和肌理中，通过植入小体量艺术建筑，激活整个村庄的文化生态，让村民对乡村价值产生新的认识。

石仓契约博物馆由青年建筑师徐甜甜设计，选址在六村，占地面积2573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341 平方米，投入资金近千万元，于2017年竣工。博物馆充分遵循原始村庄的布局，依山坡而建，位于村庄和梯田的交汇处，墙体采用当地石材砌筑方式；尤其以理解和尊重乡村夜晚环境为前提，以“暗”作为博物馆照明设计的出发点[12]。2018 年，石仓契约博物馆、红糖工坊、王景纪念馆、平田农耕馆、油茶工坊等乡村博物馆项目，以及大木山茶室、石门圩廊桥等九个作品一同组成“乡村变迁·松阳故事”，参加了德国柏林Aedes 建筑展、威尼斯双年展，使中国乡建故事亮相国际论坛，“推进人类共同面对的乡村振兴这一课题”[13]。

居民参与是乡村博物馆发展的核心。“在村落变迁与转型发展中，公共空间始终是乡村文化传承和村落共同体延续的重要载体。”[14]契约博物馆的文化和公共空间相比管理森严的城市博物馆更加开放，既提供文化展陈，又是村民聚集共享的场所。博物馆最大限度向村民开放，南北两侧形成半围合的庭院式小型广场，北侧直接与村庄相连，成为村民休憩纳凉的公共文化空间和休闲场所。开放场地在节庆时会举办民俗表演，室外北侧广场成为当地儿童表演非遗项目“山边马灯”的固定场所。契约博物馆因而扮演了公共文化空间的角色，成为村落共同体延续的有机体。

（三）传承熔铸诚信重礼、邻里守望的乡村共同体价值

契约博物馆成为石仓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不仅通过文书的陈列，还原了几近消失的浙南乡土生活，也展示了客家移民阙氏从福建迁徙、淘沙炼铁、开枝散叶的百年家族史。石仓村民在数百年的族群互动中产生了清晰的地权观念，也自发形成了有效运转的土地市场规范。博物馆将契约文书的内涵概括提炼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文化”。

传统乡村具有“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以及耕读传家、积德行善等道德教化价值[15]。随着石仓研究的推进与深化，松阳县依据石仓簿册文书《阙氏宗谱》《重修下邳阙氏家乘》《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等回闽路程》成果，进一步修建了丽水市首个以家风家训为主题的阙氏家风地方文化馆。家风馆共分家规家训物品展陈区、家规家训匾额复制品展示区、国学讲堂区三个部分，成为族规家训学习传承的教育基地。据罗香林先生研究，历史上的客家移民处于人数弱势，因而重视文化教育，对科举仕进特别重视，具有耕读传家、崇文尚学的族群特征[16]。文书显示，晚清时期在阙氏与地方乡绅的共同努力下，石仓地区出现了传统中国公益互助组织“宾兴会”。“宾兴会”意在帮助村内贫困举子应试、入学、登科，典出《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寄寓着乡贤高远的善俗理想。阙氏家风馆将晚清松阳的科举宾兴现象提炼为“耕读传家”和“邻里守望”的乡村共同体价值，在内容层面进行时代转化。此外，松阳县有关部门在阙氏家风馆向未成年人开展家训传统文化教育，重编《松阳族规家训》，把优秀家训编入村歌、纳入儿童开蒙礼等，并举办聆听家风家训和基层党建好故事活动，从而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和创新。

（四）文旅融合，激活闽汀特色乡土文化

契约博物馆在每年的5 月18 日“国际博物馆日”都会举办“水墨石仓——客家文化展”，呈现石仓客家人的祭祀、节庆、嫁娶等民族文化，以及脱谷、酿酒、泡豆腐等客家饮食文化。游客还可以在馆内深度体验客家传统婚嫁仪式。契约博物馆利用节庆活动表现在地民俗艺术，为博物馆观光制造兴奋点，从形式上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契约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旅游新景点，增加了游客量，带动了周边的人气，解决了山地村落民宿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客源问题，从而吸引了外来资本投资。松阳县在博物馆项目基础上招商引资，启动了“鸣珂里·石仓文化民宿”项目。民宿于2017 年10 月正式签约，2018 年2 月营业，选址紧邻契约博物馆，利用当地闲置民居作为建筑主体，有效实现了夯土老屋的活化利用。民宿通过“文创+乡村”的发展模式，将非遗项目“松阳豺虎画”“山边马灯”等地方文化IP 打造成手机壳、帆布袋等一系列文创工艺品，形成富有当地特色的文旅融合产品体系，通过游客传播非遗文化。文化民宿不但反哺了契约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行，还和大东坝镇合作成立司机与厨娘团队，承接游客接送、游览和饮食业务，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实现共生共享。“鸣珂里·石仓文化民宿”被评选为“2019浙江非遗特色民宿”，并且带动了一批当地特色民宿的发展。2019 年，大东坝镇共发展农家乐民宿35 家，新增民宿床位819 张，累计达4651 张，全年民宿营业收入1.6 亿元，同比增长26%[17]。

此外，大东坝镇进一步深入挖掘人文和自然资源，串点成线，开发出“江南客乡·水墨石仓之旅”旅游线路，并于每年正月举办主题为“尝石仓风味、赏客家文化”的民俗风情文化节，带动乡村旅游发展。2020 年，茶排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并且成为3A 级旅游景区村，集文化、休闲、养生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乡村民宿产业逐步壮大。

三、地方文献推进乡村文化保护振兴的空间与进路

由上文的调查研究可知，以客家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为契机，经过高校学者、地方政府及当地人的努力，浙南石仓闽汀特色的乡土文化被重新激活，村落实现了复振，相关旅游和节庆活动日渐兴盛，村民的文化自信得到了重塑，也促进了客家文化自身的延续和传承。

（一）基于乡愁记忆的村落文化恢复机制

地方文献是乡邦艺文书籍之总汇。家族口传或沿袭的文献与地方意识是传递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契约、方志、族谱、账簿、碑刻等民间文书资料，真切记录了居民生活形态、人文地景风貌，能够将消失或濒临消失的村落传统留存下来，为后人接续历史根脉，保存具有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的文化遗产。

地方文献能帮助建构或复归传统文化形态。作为乡村社会运行的根源性力量，文化为乡村提供着精神动能和道德滋养。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逐渐式微，乡村社会秩序出现了断裂。然而，“文化也是有‘记忆’的，原来的文化可能遗存于传说、文献、遗迹、遗物中，一旦有适时的环境，便会‘复活’”[18]。譬如记录贵州清水江地区苗族、侗族生产生活实况的“山林契约”就促成了清水江流域文化的复振，再现了明清时期沅江上游区域繁荣的木材贸易市场，也找回了真正贴合原住居民的历史记忆。2019 年，贵州都匀进一步建造清水江国家级湿地公园，用以传承延续近500 年的木商文化遗产。

在松阳石仓案例中，当地居民迁徙自福建汀州，节庆、嫁娶、祭祖、饮食都保持了独有的客家习俗；但他们长期以来并无“客家人”概念，只以“汀州人”自居。曹树基教授通过厘清移民源流，考证石仓移民当属客家人[19]。此后地方政府使用“客家人”概念，依托独特的客家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业，客家民俗记忆与真正的原乡认同被激活。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乡邦闾巷之人的次文化中常有与士大夫不同的版本”[20]。民间文书与庙堂“宏大叙事”的区别就在于其“乡土色”与“接地气”。真切的地方史可以嵌入日常生活实践，与在地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发生联结。在这个意义上，乡邦文献承载了一种集体的共识，这种共识形塑着人们的自我认知，也凝聚着地方认同。因此有必要通过细碎化的文书记载，重建真正的乡村社会记忆，尊重地方传统习俗和居民生活形态，把民间传统与民族文化纳入乡村建设，融入时代感和现代性，重塑田园风光和乡情乡愁。

（二）基于多元协同的民间文献共建机制

文献有其固有的生成流传空间，许多档案性文献散落民间，各级档案机构时常无力顾及，因此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文献资料共享、共建机制，尤其需要高校学术科研力量成为助推文化复兴的新引擎。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提出：“发挥高校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全面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持的“清水江文书”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持的“石仓契约”是两次典型的高校民间文献收集整理实践。这两个项目确立的“原件就地保存、副本公藏研究”原则是民间文献搜集工作的一大进步，既保护了当地文化遗产，方便了学术研究，也维护了历史资料的全息性[21]。2000 年以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锦屏县政府合作实施民间文书整理计划，形成一种学术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收集地方珍贵文献的模式。不仅如此，2015 年，贵州台江县档案局发布《清水江文书收集公告》，进一步面向全县居民征求“契约、簿册、官府文告、古典书刊、历史人物传记、家谱、族谱、戏剧脚本、山歌抄本、诗文集、记事本、字画、碑刻及其他实物档案”[22]。通过依靠社会力量，增进公众参与，社会各界一起关注当代历史文献收集活动。在本文的案例中，有村民受到研究者的影响，凭借在村中的良好人脉，主动收集文书达上万件，并在家中建立了“石仓文献馆”[23]，在民间层面形成了发现、重视、保护文献资料的意识。在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一方面，应当引导高校在学术研究中植根乡土乡村，发挥人才培养、学科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优势，协同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立足实际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需要汇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地方文献收集整理的共建机制，以乡情为纽带，发挥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让收集历史文献、关心乡村文化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三）基于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

地方文献有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振兴，但是其本身缺乏与现代文化对接的能力，因而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在本文的案例中，乡村博物馆和地方文化馆成为民间文献的有效载体，综合了知识诠释、艺术观赏、历史研究、教育推广等多元价值功能，也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产业发展相融合的产物。

依托地方文献开发旅游资源，是形成区域特色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有效途径。加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问题的核心。文化提升旅游内涵，旅游传播地方文化，两者之间辩证统一。有学者指出，地方文献具有“为景点修建提供参考”“增加景点、文物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增加文化内涵和对游客的吸引力”等潜在优势[24]。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利用地方文献宝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链。典型的范例是广东省云浮市凭借“六祖文化”，打造禅宗主题的综合休闲旅游基地“禅域小镇”。六祖惠能在广东传法长达37 年。地方文献汇编《广州大典》对惠能及其弟子的活动，以及其后广州地区崇奉六祖的相关事迹、遗址多所记载[25]。佛山西樵百西村就依据方志修缮“六祖古庙”，举办“六祖诞”系列民俗活动，再现岭南古村建筑风貌。云浮市新兴县在“禅域小镇”排演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圣域·六祖大典》，将惠能在文献记载中的传奇一生进行舞台呈现；同时带动周边发展禅宗文化艺术村，吸引国内外高端佛教文化机构以及文创产业研发组织入驻，对岭南特色禅宗文化传承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文化产业具有周期长、收效慢的特点。不同区域的乡村文化随时地人情而异。气候、山水、语言、地理等因素的差别导致不同文化实体内部的资源形态也是千差万别的，需要挖掘定位真正的特色文化资源；而那些急功近利追求经济效益，没有任何文化根基的乡村旅游产业，实与“原生态”文化相去甚远，不但会削弱文化的真实性，更造成同质化所带来的游客审美疲劳。松阳石仓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整理，激活村落历史与民俗，通过打造知性深度的乡村文旅，最终使昔日空心化的山地村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四、结语：从地方文献认识乡村文化的主体性价值

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近代革命变迁的起点。然而晚清以来，乡村的人力、物力大量向城市单向集中，造成了乡村的衰落，乡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农村文化被当作是‘愚、贫、弱、私’的象征，农业从主导性地位降低为从属性地位，农民成为乡下人，成为被改造对象。”[3]对农村文化价值认识的偏差，加上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导致了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丧失了主体性。

石仓文书表明300 年前的清代浙南山村并非刀耕火种的落后地区，而是一个具有商业精神的繁荣市场，甚至隐约走上了内生于农村的工业化道路。村民用契约规范经济生活，自发形成了有效运转的土地市场规范。村民们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细致周详、具有现代雏形的市场机制。再如，李伯重在明清地方志中发现的“江南生态农业”经营方式，在高生产率的同时追求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彼此协调，已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意义。而这种具有高度经济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经营模式正出自江南村镇“心智咸儇巧异常”的农民[26]。可见传统乡村中有很多东西，本是后人应当继承的珍贵遗产，但是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落后”的偏见影响下被忽视了。如果继续将“乡村-都市”的空间二元结构，与“落后-进步”“传统-现代”的时间二元结构相勾连，并为这种偏见所蒙蔽，那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无法培养农民对乡土文化的真正认同，更无法消除对农村落后愚昧的文化偏见。

让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成为真正的主体，重建文化自信，重获尊严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见，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有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三种来源。地方文献不仅包含了明清传统文化，也包含了20 世纪的红色革命文化。根据浙江省松阳县档案与文书资料，炼铁业是石仓社会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民国年间，阙家后代靠着炼铁收入，创办电厂和碾米厂，成为松阳现代工业的创始人。由此可知，清代石仓传统的炼铁业为现代工业开启了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深受手工业传统影响的当地干部组织民众自发开展了一场较为专业化的炼铁运动，其中又以石仓阙家帮助设立的铁炉最为成功。传统铁炉的高产量强化了当地民众的自豪感，其一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中。群众炼铁活动也给石仓人带来了充满骄傲的回忆[27]。可见基于地方文献，对农村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重新挖掘整理，肯定其价值，乃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且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和历史书写的主体。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地方文献在传统村落振兴中的作用，努力挖掘民间文书的文化价值，将其转化为实现村落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使农村传统文化经过激活、熔铸、转化，在实践中传承、发展、创新，最终达到乡村的繁荣兴盛。